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郝铁川: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理分析

更新时间:2021-11-18 10:08:30
作者: 郝铁川  

   内容提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关系中,党通过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和党指挥枪等做法,为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提供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实现法治必备的前提条件;党通过票决和协商两种主要民主形式的检验而实现民主执政,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党对人民内部各阶层间利益的提炼、整合,找出了最大公约数;党的领导在政治方向、组织人事和思想理论方面为依法治国提供了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结合、执纪和执法相贯通则为党的长期执政起到了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民主  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重大理论命题。习近平指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条基本经验。”[1](p.2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深刻阐明:“全面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p.104)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不难看到,近年来,法学界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专题的学理论文相对较少,深入进行法理分析的论文几乎没有。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这是一个涉及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命题,介绍容易,深入进行学理分析较难。经过多年收集资料、梳理思考,笔者拟从法理上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加以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党的领导为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提供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说过:“不是社会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3](pp.291-292)根据唯物史观,笔者始终认为,贫困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愚昧无法治。①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民主法治赖以运行的前提条件。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的亨廷顿和他的学生福山对此都有论述,②他们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要机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第一位的任务是保持社会稳定,建立一个权威、高效的政府。

   (一)党的领导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在封建社会,中国人生活在不同的宗法家族圈里,崇奉的是自己的祖先,对宗族圈外的人则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心理,自然经济也让人们自给自足,不用更多交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封建专制统治让人们麻木、恐惧、封闭自保,所以整个社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近代自然经济没有被市场经济完全取代,加之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人们没有自由的公共生活,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闭哲学,孙中山叹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外国人也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一盘散沙,这是几千年来统治者所未解决的一道历史难题。

   中国几千年来还存在梁启超、孙中山等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的一个问题:社会一盘散沙连带造成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和这个国家国民的强弱成正比。他发现,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因为三大误区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一曰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二曰不知道国家与朝廷是有区别的;三曰不知道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究竟如何。③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民权初步·序》中也指出,“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④在笔者看来,“一盘散沙”除了孙先生所讲原因之外,还与古代和近代的祖宗崇拜有关。每个家族只尊重自己的祖先,家家户户供奉着祖先牌位,结果出现了梁启超、费孝通等所指出的国人没有公德,仅有私德;只有私人生活,没有公共生活;只有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生活。⑤

   军队本来是国家的,但一个人统领久了,就想变成私人的,甚至当朝廷国家衰落之际,便有私人组织军队,军队私人化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军阀出现。这就是一部中国历史经常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中运行的重要原因。

   谁解决了中国历史的这道难题?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通过支部建在基层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建设,以及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实现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不仅解决了历史难题,更为民主法治的推行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一靠在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中建立党支部,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对国民的束缚;二靠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把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基层党组织构筑成了一个“上下左右”的治理网络;三靠党指挥枪原则,打破了军阀把军队私人化的藩篱。

   支部建在基层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产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的一大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对工人的领导,注意在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发展党员。1922年7月,党的二大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第一部正式党章。其中第四条规定,各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附近都应广泛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党的小组。1923年7月,党的三大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将原来第四条“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的规定,改为第五条“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⑥

   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12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⑦这是在党的章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此后,“民主集中制”成为党始终遵循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强调“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使全党上下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形成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同时,加上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民族、各个阶层都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发挥组织优势解决了过去社会一盘散沙的问题。在各个层次、领域建立党支部,通过民主集中制把各个支部组织起来,加上1927年9月三湾改编确立的坚持党指挥枪原则,中国共产党用这三个措施解决了社会一盘散沙、军阀分裂割据等历史难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当属首创。

   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有秩序,不一定有现代民主法治,但无秩序,则断无民主法治。这难道不是早已被近现代上百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证明过了的事实吗?⑧

   (二)党的领导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和办急事,保证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顺利进行,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4]

   中西现代化之间存在时间和道路的不同。就时间而言,英、法、美、德等西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比中国早了三百年;就道路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因而走出了先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再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一条社会主导、自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近乎一无所知,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茁壮成长,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痛感落后,才开始奋起直追,试图走一条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现代化的道路。

   当清朝步入“康乾盛世”而沾沾自喜的时候,16世纪的欧洲开启了文艺复兴,英国颁布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率先跨入资本主义社会。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在清朝大搞文字狱、禁锢天下士人思想之时,美国大陆会议接受了《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所有公民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804年,拿破仑拿着《法国民法典》向所有法国人宣布:公民一律平等;保护私有财产;公民可以自主择业;废除农奴制,保障农民权益,等等。

   1840年,入侵中国的列强欲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古老中国遭遇空前严重挑战,面临极其深重的生存危机。这就决定了一批有识之士力主必须尽快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但历史已经证明,洋务运动破产,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但由于种种局限,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越陷越深。⑨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经过大革命洗礼、土地革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在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就存在两个“最高”,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这两个“最高”确保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了中国能够以较快速度、较好质量追赶并超过发达国家。

   法治建设方面,也体现了党和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例如,为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18年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实践表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组建,对全面依法治国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二、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就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同时通过民主制度的运行而接受人民的选择、检验和认可。因为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从根本上维护的是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所以人民当家作主离不开党的引领。自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单一利益主体分化成众多利益主体、社会阶层等情况,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从多元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中提炼出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一)党的主张需要经过人民民主程序的检验,实现与人民意志的统一

革命战争年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和平建设年代,执政党管理国家及其社会的有关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执政权力的行使,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经过人民政协的协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743.html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