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耀跃: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中的官民“权”“利”结构重塑

更新时间:2021-11-16 10:04:25
作者: 李耀跃  

   内容提要:提升国家动员能力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是清末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收回利权运动契合了国家动员社会力量维护经济主权和利益的富强之道,并且在与立宪运动合流中贯穿着官民之间的“权”“利”互动。国民权利话语在维护国家利权的“救国”叙事中获得国家认可和保护,为清末形成君主立宪共识提供了价值基础,进而在“预备立宪”制度框架下成为社会各界获取权力的正当性话语资源。通过“利权”和“权利”所衍生的议题,新式绅商作为国民利益团体代表参与国会请愿和地方治理,在援引新政法令谋求权利实现的过程中重塑着新政下的权力结构。四川保路运动所触发的官民冲突及解决方法则暴露了清末“预备立宪”制度框架的脆弱性。寻求国家富强之道的社会团结需要催生了君主立宪制度改革的社会共识,而社会却缺乏持续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力量以支撑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关 键 词:收回利权运动  立宪运动  国民权利话语  国家权力结构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Constitutionalism Movement  discourse of national right  structure of state power

  

  

   晚清宪法史的文本研究、思想或思潮研究、学说研究突破了传统制度史研究止于史实叙事或制度性阐释的局限[1],但借助于传统中国的“现代”建构这一宏观理论框架展开的讨论,仍然是一种“知识精英史”的进路[2],以至于对有关清末立宪社会基础的分析较为薄弱。循着思想史研究进路可以发现,“议会”“民权”观念在戊戌变法前已经进入中国,但改良派一旦进入权力话语中心又放弃(至少是修正)这一主张。一方面是朝廷上下不接纳这种挑战“君权”的改革方案,另一方面是这一挑战“君权”的主张缺乏社会基础(至少未能获得知识界的广泛共识)。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到君主立宪成为社会共识,其间是何种力量推动社会很快作出回应并且走得比朝廷更远?为什么“君主立宪”会在此期间成为社会共识?在形成这一共识及推动这一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精英的绅商阶层在立宪问题上与各级政府的互动有无其他因素参与?如果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促成这种互动?从知识史/观念史/思想史角度的讨论无疑可以深化对以上问题的认识,而收回利权运动则可以提供一个清末立宪史研究的社会参照,以便观察其时社会观念的嬗变及其与权力结构变动间的关系,理解君主立宪成为官民共识的社会基础。

   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于日俄战争前后民族自觉思想的高涨,是各省官绅相为呼应力谋收回被侵占的路矿利权而由我自主兴办路矿的民族运动①。从抵制经济侵略、与列强“商战”的国家经济实力竞争角度看,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经济效果;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收回利权运动使“国民当保利权之说”遍及全国,延及于下层社会[3]。其中的广泛社会参与及其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对建设现代性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以改良政体为宗旨的立宪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均在1909年达至高潮,成为晚清规模最大的两场社会运动。二者的内容与目标指向虽不尽相同,却同步进展而彼此呼应,收回利权运动具有“立宪参与”的色彩,立宪运动也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当时的许多立宪活动家也是收回利权运动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而收回利权运动的倡导者最终也将关注重心从利权维护问题转向立宪问题[4]。两大运动合流的史实已有前辈学者论及②,其中交织的权利观念与实践议题,及其迸发出重塑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深远影响力和内在结构局限性,尚待作进一步讨论。

  

   一、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主要动力的清末“利权”问题

  

   列强环伺下的清末中国亟须有效提升国家能力以扭转国家竞争中的危亡局面,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为其寻求富强道路提供了方向。主权独立和平等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前提,经济独立自主是实现国家富强的保障。收回利权运动具有对外抵制经济侵略和对内争取自办路矿权利两个指向,从外交和内政两个层面推动国家主权观念明晰③。

   国家利权观念的强化与国家主权意识相互促进,经历了一个重“利”到重“权”的过程。“利权”一词在古代中国主要关涉内政范畴,涵指统治权力中区别于“政权”的货币铸造、钱谷田赋、盐务茶税等经济事务管理及其收益控制。随着列强对华经济渗透日深,晚清有识之士开始从维护中国经济利益的外交角度使用“利权”一词,强调国家经济利益及其管理的自主性。不过,该时期的主张中,收回利权的方法或鼓励民人“仿照凑集公司”,或仿造机器货物④,或官局扩充资本⑤,强调的是振兴实业进而与洋商争利的策略和手段,关注的是对外交往中经济利益的丧失,因此更侧重于利权中的“利益”之争[5]。在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虽有王韬等启蒙思想家较早表现出对“国家之权”的关注⑥,但少数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将中国作为主权主体纳入国际条约秩序的思考在鸦片战争后的较长时间里并未获得多少社会认同。

   这一状况在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中开始改变,“利”的重要性让位于“权”,“国权”成为时人关注“国家”存亡的重要议题。相较于早前更关注商战以挽回经济利益,更多人开始重视外人侵蚀国家经济自主性的“亡国新法”,将关注点从“利益”之争转向获取利益的“自主权”之争。张之洞在1905年上奏中提出新订“矿务章程”应“重权轻利”,“轻利”目的则在“重权”,“其于华民生计、中国主权、地方治理必当设法保持”,“不宜过于迁就,坐弃远大无穷之利权”[6]。这种转变代表着“利权”问题的重心从经济利益维度转向经济主权维度。

   利权代表着国家主权的经济面向,收回利权运动表达着时人抵制经济侵略、实现经济独立的诉求。经济独立既是主权的应有之义,又是实现完整主权的必要条件。反观清末中国的现实,则列强攫取大量路矿利权[7],经济命脉操于他手,国家主权步步沦丧。路矿控制权与各国势力范围又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8]。利权不守,国权随之沦丧。抵御侵略、争取列国竞争中的主动性,须将路矿控制权操于我手,路矿利权甚至可以视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问题。铁路作为帝国主义“实行其侵略主义”的有效手段,是“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9]。利权的丧失导致中国在与列强竞争中进一步趋于弱势地位,正所谓“利权日削,外交之失败相迫而来”[10],维护主权首在扭转这种利权丧失的被动局面。路矿控制权关系经济独立,更关乎国权维系。“路线所到之处,即国权所植之处,亦即利权所握之处”,路政关乎国家权利保护,收回铁路自办是保利权,而“保路权”就是“保国权”[11]。利权不保,国权无以伸张,路矿既失,不啻亡国之兆。中国要“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12]。

   利权关乎国家存亡,不仅因其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更在其国家独立和自主意义。经济主权与领土主权、司法主权都是国家主权必不可缺的部分,具有国家根本属性的性质,“凡有主权者则其国存,无主权者则其国亡”[13]。至迟在1903年前后,国家主权不仅是一国“自己做主的权柄”,更是“没有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的至高权柄[14]。主权在国际交往中“具有不受其他限制之性质”的认识得以清晰表达。以“国家最高属性”这一主权特质观照中国现实,则中国路矿利权、关税自主权、司法主权丧失殆尽,“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15]。

   维护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使命,国民作为现代国家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参与者。“中国,中国人的中国”反映出的主权意识在20世纪初得到广泛传播[16],这一口号针对“外人”侵夺中国主权而言,将中国人团结在为国家利益而抗争的目标之下。外人侵夺利权是人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主权受损状态之一⑦。绅商各界掀起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抵制外国控制铁路矿山要求收回自办,在广泛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中,国民作为有别于臣民的身份认同主体参与进来,维护国家“权”和“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清朝当局提升国家社会动员能力以抵制外国侵略的需要,使国民及其权利保护等价值命题获得时代正当性成为可能。

  

  

   二、容纳于“利权”的“权利”话语塑造

  

  

   国民权利表达及实现需要国家的认可和保障,其正当性在西方主要指向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这一“内政”问题,而近代中国政府和精英知识分子考虑的首要问题则是国家存亡的“外交”问题。“权利”话语一旦无法容纳于国家利益而游离于国家富强需要之外,将很难成为塑造现代国家的价值基础。

   清末“权利”话语的形成是一个经由国家权利而致国民权利的过程。汉语中“权”“利”及其叠加的“权利”一词在传统文献中主要代指权势、利益,在传统义利观中本无道德上的正当性基础。“权”“利”合为“权利”一词作为英语right的对译曾被严复批评为“以霸译王”[17],舍弃了right一词自身所具有的道义正当性,但这种对译契合了国家竞争语境下国际法上的国家权势和利益维护取向,在《万国公法》使用权利对译right后虽几经争论却逐渐确定下来[18]。该时期大量主权/权利/利权话语用于证成国家对外交往的自主性[19],反映着中国谋取国际秩序平等一员的诉求。不过国家自主性观念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个人自主性的正当意义,作为个人自主性的权利往往湮没在爱国运动的国民群体权利宏大叙事中适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收回利权运动所指向的废除政府对外借款合同和收回路矿由民间自办两个方面,均隐含着绅商各界对政府履行保护国民利益职责的诉求。这些诉求将国民“权利”话语与国家“权”“利”密切结合,国民权利的正当性最终指向国权维护。正所谓志士由争“一身之权利、一群之权利”而致“一国之权利”,在广设公司投资筑路开矿风气盛行之际,华商公司“严屏外人之入股”,华人视铁路为“利国利民之要举”,全力争回自办,投资踊跃,是“权利思想发达思想之明证”[20],而权利实践的正当性则立基于“利国利民”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以“利权”为依托的权利诉求,以“救亡”为宗旨的国民意识,不可避免地推动时论将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整体对外国而言是全国国民,对内(朝廷)则以商人团体、某省地域等国民团体的形式出现。收回利权运动争夺利权、恢复主权,对外既强调中国之“权”,也争中国之“利”。“中国人”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自当在争利权的对外抗争中责无旁贷,但作为主权之基的利权又是关乎民众生计的内政问题。作为整体的“国民”是对外抗争的统一体,但国民在“中国人”的身份之外,还有不同于整体目标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权利感受。商人已经意识到,路权关乎全省利权,不争路权,所失于商界“尤属不堪设想”[21]。商界利益的维护又与省(县)域的团结密切相连,中国之“利”的表现形式,往往在以省为单位的行动中化约为各省(团体)之“利”,各省路矿之利自然归本省先享[22]。山西绅民反对福公司禁止开矿时即申明“一省之矿产,实为私业,无论士农工贾,皆其主人”[23]。“私业”的“主人”是一省士农工贾,外争中国之“权”,也是为一省/一地国民争取权利。然而,无论是商界获利最大抑或是本省先享利益,各种利益又都从整体性权利诉求中摄取正当性。

利权的丧失是政府之“私”的结果,这种“私”一方面是专制权力私借外债的恣意行事,另一方面则是朝廷只顾苟且偷安的利己下对全体国民利益的漠不关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687.html
文章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