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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双书辉映中的乐黛云九十华诞,和她的学术人生路

更新时间:2021-11-15 11:33:10
作者: 张辉  

   今年,是乐黛云先生的九十华诞之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乐黛云学术叙录》与《乐以成之——乐黛云先生九十华诞贺寿文集》,南北两个学术重镇的出版机构遥相应和,共祝眉寿。《学术叙录》汇集反映乐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一手资料,从一位代表性学者的角度,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丰富而生动的发展史。《乐以成之》,与北大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乐在其中——乐黛云教授八十华诞弟子贺寿文集》形成序列;是时过十载之后,北大比较所同仁以及海内外乐门弟子的再次雅集。双书提示的,正是我们同乐先生一道回顾往昔、思索现在、瞩望未来的时机。

  

   2010年底,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乐黛云卷》带有总结意味的最后一部分(第五部分)——《展望世界》,由六篇文章构成,标题分别如下:《文学转型与文化冲突》《世界大变局与文化自觉》《和谐社会的追求》《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发展》和《文明冲突及其未来》。这个组合,以“文化冲突”开头,以“文明冲突”收尾,凸显了冲突的现实;又以“世界大变局”“全球化”标识我们的时代特征;以“文化自觉”“和谐社会”“中国梦”“多元文化”指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也许是不经意的安排,却事实上彰显了乐先生直面时世、心忧天下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主题。这并非偶然巧合,而恰恰提示了我们进入先生比较文学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通道。

  

   先生1980年代最早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思想的联系,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在新时期比较诗学研究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学术界同仁也对先生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上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特别是对她为建立并发展壮大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现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作的艰苦而具有建设性、开创性的卓越工作致以敬意。而如果说上面两个方面更多地侧重于先生在立言、立功方面的成就的话,另一些学者,则更加关注的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生命热度”,她的“献身精神”和“家国情怀”,因而与立德密切相关。

  

   当然,先生并不看重自己个人的得失、成败、毁誉,她看重的是与学术同仁乃至学术晚辈之间“多年来的相互理解与一往情深”,看重的更是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未来前景,乃至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前景。正像杨周翰先生所说,中国比较文学是“首先结合政治社会改良,而后进入校园的”,乐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也从来不仅仅是学院中的存在而已。她的困惑和思考,是学术的,同时也是与她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的深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着力关注的,正是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关切与她的学术思考之间的内在联系,她的比较文学观念形成的外在与内在双重动因。她依托比较文学研究,试图既直面当下又接通中西传统,提出超越文化与文明冲突的思想方案和哲学追问。这或许是现有讨论乐先生比较文学成就的学人,还比较少涉及的问题。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题。首先简要回顾乐先生的几个重要研究个案,分析她选择这些个案的问题意识,以及时代语境对她的激发与启示;其次,追索她的师承,特别是她与北大精神的血肉联系,对她比较文学观念形成的决定性意义;第三,讨论她突破中西现代思想困境,从古典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倡导“和而不同”原则的一系列尝试。由此,我们将再一次体味比较文学的真精神,既向世界的多样性勇敢开放,同时又在对话中寻求和谐共生的真正可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问题意识与时代语境

  

   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积累了大量个案。除了长期集中关心鲁迅、茅盾,她的专题文章还广泛涉及林纾、王国维、郭沫若、梁宗岱、李健吾甚至邵洵美等人。而这些现代中国作家都无一例外地与外来文化、外国文学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联系。正因为此,从学术生涯一开始,先生就自发地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这是她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从学科意义上进入比较文学、从理论上认识比较文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事实联系”,甚至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实践。这无疑有助于材料和学科理论真正构成相得益彰的有机联系,有助于打开实实在在的跨文化视野,从而树立正确的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并逐步形成独立的比较文学观念。

  

   众所周知,真正标志先生自觉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重要文章,应该是1980年发表的《尼采与中国

  

   现代文学》。三十年后(2010年),她这样回忆起自己当年惊奇的“发现”:

  

   当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时,我惊奇地发现很多作家都受到德国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响。这位三十年来被视为煽动战争、蔑视平民、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社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想之源。无论是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受益于尼采思想。1980年,我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空间。

  

   先生的这个回顾,是平静而低调的。这恰恰与她当年发表这样一篇突破常规的论文所需要的勇气,形成对照。尼采,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依然还是一个危险而反动的名字。肯定他的思想价值就已是大逆不道,何况还要将他的名字与“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几位相提并论?

  

   这当然与先生所一直推崇的鲁迅,特别是写作《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的早期鲁迅有很大的关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是先生所看到并服膺的鲁迅精神的内核,同时也是先生否弃“超然无事的逍遥”、热爱“被风沙打击得粗暴”的“人的灵魂”的生命底色。与此同时,我们或许可以说,鲁迅既是先生“后来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她得以“看见”她心目中的尼采的最重要依凭。

  

   正是这种“交错的眼光”,使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与多重生命体验紧密相关,也在观念层面得以摆脱胶柱鼓瑟、故步自封的教条,突破一元化的思想惯性,与同质化、本质化的从众思想势不两立,从而保持思考的活力与开放性。这是她的“任个人”的一面。

  

   而我们现在回看这篇短文,它至少有一个不该忽视的“后效”,体现了先生生命和学术历程里更重要的、也是“掊物质,张灵明”的另一面。与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面对“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而倡导“神思宗”的主张可以相比照,乐先生在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在

  

   现代化和理性主义的主流话语下,提示我们注意尼采的意义、注意生命哲学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启蒙现代性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包含了对“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的现代化方案的批判。它一方面表明了先生“洞察世界之大势”的胸怀和眼光,另一方面则也真正体现了一种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立场。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先生通过她的研究,既试图让我们在“别求新声于异邦”中“审己”“知人”,从而完成第一层意义上的“比较”,即看到人与己的同或异;与此同时,她也在努力进行更深一层次上的“比较”,那就是,在权衡中放弃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偏颇判断。这种既看到中西之别,又充分认识到彼此内在复杂性,因而并不匆忙与取与舍的思维逻辑,或许正包含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真精神!

  

   第二个个案是《现代文化对话中的现代保守主义》(此文又名《论现代保守主义——重估〈学衡〉》)。这也是先生受到普遍关注的另一篇文章。与之可以对读的,至少还有《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等。

  

   文章的具体细节这里无须赘述。与《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对读的是,《论现代保守主义》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五四”,提供另一个崭新观察角度——保守主义视角——的同时,再一次提醒我们比较的方法和问题意识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意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固然都是“五四”的一个个面相,但如果仅仅从一个固定的角度,特别是惯常的文学革命角度看问题,只能是片面的。不仅无法看到不同思想潮流和主义之间的张力和互相搏击,它们之间的合力,还会将现代中国、现代精神的内涵大大缩小。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比较的方法、比较的实践提供了新的事实、新的真理,而是任何事实、任何真理,只有在多元比较中,才能被看得更清楚、更全面,也更活泼生动,有如事物本来该有的样子,有血有肉、元气淋漓。

  

   也正因此,学衡派“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核心主张,才不会由于将“国粹”与“新知”相提并论,而有碍人们对真理的悉心追求,更不会因此而使我们的学术失却中正而允当的批判力量。而陈寅恪,也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固守者、史料集成者,还是一个文章标题中所明确提示的——“文化更新的探索者”。因为,陈寅恪表面看来的保守面目,其实是与他期望“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的“真精神”相得益彰的。

  

   说到底,先生所有的细部研究,几乎都已经与她对整个文化事实与文化价值的直接感知、理性思辨有机联系在了一起。与现代中国现实、与古代中国传统联系在一起,也与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比性地与她自觉加以反思的现代传统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就是另一种也是更高意义上的“比较”。

  

   第三个个案如果按一般比较文学教科书的划分,大概可以归为“平行研究”范畴,因而可能是最看得见

  

   的“比较”。它所处理的问题,也许更为关键,且更表现了先生的学术敏锐,尤其是她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深层次的关切。只是,它似乎还未受到如前两篇文章那样的应有关注。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契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将卢卡契与布莱希特1930年代的论争与同时期周扬与胡风的论争联系起来讨论,从纯学术的意义上说,当然首先是因为如何理解和定义“现实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更是如此。这里再一次体现了乐先生的学术敏感,以及她面对困难、甚至危险问题的胆识和勇气。

  

最关键的是,通过回顾卢卡契与布莱希特、周扬与胡风的争论,乐先生又一次引导读者从个案出发,去共同思考具有普遍性的大问题。比如现实主义的“现实”,究竟是卢卡契心目中“有条有理,按一定规律行事的稳定的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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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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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1月10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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