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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 姚明辉:以圣化神:德位信仰的秩序与心态——王权敕封祠神中的双重神圣特征

更新时间:2021-11-18 09:17:27
作者: 李向平   姚明辉  

   【摘要】公私关系是传统中国配置权力与神圣关系的载体,它能把超社会圣明崇拜与自然神灵崇拜直接呈现为不同属性的王圣—私神格局,最终形成以公控私进而以圣化神的总体圣神秩序。中国历史上王权敕封祠神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王公圣教与民间祠神的双重神圣化。一方面是处于私领域、自然崇拜的祠神及其信奉者凭借官方认可而纳入“王公”圣教秩序中而获得正统资格,依附于整体圣神结构;另一方面是超社会崇拜的王权基于民间神祇资格的把控,在庶民社会中实现自身的显现与证成而建成祠神秩序。在此过程中,“以圣化神”和“德位信仰”的双重建构,形成王公教化掌控民私祠神的德位信仰、圣神等级,最终建构了“神圣依附”的心态秩序及其衍生机制。

  

   【关键词】双重神圣;以圣化神;公私关系;德位信仰;神圣依附;

  

   【作者简介】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宗教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姚明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宗教社会学话语体系及其本土知识结构研究”(18ZDA230);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创计划重大项目“中华文明信仰与当代中国心态秩序重建”(2019-01-07-00-05-E00011)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神圣”几乎存在于所有文明结构之中,并以其“神圣无意识”的形式塑造着文明的形态及其发展,所以,对神圣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深层探索。本文即以传统中国的“圣神化过程”为核心线索,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讨论传统中国神圣事物的建构方式及其所形成的秩序,也就是神圣性质的界定标准、神圣领域的范畴确立、神圣观念的塑造历程以及神圣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所形成的规则等问题。

  

   在以基督宗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宗教社会学中,神圣化的建构过程是以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这种对立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通过与世俗进行“异质性”的互斥在彼此剔除之中达成神圣的确立。然而于传统中国而言,“神圣-世俗”的理论模式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为传统中国语境下圣与俗之间虽有分野,却并不存在互斥的“异质性”冲突。也正因此,这个原本是神圣建构方式的差异问题在西方的对照下于近代被理解为中国是否存在宗教的大困惑,而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再次改换面貌,体现为了国人的信仰焦虑,这些都牵涉到中国信念结构中“神圣-世俗”的模糊关系。对此,需要深入讨论的底层问题是,缺乏圣与俗的互斥性对立是否就意味着神圣结构的缺失和神圣秩序的无存,以及此种神圣结构和秩序具备着怎样的建构逻辑。

  

   迥异于基督宗教式的“圣-俗”二分,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神圣是以天命王权为主轴的整全性、等级性的存在,建立了涵盖一切、无远弗届的总体神圣方式。但是,总体神圣方式虽然以王权为主轴,却并不意味着其是唯一的神圣存在,恰好相反,王权常常需要通过其他神圣事物而体现自身的神圣与权威;另一方面,总体神圣也不意味着全体的神圣,无差别的神圣和无差别的凡俗没有什么不同,而是通过神圣资格的有无、神圣程度的不同形成等级性的建构,并最终形成相应的神圣规则与心态秩序。这两个方面便意味着:第一,王权占据着至高的神圣地位,甚至拥有着神圣赋权的功能;第二,除却王权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神圣事物,其与王权的关系很可能规定了其神圣属性;第三,神圣事物之间的关系亦有可能依据王权而建立。这其中,便内含着极富张力甚至是悖论式的神圣化过程。

  

   进一步地,如果继续深究为何这种神圣化建构方式得以成立并且能够于千年中运行不殆,则会触及另一对隐而不显的基本关系-公与私。故此,本文以天命王权下的敕封祠神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总体神圣权力经敕封祠神而渗透于民间社会的具体方式,讨论在此过程中天命王权如何转化为天下臣民所普遍接受甚至是崇敬的信奉结构,并进而在王权阻断上天与祠神间直接关联的同时,将其自身介入于民众对祠神的祭拜之中,以使祠神虽然只为民间的私人信仰,却亦无所逃于王权的定义与操纵,从而使神圣王权穿透百姓的自我私域,最终达到公私整合、以公控私、以王权之圣点化民间祠神之私的神圣目的。

  

   二、王公与祠神之间的公私关联

  

   公私关系的产生根植于人类群居式的生活方式,因此它形成于社会构成之时,又作用于社会基本规范之内,既标识着社会根本形态,又形塑着人类行动准则。就传统中国社会中神圣结构的公私特征而言,公私与神圣更多的是“权力-身份”结构的重要体现方式。具体而言,作为“公”之主轴的王权其本身便是以神圣信奉的方式存在,与此相对的,民间祠神崇拜则是私人信仰的呈现,二者间存在着一种特殊互动机制,既有等级差异,亦有相辅相成的功能互补,由此方能彰显其特殊的神圣秩序。

  

   王权之神圣所以具有“公”的属性实与“天”密切相关。传统中国的“公”“天”和“王”三个概念相互构成、彼此支撑,实为一整体结构。自古典文献看来,“天”被视为“公”的本体所在,而“公”亦成为了“天”的本质属性。如《礼记》之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1)1,《庄子》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2)2,《吕氏春秋》:“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3)3“天”赋予了内在其中的“公”以道德性、价值性和正当性而“被作为我们认识和行动的基准”,与此同时,“公”不仅分享了“天”的至高无上性(4)4,而且还承袭了“天”的“先验性的设定”(5)5,使“公”处于与“天”同构的本体状态,并一道成为了神圣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公”成为了“天”内在的、本质的属性,因此“王化所及,天下属之”(6)6也成为了“天”之公共性的内在动力及建构要求,天命王权的神圣领域便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7)7的无远弗届,万事万物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8)8,而实际上却是被置于超社会崇拜之王权笼罩之下。(9)9

  

   这是因为受命于天的“王”,乃是“公”“天”“王”三者间唯一具备实际行动能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天命”的唯一承接者,“王”也是“公”的实际承担者、受益者和推广者。这就促使“天”与“公”结合紧密而通过“王”得以“化虚为实”。尽管超社会崇拜之“天”可为“公”提供包括道德、正当乃至神圣等方面在内的属性,但是却因为缺乏现实行动力机制而难以将其渗透于社会日常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通过与“天”建立排他性关联,成为了“天下之大公这一宏伟事业的实际主持人和直接操作者”(1)10,并且建构了“天下之大公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通过以天子为首的官僚政治系统来实现”的途径(2)11,而其实践方式无疑就是天下为公的共同权力形式。故此,王权之公便体现为“皇帝权力的范围,是涉及全领域的,它不容许有跟自己相同权力之存在”(3)12,并且经由“天”之证明,构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4)13的神圣秩序及其心态,所以,“天”作为超社会权力的神圣基因,促成“王”采用“公”的实践方式。

  

   比较而言,传统中国的祠神自一开始便是“私”的,而被敕封恰恰是属于“私”的祠神通过特定的神圣化方式被作为“公”的王权纳入以其为主轴的神圣秩序之中。这一举措不仅整合了王权与神明,而且也整合了民间神祇与公共王权,意味着皇帝以公共圣明的姿态给予有功的神灵以赏赐,以规范圣明与神祇二者间的公私关系,明确其神圣差异,构成了多种神圣并存却无冲突的圣神格局。

  

   民间祠神虽然众多,但基于供奉者之间无法构成普遍有效的横向链接,因此缺乏以某祠神为核心的神圣共同体,所以尽管信奉者众,但却无法构成有效的社会交往,而大都只“是一个地方的神,而不是一个团体的神”。(5)14此外,百姓祈求之事本身就缺乏公共性与共享性,囿于一己之福,及至为关乎群体生计之事祈祷时往往又是官府介入。因此,尽管许多庙宇香火鼎盛,但却既不能够突破私人生活而形成公共神圣格局,也不能够形成“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而不受王权干预“由私人构成的公共领域”(6)15,而仅是信徒与祠神间的纵向关联,至于信众之间则停留在空间上的短暂集聚而并不能打破私领域的桎梏。

  

   由此,在“天·公·王”整体结构下,王权通过对“天”垄断性的祭祀实现了二者间排他性的直接关联,建构了超社会崇拜的同时也使其与“公”紧密相连,“公”成为了超社会崇拜的内在属性。同样,超社会崇拜也以“公”的路径建构并实现自身。相较而言,以祠神为核心所构成的信仰则属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其被囿于“私”的范围之中而无法形成公共领域。故而,敕封所论的便是属于“公”的超社会崇拜的王权与属于“私”的自然崇拜的祠神两种神圣关系,它们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可能构成的神圣化过程及其内在悖论。

  

   三、“以圣化神”的三重秩序

  

   在纷杂的祠神信仰现象中,有一个底层问题值得被首先关注,即神明是何以成为神明的?对此回答多止于“灵验”,然则与其说是神明灵验,不如说是信徒相信神明的灵验,因此“灵验”并不能作为解释性的回答。本文认为,神明“灵验”的成立根本上乃是基于其与天相勾连的建构,质言之,神明之所以为神明乃是人们相信神明因从属于天地系统而可以探得天道,通过对“天”这一究极神圣资源的分享而拥有了灵验的可能。然而,由于“王”期望通过对“天”垄断性祭祀而排斥他者与天的直接关联从而建构其唯一代理者的身份,且因王权在传统中国本身即是一种神圣存在,是需要被崇拜的对象,故与其他神圣存在便产生了天然的内在排斥。历史事实说明,王权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其他神圣存在,而是将之纳入以其自身为主轴的神圣体系之中,成为体现王权神圣与权威的证明。圣王通过对民间祠神的敕封,王权介入上天与祠神之间从而阻断其二者间的直接关联,同时将自身介入其中并承担起中介的角色,通过对祠神神圣体系和神圣资格两方面的掌控,建构起以公控私实际上是以圣化神的神圣秩序。

  

   (一)王权为圣,封神为公

  

   王权通过对祠神的敕封阻隔了其与天之间的直接互动机制,并进而宰制了公私神圣体系的建立。具体而言,这一互动过程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表面上将王权与祠神视为同一种神圣存在,然而实际上则是基于二者关系形成“神-圣”体系,进而在私性“祠神”与公共“王圣”之间共同形成秩序;二是祠神内部众神之间形成的神圣秩序;三是在被敕封祠神之间所构建的关系,是合法秩序中各类神祇如何呈现王公教化的实践方式。

  

   在第一层秩序中,私性“祠神”与公共“王圣”之间的互动机制常常要通过王圣来体现,其中既包含了祠神内部以及获封神明之间的秩序形成,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以公共圣王点化、控制私民祠神的实践模式。这也说明以往学术界有关“以公控私”的讨论,其社会学本质却是以公化私、“以圣化神”的实践模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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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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