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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树臣:法家学术的三个历史性贡献——兼论商鞅变法的法文化意义

更新时间:2021-11-14 18:41:59
作者: 武树臣 (进入专栏)  

  

   法家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战国乱世,他们继承以往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针对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提出强化君权、厉行法治、富国强兵的策略方针。法家学术既包括理论阐释,即法律一般理论,更包括治国、变法、立法、司法等社会重大实践活动。法家学术不是法家人物闭门造车的艺术品,它是当时的社会实践、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的产物。如果说,儒家学术可以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的话,那么,法家学术则不仅应当从他们的著述而且还应当从他们主持的变法实践、政策或法条中去发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家学术是伴随着当时的社会变革而问世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法家学术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异常艰巨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是自殷周大变革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变革,它所面临的既是一场政治革命——政体之变,法律革命——法体之变,同时又是一场社会革命——家体之变。先秦法家的学术和实践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做出三大历史性贡献:清除“世卿世禄”的贵族政体缔造集权君主政体,否定“议事以制”的“先例法”确立“制定法”法体,维护小家庭秩序完善父权夫权并行的男系家体。商鞅是早期的容著述和变法实践于一身的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学术的三大贡献在商鞅变法的实践中已初见端倪并初见成效。

   一、清除“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政体缔造“尊君尚法”的地缘集权君主政体

   (一)县郡制与集权君主制携手同来

   自西周至春秋,以血缘为纽带的亲贵一体的世袭分封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春秋后期在一些诸侯国已产生局部的县郡设置,如楚之县制、晋之县郡制。战国时魏、赵、燕、秦等诸侯国相继设立县、郡。[1]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领土不断扩大,郡县制也得到长足发展,超血缘的地域性的官僚制终于上升到诸侯国政体层面,其结果就是缔造集权君主政体。

   在政体即政权形式问题上,儒家法家的立场是对立的。面对春秋礼崩乐坏、诸侯兼并、政在家门、陪臣执国命的社会现实,儒家要求“正名”,“为国以礼”,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一的宗法贵族政体。法家认为儒家的主张虽然很美好,但是却无法实现。法家认为诸侯国内争权夺利,天下征战不已,就是因为天下失去权威和秩序。其原因就是臣弑其君、以下犯上造成的:“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臣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韩非子·忠孝》)法家主张实行变法,废止世袭、赏功任能、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其基本措施就是实行法治、尊君尚法,建立超血缘的集权君主政体。在法家看来,“尚法”的前提是“尊君”。君臣上下之序是绝对不可颠倒不可动摇的。正所谓“夫冠虽贱,头必戴之,履虽贵,足必践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彩,必践之于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故“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子·忠孝》)为避免臣下夺权,君主应当时刻把握住国家权力,即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处处防备大臣属下的反叛阴谋。“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判也,恃吾不可判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其办法就是施行法勢术三结合。法家之所以否定儒家的“礼治”、“人政”主张,[2]其要害都在于否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世袭分封制的贵族政体。法家认为这种政体已经落后时代无法救药了。

   (二)商鞅变法以确立集权君主政体为主线

   从某种角度来看,商鞅变法的许多措施的目的都围绕着破除贵族政体而确立集权君主政体这一主线进行的。商鞅在秦国先后主持过两次变法,是先秦法家变法中成效最著者。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是:其一,“改法为律”,增加“连坐法”即“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史记·商君列传》)作为《秦律》颁行秦国。其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商鞅变法,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定法》)“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使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史记·商君列传》以下同)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其三,奖励耕织,重农抑商。实行新法令,“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此处的“怠而贫者”应当包括赘婿。《汉书·贾谊传》:秦人之俗“家贫子壮则出赘”,可证。第二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是:其一,确立土地私有制,“开阡陌封疆”,“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其二,推行县制,“集小都、乡、邑、聚(村落)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或三十县)。”(《史记·商君列传》)县令、县丞等地方官由国君直接任免,集权中央,并统一度量衡制度。其三,按户口征收军赋,“舍地而税人,”(《通典·食货典·赋税上》)以利开垦荒地和增加赋税收入, 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这些通过秦律而进行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清理了贵族政体及其政治经济势力,一方面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从而使秦国从不被人重视的“夷狄之邦”,一跃而成为令东方诸国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

   (三)秦制为中国古代集权君主政体之滥觞

   郡县制无疑是对历史传统的反动,自然受到传统势力的批评。乃至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的作者仍然建议恢复封建制:“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吕氏春秋·慎勢》)这一建议可谓逆历史之道而行。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亲政25年之后,终于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秦王嬴政成为第一任皇帝——秦始皇。秦帝国成立之后遇到的一个重大课题,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政体来统治这个泱泱大国。对此,曾经有过一次争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弟子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寇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稅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紧接着分天下为36郡,郡设都、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秦始皇显然接受了晋人所总结的历史教训——“唯有诸侯,故扰扰焉,凡诸侯,难之本也!”(《国语·晋语六》)

   郡县制实行数年之后,又遭到儒生的非议:“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弟子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弟子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制,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勢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今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禁私学、焚诗书的强制措施之后,这种非议才被压制下去。法家精神与集权政治的精髓就是“事皆决于上”、“事皆决于法”。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继承了秦始皇的衣钵,延续了集权君主政体。

   战国晚期,结束诸侯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就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与儒家倡言实行仁政使天下归之如流水不同,法家代表人物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脉搏,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统一方略。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指导,通过兼并战争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统一文字、法律、职官、道路、度量衡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以后,中国一直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尽管有过短暂的分裂和战争状态,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其间,少数民族不仅建立过一些地区性国家政权,而且数次入主中原。但无论是汉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中国正统自居,实现文化融合,把中华各民族纳入辽阔版图之中。

   秦亡二世,汉承秦制。尽管汉初知识界总结秦亡教训之一是不分封子弟功臣,但是,西汉仍然延续了秦朝的官僚政体。特别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中央集权的集权政体得到加强。西汉以降,历朝无不延续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西晋时,刘颂曾经建议局部恢复封建制,其疏曰:“今宜反汉之弊,修周之旧跡”;“善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若乃兼建诸侯而树潘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跡三代。”(《晋书·刘颂传》)但是未能实行。及至唐朝,柳宗元著《封建论》,总结郡县制的历史合理性。其文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此其所以为得也。”至秦末,天下大乱,“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循周之制,”设立王国,发生诸国叛乱,“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可见,“秦制之得”,在于郡县,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3]柳宗元以为秦失于施政,而非郡县制,并认为郡县制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并非源于个人意志,这些看法可谓真知灼见。后世学人,如南宋朱熹出于抑制君主专断,曾建议将封建之国“杂建于郡县之间”,[4]明末清初黄宗羲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建议加强方镇:“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延边之方镇乎?”[5]此外,罕见恢复分封制之论。而具有法家思想倾向者则始终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即使是朱熹也并不反对郡县制,他说:“若使秦能宽刑薄赋,与民休息,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可也。封建实是不可行。” [6]

   可见,先秦法家尊君尚法思想以及变法实践活动之影响十分深远。

   二、否定“议事以制”的“先例法”法体确立“事断于法”的“制定法”法体

   法体即法律样式,指立法审判活动的总体方式,如判例法、制定法、混合法等。著者将西周春秋时代的法体称为“先例法”,而不使用“判例法”一词。因为“判例法”是舶来术语,使用该术语往往使人误以为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英国那样的法律制度。制定法或称成文法,著者也不使用“成文法”而使用“制定法”术语。因为“成文法”的概念常常与“习惯法”相对应,又与是否具有文字形式搅在一起。关于“制定法”的概念法家有专门界定。因此使用“先例法”、“制定法”也许更适合中国法史的实际。[7]

   (一)西周春秋时期的“先例法”法体

   战国时期的制定法是对西周春秋时期“先例法”的否定。西周春秋时期的“先例法”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在立法上是“二项分离”,二,在司法上是“议事以制”,三在法律编纂方法上是“以刑统例”。

首先,西周春秋时期的非制定法源于法律规范的“二项分离”,即违法犯罪之概念与具体制裁之方式这二项内容是彼此分离,既没有明确规定了何种行为系违法犯罪,也没有明确规定上述违法犯罪行为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西周春秋时期有许多单项立法,这些立法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一是有罪名而元相应的刑名。如《兮甲盘铭文》:“其唯我诸侯、百姓,厥贾毋敢不即市,毋敢或有人蛮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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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家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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