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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忆与“科举学”倡导者刘海峰教授的一次心灵沟通

更新时间:2021-11-16 09:37:55
作者: 沈登苗  

  

   前几天,在“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和其弟子韦骅峰博士撰写的《“科举学”的出现、进展与前瞻——刘海峰教授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原载《中外论坛》2021年第二期)一文。

   这既是我所见到的刘海峰教授颇具个性化的学术自述,又是比较全面的对近三十年来“科举学”的历史回顾,以及对该学科未来的前瞻。

   文章高屋建瓴,信息量甚大,读后受益匪浅。

   在这数万字篇幅的《访谈录》中,作者提到的学者之间的私聊似乎仅我一人(详见附件一),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又由于该文提到的我与刘老师的那次交流的内容,似乎涉及到人的“终极关怀”,这就引起了我对那次心灵沟通的回忆,觉得有必要呼应。下面,除了对那次杭州相聚的确切时间等修正和补充外,首次披露刘老师曾经推荐我到科研单位工作的一段学术佳话。也借此机会表达对古道热肠的刘老师的再次感谢。

  

一  我向刘老师讨教的时间应该是2006年6月15日左右


   我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兴趣产生较早,并于1995年与“科举学”的倡导者、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刘海峰(详见附件二)取得联系,开始时我们是用传统的书信方式沟通的,2003年我上网后,就改用邮箱通讯。其间,我曾就《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等论文的撰写多次向他请教,他每次必复。还向我赠送过自己的专著——《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而更宝贵的是,刘老师还向我提供过数份连国家图书馆也没有收藏的海外文献(当时国家图书馆“馆际互借”部门承接对外有偿服务,我曾向国图收集复印资料六七百份,内也有海外文献)。这有助于我在学术视野上立足于前沿。此外,刘老师还在多种场合,尤其是向他的弟子推介我。

   记得在有次通信中,我曾用以下的志趣来自勉:如果说您从理论上探讨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我则以实证来揭示科举制度的客观性、公正性与智力性(大意)。而事实上,2005年刘老师在《书屋》上发表的《为科举制平反》一文,拙作《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他就是作为“实证”来引用的。

   我与刘老师第一次见面是科举制度终结百年的2005年9月,由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从《访谈录》获知,刘老师是2020年的高考第一天接受采访的,他说“大概在8、9年前”,也就是说在2011-2012年之间,与我在杭州再聚。地点确实是杭州,确切地说应该是浙大西溪校区附近的某宾馆,但刘老师把时间记错了。

   2006年6月13日左右,我接到刘老师的电话,他说自己接下来几天,将在杭州的浙大开会,如果我有时间,咱们杭州见见。具体情况他在电话里没说。由于前年的厦大会议上,作为会议的东道主和召集人,刘老师特别忙,实际上我们没有私聊,这次他主动约我,正是我专门请教的好机会,我就答应了。正好,那几天我们单位要去杭州向业务单位送杨梅,我安排了车子,于6月15日左右,在杭州办完公事后,于晚上专门去他下榻的酒店等候,也顺便给他带上2框杨梅,那天我们大约聊了两小时。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不是记性特别好的人,但为何能回忆出具体的时间呢?

   第一,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是2006年初成立的(详后),并在当年十月举办了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二,慈溪的杨梅采摘期是六月份。

   第三,慈溪的企业,有年年向业务单位送杨梅的习俗,而在2006年前,我们企业一般是6月20日左右开始送的,而2006年,杨梅上市比往年约提前了五天左右,作为业务主管,为便于今后的操作,我把那年送杨梅的起始日记下了。

   因此,由于特殊的年、月、“日”,尽管相隔十五年,我对那次向刘老师讨教的时间还能记忆犹新。

  

二 是我的一篇论文写作经历引起了刘老师的强烈共鸣


   见面寒暄后,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我交待了这次相约的主题。他说,海内外首家以科举为专题的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已在嘉定成立,他是该馆的名誉馆长,欲推荐我去那里工作,所以宜当面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的推荐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我当即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谢绝的原因,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今天,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大致是这样回复的:如果早有这样的意念(即想进入体制内),我就坚持不到今天。我的内心独白是,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期望越高,往往失望越大;心里掂记着进入科研单位,如果没有机遇,就会失去继续坚持的动力。

   我是1980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立志读书的,但真正有时间专攻学术,是1995年以后的事,好在这期间我读了当时国内能读到的几乎所有关于人才学方面的论著,对成材之路有自己的理解。故我真正开始学术研究时,就先把自己做了这样的定位:走传统的“耕读”之路,即自己养活自己和家人,谋生之余,有多少财力(买书和开会等)和时间供自己研究,就做多少研究,不求任何名利,包括进入体制。

   温饱之外,一无所求。正是这样的理念,使我在为学术而学术之路上坚持到今天。同时,人贵有自知之明。虽然我当时在学术上已入门,除了科举,还在“倭寇”研究和学术评论等方面都出了不俗的成果,但我不一定能适应体制内开展研究。因为迄今为止,我的探索内容主要可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是别人不愿费时去做的。我写论文是不计工本的,写一篇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掌的文章,常常会花几年的时间,如《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载《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载《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每篇都要花三四年时间(当然,若干时间是重叠的),这在体制内可能会量化考核不合格。

   另一类是体制内的学者不宜碰的课题,如“文革”题材等。当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钱学森之问”上,正在构思以“院系调整”为突破口,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教决策做比较系统的反思,而正如同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先生的境遇一样,我深知,如《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等成果,是不会给单位“加分”的,而我自己倒有可能落笔时会犹豫,这就有可能背离自己的“初心”:我从事学术研究可以不要一丝一毫的回报,但我的思想绝不接受外界的束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体现人生价值。长期形成的这种理念,使得即使能改变自己学术环境的机遇降临时,不用思索我也会选择放弃。

   解决了这个讨论的主题,我就详细地向刘老师介绍了我的生存及求学之经历,其中谈到,1998年的时候,因连续三四年的日夜苦读,使自己劳累过度,深感四肢无力,且经常头晕和一直想睡觉,去医院检查后,医生确诊是脑供血不足,叫我充分休息。我的身体向来不错,听医生这么一说,被吓坏了。我当时正在写《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的最后一稿。敝帚自珍。如同刘老师提出“科举学”后充满期待一样,我对这篇付出多年心血的论文也满怀信心(事后也果真如此,如果以中国知网上目前的“被引”数来衡量,堪称科举学或历史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比较经典的论文)。此时此刻,我心中默默地祈祷:老天如果想叫我走,请允许我写完这篇文章,那也不枉此生了。

   话音刚落,就引起了刘老师的强烈共鸣,他说他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就引出了《访谈录》中刘老师那席发自肺腑的心声:“1992年之前我就想过,万一哪一天我还没正式将‘科举学’发表出来,我就坐飞机走了,那就太可惜了,因此一定要把“科举学”提出来。所幸后来“科举学”的论文顺利地发表。”

   坦率地说,十五年过去了,今天如果没有看到这段文字,我也想不起刘老师讲得具体内容了,但我一直记得一个梗概,刘老师回应说,假如有一天他坐飞机走了,请允许他先完成正在写的一篇(部)论著(因为这个“假如”我曾笼统地给朋友讲过)。现在看来,我的记忆与刘老师的叙述基本符合。

   相对于享受院士待遇、国际知名的刘海峰教授,我的学术成就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但是,作为学者,假设处于生命的尽头,放不下的都仍是学术,这一点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或者说,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无论体制内外。

  

   附件一

   刘海峰、韦骅峰:《“科举学”的出现、进展与前瞻——刘海峰教授访谈录》,《中外论坛》2021年第2期第177-211页。

   ……

   那篇论文在1992年底正式发表,当时我就知道科举学提出来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将来一定会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专学。虽然当时还没什么人意识到科举学的重要性,但是我自己预见到它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我深知要将“科举学”提出来、发表出来,这样大家才会开始注意到科举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万一没有提出来,那还是蛮可惜的。独立学者沈登苗对科举学很感兴趣,大概在8、9年前,有一次我在浙江大学开会,他专门从慈溪来杭州,和我探讨科举学问题,其中就提到我为什么会研究科举学,如果没提出科举学是不是很可惜?因为90年代初以前的一段时间,民航飞机经常出一些问题,还有不少劫机事件发生。1992年12月我参加全国教育考试科研研讨会,我们会议报到的前一天就有一架客机在桂林坠毁。如果早一天来,可能就有会议代表在那架飞机上。所以我回答沈登苗说:1992年之前我就想过,万一哪一天我还没正式将“科举学”发表出来,我就坐飞机走了,那就太可惜了,因此一定要把“科举学”提出来。所幸后来“科举学”的论文顺利地发表。但是我自己想过,如果自己不提出,也可能过很多年都没人有这个想法。但因为科举研究十分重要,且成果日益丰硕,实际上“科举学”的提出,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也可能迟早会有其他人提出。

   ……

  

   附录二

   刘海峰教授简历

   刘海峰,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龙岩,祖籍福建惠安(现泉州泉港区)。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88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任教。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担任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高考改革,是科举学的首创者和高考改革稳健派代表性学者。已出版著作36部,其中个人著作有《科举学导论》《中国科举文化》、The Examina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等14部,第一著者或主编出版《中国科举史》等著作21部。获部省级一等奖11次、二等奖6次,其中包括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3次、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次、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

2021-10-22晚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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