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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什么是启蒙:过去和现在

更新时间:2021-11-16 14:04:35
作者: 姚大志  

  

   当代一些哲学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代性的不满。不管对现代性做什么样的解释,哲学家们似乎更喜欢批评现代性而非为它进行辩护。无论如何,当代哲学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满者:一些不满者希望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如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另外一些不满者则更偏爱回到前现代,如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新托马斯主义者。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评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哲学的时髦。这些批评者的做法通常分为两步:首先把现代性与启蒙等同起来,并批评启蒙;然后把“现代”与“后现代”(或“前现代”)对立起来,并试图用“后现代”(或“前现代”)取代“现代”。本文的目的是为现代性进行辩护,从而它也分为对应的两步:首先阐明“什么是启蒙”,并针对批评者的批评为启蒙进行辩护(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对“现代”与“后现代”(或“前现代”)的对立提出质疑,并说明“启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第三节)。

   一、启蒙的理想

   对于理解当代哲学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启蒙是一把钥匙。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性的批判者都把矛头对准了启蒙,也不仅因为人们在日常话语中通常把现代性等同于启蒙,而且还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脱离启蒙来讨论现代性问题:从问题的历史来看,对现代性的质疑、反思和批评都是在启蒙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没有启蒙,就没有现代性的问题;从问题的实质来看,启蒙的价值和理想与现代性的价值和理性是重合的,启蒙典型地表达了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在这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都是启蒙的结果,整个现代社会的形象都是启蒙塑造的。

   我们知道,自近代以来,西方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启蒙运动。这场伟大运动是一种深刻的思想革命,它打破了基督教在西方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局面,用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观念粉碎了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用理性的批判精神取代了迷信和信仰,用人类的光明前景来映照中世纪的漫长黑暗。什么是启蒙?概括地说,启蒙体现为现代人抱有的两个理想:一个是要获得永恒的真理,另外一个是要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

   第一个理想是关于知识的:启蒙试图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在18世纪启蒙的高峰时期,启蒙思想家坚信,我们能够洞察人性的幽暗秘密,能够把握支配历史曲折发展的背后规律,能够发现伟大自然和无限宇宙的所有奥秘。虽然古代人也有自己的真理观念,但是现代人的真理观念是普遍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现代人相信,如果牛顿力学表达了关于物理世界的永恒真理,那么它不仅适用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地球,而且也适用于宇宙中的所有星球。虽然古代人也追求真理的理想,但是他们没有(而现代人则拥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现代科学。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获得永恒真理的伟大理想,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运而生了。

   第二个理想是关于实践的:启蒙希望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启蒙不仅试图获得永恒的真理,而且也追求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启蒙思想的伟大代表之一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的开头便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自由信念。如果说卢梭的名言吹响了启蒙关于人类解放的号角,那么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则企图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提供指引:基督教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爱和信仰来拯救人类,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来实现其理想,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则试图通过劳动社会化和财产公有化来达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启蒙一直伴随着对启蒙的批评,而最严厉的批判者来自当代,特别是来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根本就没有真理,因为启蒙的真理以实在论为前提,这样不仅要求真理是客观实在在心灵中的准确反映(犹如镜像),而且还要求作为真理的观念与实在之间的对质。因为这种对质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存在启蒙所追求的真理。更为重要的是,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看,启蒙关于真理的理想不仅是一种虚构,而且还带有非常有害的后果:一方面,真理并非像启蒙所设想的那样客观和纯粹,因为真理和权力是纠缠在一起的,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而且真理通常产生出权力的后果,权力也通常产生出真理的后果,这种观点存在于福柯的“真理政治学”之中;另一方面,因为启蒙赋予真理在各种话语中以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其他话语必须向真理看齐,从而导致真理压迫弱势话语和处于少数地位的话语,这种情况被利奥塔称为“真理的白色恐怖”。

   在启蒙的批判者看来,如果说启蒙的真理理想是成问题的,那么它的解放理想就更难以实现。同启蒙理想所试图达到的伟大目标相比,今天的社会似乎不是离自由王国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看,未来一片光明;从20世纪启蒙批判者的观点看,过去异常阴暗。在许多启蒙批判者的心中,“奥斯维辛”成为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词汇,但是它表达的内容不是自由和解放,而是新式的奴役和种族灭绝。启蒙承诺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启蒙的批判者则认为当代西方社会不是自由的,而是一个大监狱,人们受到了各种形式的监视和控制。

   这些批判者对启蒙的批评确有一些道理,无论是真理的获得还是解放的实现都比18世纪哲学家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更为困难。而且,自启蒙以来的历史发展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有理由对启蒙进行反思。尽管如此,出于以下理由,我们仍然相信启蒙的理想是值得追求的。

   首先,这些启蒙的批判者把启蒙理想与启蒙理想的实现混淆在一起了,把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混淆在一起了。一方面,启蒙的理想没有实现,这并不意味着启蒙的理想本身是有问题的,也不意味着这些理想在未来也不可能实现。如果启蒙的理想还没有实现,这需要我们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这些理想。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全部都源于现代性(启蒙)。如果把现代社会的问题都归罪启蒙,既让启蒙蒙受了不白之冤,也无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

   其次,这些启蒙的批判者只看到启蒙以来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而没有看到历史的巨大进步。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自启蒙到现在,人类社会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糟了?我们认为这种回答是公平的和客观的:人类社会在整体上变得更好了,尽管在某些方面变得更糟了(如环境)。即使在这些变得更糟的方面,如环境,究其原因,既源于人们采取了现代的生活方式,也源于人口的增加。比如说,对于目前地球上生存的近70亿人口,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原始的生活方式,地球也都是难以承受的。如果单就启蒙的两个理想而言(无论是关于知识的理想还是关于实践的理想),那么人类取得的进步更是毫无疑义。

   最后,对于当今社会,真理的理想和解放的理想不仅仍然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是更应该加以追求的。让我们分开来论述,因为两者所针对的问题是不同的。相对于追求真理的理想,当代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温和的(如历史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张真理是特殊的、本土的和相对于具体处境的,否认普遍的、客观的和必然的真理;另外一种是极端的(如后现代主义),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真理,认为真理不过是霸权的名字。相对于追求解放的理想,当代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现实主义的流行。现实主义取向于当下,要求我们与现实妥协,要求我们放弃所有“不现实”的追求。现实主义不仅没有理想,而且否定理想,它把所有理想都当作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更糟糕的是,在当代社会中认识方面的相对主义与实践方面的现实主义有一种合流的趋势。

   二、启蒙的精神

   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仅仅关注启蒙的理想是不够的。启蒙并非仅仅由其理想构成。启蒙的理想仅仅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的,在这些目的后面并支持它们的是启蒙的精神。启蒙的批判者只是批评了启蒙的理想,他们并没有批评启蒙的精神。在更深的层面上,启蒙的批判者之所以能够批评启蒙,正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启蒙的精神。

   理解启蒙不仅要知道启蒙的理想而且也要了解启蒙的精神。什么是启蒙的精神?康德于1784年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回答该刊物提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整整200年之后,福柯也发表了一篇其标题同样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既解释了康德的观点,也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康德是在启蒙的高潮时期来回答“什么是启蒙”的,福柯则是在对启蒙进行了大量反思的两个世纪之后来回答的。具有巨大历史间距的两篇文章对同样问题给予了本质上同样的回答,这样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基于它们来解释“什么是启蒙的精神”。

   按照康德的观点,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成熟,是指人们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康德看来,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理性的勇气,所以他说这种不成熟的状态是人们自己加给自己的。这样康德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康德在谈论启蒙时一直使用的是“人类”这个词,这意味着启蒙是一种集体行为,是人类全体成员都参与的自己对自己进行批判反思的过程。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参与的过程,所以也是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事情,就此而言,每个人都应该是启蒙运动的一名积极成员。

   如果启蒙是同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一场思想观念变革的伟大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需要改变的是什么。从康德关于“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启蒙有两个特征。

   首先,启蒙确认了理性的最高权威。启蒙提倡运用理性,它所针对的东西是外在权威。启蒙意味着我们应该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是指我们在需要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在“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康德列举了人们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三个例子:在认识的问题上,有一部书能代替我进行理解;在信念的问题上,有一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在健康的问题上,有一位医生能代替我决定食谱。启蒙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理性与其他权威的关系:如果启蒙是我们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我们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求助于或臣服于任何其他权威。启蒙赋予理性以最高的权威,所有的事情或其他权威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其次,启蒙倡导理性的公共运用。虽然启蒙把理性奉为最高的权威,并且号召我们要有勇气来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它也对理性的运用进行了限制。我们可以把理性的运用分为两种情况:公共的和私人的。按照康德的说法,理性在其公共的运用中必须是自由的,而在其私人的运用中则应该是受限制的。康德曾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人作为公民不能拒绝交纳他按税法应缴的税款,但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来抗议这种税法的不公正。那么如何区分理性之公共的与私人的应用?按照福柯的解释,当一个人像机器零件一样处在社会中的某个具体位置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人的;相反,当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个理性成员而思考的时候,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公共的。只有当理性的运用既是公共的又是自由的时候,启蒙的目的才算达到了。

让我们对上述讨论进行一下总结。首先,在启蒙运动之前,人类不是没有理性或缺乏理性,而是没有给理性以恰当的地位。只是到了18世纪,启蒙才赋予理性以充分的自由,才给予理性以最高权威的地位,才使其他权威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其次,在启蒙运动之前,人类不是没有运用理性,而是没有或缺乏理性的公共运用。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缺乏理性的运用,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理性的运用都是私人的。所谓启蒙,就是要使理性的私人运用变为公共运用。这不是说不允许理性的私人运用,而是说理性的私人运用是有限制的,但理性的公共运用则是完全自由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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