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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中文法学之“权力”源流考论

更新时间:2021-11-16 09:58:50
作者: 童之伟 (进入专栏)  
”马礼逊给出的这句话的对应英语是:“some say, that Hēě expresses exerting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for the assistance of others.”[19]这里使用的权力一词,其含义首先和主要地是同authority对应的。但不足之处是,这中英两句话不处在字典的权字条目中,而是处在“侠”字条目中,故而其展示的“权力”与英文法学名词“authority”的对应关系没能引起中外学术界人士的足够关注。

   文字量与当代字典比小很多的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在1828年已传到日本,且很受官方和学界重视。按常理,从事英文著作日译的日本学者应该注意到其中的1815年《华英字典》中上述两句话展示的“权力”与“authority”的对等关系。马礼逊夫人在马礼逊生平回忆中记述了1828年11月18日、28日和29日在荷兰商馆服务的外科医生贝尔格(Burgher)与马礼逊的交往:前者告诉后者,日本译者正在将他的字典译为日文;马礼逊按贝尔格的建议给日译者写信订购将出版的字典,并向贝尔格支付了买书籍和印刷品的32元钱(dollar)。[20]有学者著书专章讨论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与日本学者的关系,他援引详细的史料证明了该系列的字典“在1830年的日本已得到官方的重视并开始供译员们参考使用”等事实的存在。[21]

   日本学者在1870年代用汉语“权力”日译英文法学名词power和authority,是否因为注意到了马礼逊1815年字典中对应的“权力”一词而借用之,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使用了直接与authority对应,间接与power对应的“权力”,但可惜这种用法在中国没有传播开来,致使中文法学的权力概念及其汉语载体“难产”,都是客观事实。这种情况还可以从麦都司1832年和1848年英汉字典都没有用“权力”一词解说authority和power看出来。例如,1848年麦都司字典对power的汉语解说和例词,就是以能、才能、力量、权柄、权势等为主的,没有提到权力。[22]

   19世纪下半叶的汉英和英汉字典,同样见证了中文法学权力概念载体的“难产”。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第1部分)对authority的解释也同前人差不多,依次是权势、权柄、威权,还有权能、有权、主权、掌权等等,没有权力。[23]1868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第3部分)对power的解说非常全面,给出的汉语例词达30多个,依次排列主要是能、力能、力量、权势、权柄、权能、大权、全权、兵权等等,其中也无权力一词。[24]罗存德1871年的《华英字典》用英文解释权字和力字,所用到的汉语例词有权柄、大权、兵权、权能和大力、身力、气力,同样未见权力。[25]直到1893年,纽约出版的一本综合不同作者词典之优势编辑的《华英字典》,对authority的解释是权势、权柄,对power的解释依次是才能、权柄、力量,仍未运用汉语权力一词。[26]不过,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洪仁玕1859年在《资政新篇》中论及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时倒是提到过“如必欲他归诚献曝,非权力所能致之,必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斯为得尔。”[27]其中的“权力”一词,也还是汉唐时期偶尔出现时的权势、威势之意,并非近现代法学概念。

   史料显示,探寻近现代中文法学中权力概念和权力一词的起源,需厘清日本明治早中期法学领域的一些相关情况及其影响中国学者的路径。现代中文法学的权力,是以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權”字与西文特别是英文法学中的power、authority大体形成含义对等和互译关系为其产生前提或基础的。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和随后的麦都司、卫三畏汉英、英汉字典,都直接间接以《康熙字典》和中国学者的有关手稿为基础产生于中国。罗存德和卫三畏等人1854年12月随美国远征舰队带到日本,给日本翻译官堀达之助赠送了麦都思的汉英和英汉两种字典。[28]

   历史上中文法学、日文法学在确立了权字与西文power、authority的对应和互译关系后,都曾进入一个权力概念实际上成形但因缺乏合适汉字载体而不得不寄居在权字中的时段,直到有人创造出“權力”或重新发现古汉语“權力”一词,这种尴尬局面才算终结。这个创造是谁完成的呢?梁启超在把权力称为强权的同时写道,“强权云者,强者之权利之义也。英语云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此语未经出现于东方,加藤氏译为今名。”[29]梁氏实际上是认定加藤弘之首先用权力一词译power,从而形成了权力这一新名词。从本文后续部分得以展现的资料看,梁氏这一看法是有些根据的。

   在日文法学的前沿性方面,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箕作麟祥三人的著作在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应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因此,考察权力一词在日本的出现时间和含义,宜分别查阅他们的著作。福泽谕吉的著作显示,他1870年和之前所著的《西洋事情》各卷,日文原文都是沿用马礼逊、麦都思汉英字典用权、权柄(有时用权威)翻译power(或authority)的格局。福泽谕吉最早使用权力一词,当是他1877年出版之《分权论》。在这本书中,他用以指代公共权力的名词,常见的是“政权”“治权”,还用国权、权柄、权势等名词,但已开始使用“權力”,[30]只是不常见,显得不习惯。到1878年他出版《通俗民权论》时,正文总论部分第一句话即感叹“近来”“翻譯書”所用新名词之多,如“權利、權限、權力、權理、國權、民權”等等。[31]箕作麟祥的译著开始用权力一词翻译power或authority的时间当在1874年至1875年,比福泽谕吉早3年左右。箕作麟祥翻译并分五卷刊行的一套日译英文著作,1873年出首卷,1875年全部出齐,在其中的第4卷中他第一次也是此卷唯一一次使用了“權力”,[32]与其对应的是“those with limited powers”(那些权力有限的人,指全权公使)中的“power”。[33]但在1875年10月刊行的这套国际法译著的第五卷中,箕作麟祥才开始较普遍地采用“權力”一词翻译power和authority。[34]而加藤弘之采用权力一词的时间是1874年,不仅明显早于福泽谕吉,也略早于箕作麟祥。加藤弘之1874年出版的万余字小册子中“權力”一词至少出现过8次,频率不算低。[35]加藤氏发表于1882年的《人权新说》[36]一书,还试图对“权力”的实质做出自己的论述。在他看来,权力的最原始形态是人群中强者对弱者的体力优势。人有体力强弱之差,而生存竞争靠体力,只是后来开化程度提高,竞争加进了精神力的因素而已。[37]“凡权利者,因强权求自己之利益,限节自己之权力,使中正适度而生者也。”[38]在加藤弘之眼中,权力是天然的,权利是基于权力而出现的。

   总体看来,自1874、1875年始,权力一词在日本已开始得到较稳定的运用和传播,到19世纪末已获学界广泛认同。加藤弘之、箕作麟祥和福泽谕吉都是当时的学术界领袖,又都具重要官方身份,他们在日本率先使用权力一词,是具有标志性和倡导性的学术举动。前面列举的一些时间节点显示,在日本,权力一词的出现,比权利一词的出现只晚7—8年。

   行文至此,有一问题宜提出和做回应:18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开始使用的权力一词,到底是他们借用了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中出现过的名词“权力”,还是他们在原有的权字后加一“力”字创造的新词?笔者感到,对这个“无用”但涉及求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根据下结论,但可以做些推测。如果人们假定加藤弘之(或许还有箕作麟祥)没有看到马礼逊1815年华英字典用了直接对应于authority,间接对应于其法学同义词power的“权力”一词,若事实确是如此,后人当然可以像梁启超那样,承认权力是加藤弘之为翻译power、authority创造的日制汉语,只是无意中同马礼逊1815年字典中的相关名词“撞脸”。但问题在于,按学术标准上述假定不太合理,且难以解释。法学著作中power、authority如何翻译,像right的翻译一样,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中日两国学者翻译西文法学著作历史上遇到的关键技术难题之一,最初的译者一定深受其困扰。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是历史上第一套汉英双语字典,且是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1869)出版前最好的双语字典。不论从学术规范看还是从做好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看,加藤弘之、箕作麟祥对包括1815年字典在内的《华英字典》中涉及power、authority对应译法的汉字名词,都有特别予以注意的义务。如果他们没有看到1815年字典中的权力一词,无异于没有充分履行学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其次,采用“权力”一词让其区分于表述right的权字,当时和事后理应像丁韪良创造权利一词之后那样,适当时做一两句说明。但加藤弘之、箕作麟祥都是突然地近乎同时使用“權力”一词,从来未做任何说明,不近常理。此外,1815年马礼逊第一本华英字典的文字量,大致相当于现代的袖珍字典,通篇浏览费不了多少时间。综上,加藤弘之、箕作麟祥注意到1815年字典中的权力一词并借用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不过,19世纪末权力一词从日文法学论著中来到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并开始被中国社会逐渐接受,是客观事实。至于权力一词来到中国属回归还是引进,或许纯粹是一个经院哲学式的法学问题,不妨存而不论。现有文献显示,权力一词在日本形成近现代法学意义后,最早接受和使用权力一词的中国学者是黄遵宪。黄氏在《日本国志》中至少两次使用权力一词,其中一次是介绍日本刑法附加剥夺公权刑之规定,他写道:“凡国民固有权力曰公权,剥夺之最为损声名、丧品行者。”[39]当时日本法学界的理解方式是,凡所谓公权都属权力范围,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黄氏两次论及权力都是基于这种理解。这种理解是否合理另当别论,关键在于他已开始在近现代法学意义上使用“權力”一词,而且表明“權力”自其最初出现在中文法学时起,就处在与权利纠缠不清的状态。

   权力概念主要是以梁启超的学术活动为中介完成向中国传输的过程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关注西学和日本法政思想及学术,读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箕作麟祥译著和论著当为起码的选项。梁氏与加藤氏有交往而且受后者影响极深之情形,明显呈现在包括前者对权力、权力与权利之关系的论述上。通过梁启超1899年在其《论强权》一文中的以下说法,可清楚看到上述影响:“何云乎强者之权利,谓强者对于弱者而所施之权力也。”[40]梁启超所谓强权,实即权力,故论强权即为论权力。梁氏做此论述的时间点,是加藤氏力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权新说》发表17年之后,也是梁氏本人流亡日本的第二年。梁启超在日本不仅很快接受了权力概念,也很注重权力在社会、国家治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他1899年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和1902年发表的《论立法权》都属于讨论权力的文章。梁氏使用的权力,差不多都是在与权利对称、平行的意义上使用的,即通常视国家机关及其官员掌握和运用的权为权力,视个人、臣民掌握和运用之权为权利。如他写道:“其君主政府之权力若何?国会之权力若何?人民之权利若何?互有大小强弱之异,不可不察也。”[41]我们从他这篇文章中还可看到循同样的区分原则相对于权利一词运用权力的小标题,如“国会之权力”,“君主及大统领之制与其权力”,“臣民之权利及义务”。[42]

1906年梁启超还进一步提出,法治离不开合法强制,但权力应受法律限制。他说:“法治必藉强制而始实现,强制必藉权力而后能行”;“势也者,权力也。法治固万不能舍权力。然未有法以前,则权力为绝对的。既有法以后,则权力为关系的。绝对的故无限制,关系的故有限制。权力既有限制,则受治于其权力下者,亦得确实之保障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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