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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

更新时间:2021-11-18 09:23:05
作者: 张祥龙 (进入专栏)  

   孙向晨教授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以下简称“《论家》”)一书提出了理解中国现代进程的一条哲理新径,即“个体”与“亲亲”代表的“双重本体”的思路。它与曾经出现和流行的另一些相关说法,比如启蒙与救亡、革命与保守、国家与个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古与今等皆有所不同,甚至也不同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立,因为它将双方的哲理内核直接标出,对两者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解释(比如从单纯的对立到互参式的对立),廓清了笼罩其上的一些混淆,最终将“家”的问题“突出”到了“本体论的”层次。这种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将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有理有据地转变成了“在世代之中存在”,使得家的时间性成为一个重大哲学主题。

  

   本文将对《论家》的双重本体说作些评议,同时提出不同的看法,由此引出关于家的原初地位及其本体身份的讨论。然后,将集中追究这种身份的哲理体现,也就是代际时间。在这样做时,当代西方的现象学和中国古代的《周易》都是我们的助力,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这种时间,特别是孝意识时间中的“时晕”和“几微”如何生成的问题。

  

   两体还是三体

   《论家》指出,现代性的个体原则是不带有道德含义的,“个体优先”中的个体是本体,独自挺立,先于一切属性,包括道德属性。此为个体自由的第一义,它与海外新儒家所说的“道德个体”——个体自由或自由个体的第二义——不同。无论新儒家如何“自我坎陷”,也达不到某种意义上的天赋权利个体,于是也就迈不过现代文明的门槛。向晨教授主张,不管这种个体主义有多少缺陷(对此他有清醒认识),任何现代意识都躲不过它,就像以前的小孩非要出了天花才可进入安全成长的地带。

  

   现代性还有一个根本原则是“亲亲”(亲爱你的亲人,首先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或“亲亲为大”。

  

   它不仅是“文化特色”,还是一个终极本体,是儒家道德的不二源头。所以,“‘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一种本体论地位,而‘孝’则是连接世代的‘家’之核心德性”。这就点明了中华文明首先是儒家道统的真实本源和“核心价值”,与当代新儒家主流乃至宋明理学中要含糊掉这个本源的倾向划清了界限。

  

   《论家》主张,要实现一个健全的中国现代文明,以上两个相互独立的本体都是必需的,不要想“把一重‘本体’的内涵嫁接到另一重‘本体’之中”。尽管它们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各有局限,或在发挥其重大长处之外各有弊端,但都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个体为重”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而“亲亲为大”则是“中国传统中伦理体系的基础”。它们如果能够两峰并立,那么就可互克其短并扬其长,造就一个“稳健的、完整的现代社会”。

  

   《论家》的主张自有其睿见,特别是能看出“亲亲为大”的两重核心价值,即对于儒家的和对于现代(及未来)中国的本体地位——对于前者是唯一的,而对于后者是两重中的必要一重,并作出了多角度的精彩阐发,可谓慧眼识珠、拨云见日。它不再试图调配包含各种价值的鸡尾酒,批判这一面,吸收那一面,而是坚持成色十足的两种原则或价值的共在并用,给人以爽利之感。

  

   然而,只用双重本体论来说明现代中国,为她的将来指明成功之路,却似乎还未完满。《论家》中多次讲到这两个原则在现代中国的双重失败,“在现世的中国,‘个体’并没有真正确立,‘家’则在不断没落”。那么我们就可以发问:到底是哪个原则占了主导呢?概而答之,就是“集团”,一种好像是更高级、超越的本体。其实,历史上“个体”原则的提出,并非主要针对“家”,而是针对“集团”,其可表现为教会、机构、党派、国家,或它们代表的意识形态。《新青年》等杂志的失偏处不在于提出了个体原则,而在于将它主要针对着亲亲之家,或代表着它的传统。这样一种总在歪打却也总没正着的策略,一直被沿袭。

  

   如此看来,就不止有两个本体,而是有三个,即个体、家和集团。在这个三体结构中,个体与集团占了两个极端,都曾以各种形式被西方传统哲学奉为实体;而家或亲亲则绝不是这种实体,它只是本体,而且是居于另两者之间的更加源发的本体。家养育了个体,却不止于个体;家中出来的人们可以尊奉某种超越原则而组成集团,但家不是这种集团。从人生和历史的实际生活经验或“事情本身”看来,这三体里边,只有家是自足的和源发生的。所以,要真正理解中国的现代乃至未来的命运,必须看到家的这种原本体地位,并且领会造成这种地位的哲理原因。

  

   从西方哲学来审视“家”

   家的哲学身份是什么?可以通过中西哲学对比的视野来审视这一问题。关于终极存在,西方传统哲学有影响的诸主张中,有的认为是数,有的认为是理式或理想形式,有的认为是个体,有的认为是最高的位格实体(神),有的认为是主体(在政治哲学中可表现为国家主体),有的认为是物质,有的认为是感觉。到了当代,则出现了新的观点,比如认为意愿、实证、效用、机体过程、绵延、意识流、内时间、情感化人格、缘发生、生活形式、身体场、他者、结构等是更为真实的。

  

   家不是个体,也不止于个体的集合,因为它包含了、生养了、保护了但又超出了人类个体,具有其本身的历时存在,绝不止于某一种社会契约。但由于有姻亲、远亲等关系,它也不是一个与其他的家有清晰分界的实体,因此它自身也并非一个更高级的个体。如孙向晨教授所言,人从来和首先就“在世代之中存在”,所以“‘亲子’关系是一种较之‘个体’存在更为源初的关系”。亲亲中的家人是人类的原形态,他们/她们溢出了个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但家又不是普遍性的形式实体,因为它不可能没有身体和情感这样的生命质料和正在生成着及被生成着的生命关系。

  

   家或家人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我”,它首先是前反思的存在,不遵循“我思故我在”的逻辑。但家也不只是物质性的,因为家人之间从头就有爱和超力量的“叠加—纠缠”形式。量子纠缠—叠加表明某种物态也不可充分对象化或“局域”化,似乎与爱和非力存有遥远的呼应,但亲亲之爱的可直接体验性和丰富性是无与伦比的。家有很感性的一面,但也不缺少智性和精神性,没有哪个可持续的家不具备生存的策略和凝聚家人的精神传统,比如家内的礼规、家外的联盟和祖先崇敬。简言之,家不属于西方传统的任何一个哲学范畴,在我们前面谈到的“三体”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原本地位。所以,这种三体关系不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各自独立地相互作用并因此乱象丛生的关系,而是一源二流(或多流)的太阳系中的可和谐关系。

  

   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新进展为理解“家”提供了助力,尽管还需辨认析取,比如“意愿”(Wille, 又译作“意志”)、“绵延”、“身体场”等学说,已经与人的身体及其感受不可分割,可以纠正传统西哲忽视意向性身体的倾向,为理解家的真实性做了准备。又比如,舍勒阐发的情感人格说,打破了西方哲理偏重形式和囿于个体/普遍二分模式的传统。人格源于情感,又与价值行为相互作用,所以它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总体化、社团化(包含家化)的。这种人格及人性观开始靠近儒家的家哲学。而且,价值感受和人格特性并不落后于我们对客体的感知,甚至会影响后者,这就突破了西方近代哲学割裂价值和客观实在的传统,有助于削弱对家哲学的泛道德主义之类的指责。

  

   特别重要的一个进展是发现“活时间”——不管是内时间意识流还是生存时间——是理解真实存在的终极视域。在列维纳斯那里,这种时间甚至具有了代际时间的特征,尽管还是残缺的或断裂的。而代际时间乃至广义的现象学时间,正是领会“家”及“家人”哲理性的一个关键。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流,几乎都追求超出时间而达到永恒或确定不移,只将时间看作感性经验及其对象的形式,但在柏格森的绵延说和现象学潮流中,时间获得了它本该具有的深意和根本地位,这为理解家的哲理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理的主流提供了当代契机。

  

   阴阳化的家时

   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周易》影响深远。“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儒、道皆看出天道的原动机在阴阳,而阴阳源于并必表现为生存时间,所以天道即深刻意义上的天时,天人相通的契机就在“时中”。“阴阳”取自日光的向背,而日月体验及其生命化和代际化则是古人生存时间和空间的来源。这“时”首先不是那去而不反的物理时间,而是被人直接经验到的、循环往复的日时、月时、四时、年时,其要害在于切中关节的时机(几微),领会并跟随它就能为人生带来智慧、丰收和幸福。所以有见地的易学家认为:“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易汉学》)

  

   《易》从形式上已经有了家的结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周易·序卦》)这里的“天地”是阴阳、乾坤的另一种表达。阴阳对立互补,相交则必生成气与物,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根既然是阴阳气化,那么万物中最能体现这一本性者即为存在之翘楚,故“有男女”;男女属于人类,他们必朝向家庭,故“有夫妇”;夫妇生育子女,构成家庭之核心,所以“有父(母)子(女)”。由此看来,家与代际关系并非偶然,而是阴阳生生必导致的最灵秀的生命结构。

  

   又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周易·说卦》)这里将阴阳的家结构,凭借卦象家庭化地表达出来。乾坤首先不是宇宙论的范畴,而是家化结构的发生因子,它们势必呈现为天地及父母,所以也就必通过相互“索”求和交换“基因”(阳爻和阴爻)而生养六个儿女,即八卦中的其余六卦。

  

   此“乾坤(父母)生六子”之说尽管重要,特别是在汉代、三国儒者们的解《易》构架中,但也只是众多卦象赋值模式中的一种,没有取得本源地位。孔曾思孟代表的儒家主流则确切无疑地主张,家及其家人关系——首先是亲子关系——是本源,既是人生、道德、教化、政治的本源,也是儒家全部学说的源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此外,儒家也以各种方式哪怕是间接地表示出了家的代际时间本性。如向晨教授所指出的,家人亲亲的一个最重要体现是孝。《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孝意味着子代或后代对于亲代或前代的爱敬扶持与继承,是一种家人代际的回爱。儒家之所以最为强调孝,是因为孝道的反哺追源更明确地展现出代际时间的回旋特性,大大不同于个体生命所寄托的那种时间,为人生带来根本的希望。

  

可以从《周易》的一个卦象来窥见阴阳化、家化的代际时间的“形而上”特性。如果说《咸》卦显示出,夫妇相交感通可建立家庭的话,那么《复》卦的一阳来复,爱意反转,则意味着代际时间和家庭本体的构成。这里,子女的孝爱良知将父母的逐渐衰老乃至死亡(《姤》→《遁》→《否》→《观》→《剥》→《坤》),反转为家生命的再次诞生和成长(《复》→《临》→《泰》→《大壮》→《夬》→《乾》)。孝不仅是还报父母生养之恩,也不仅是服侍年迈父母,同时也在构造那回旋成晕的代际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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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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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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