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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胜利:全球战略收缩期与中国“强国外交”新征程

更新时间:2021-11-11 15:10:20
作者: 凌胜利  
国内动荡的可能性增加。在全球战略收缩期,各国之间更加基于相对利益来处理国际关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会增强,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疫情加深了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也使得地区冲突风险增加。在东南亚地区,2020年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只有越南、缅甸和文莱是微弱的正增长。东南亚国家因疫返贫的概率增加。受此影响,社会矛盾有所加深,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局稳定。如泰国年轻人的政治抗争增加,王室权威有所下降。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派系斗争复杂,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对此具有深刻影响。缅甸政治斗争更加激烈,国内动荡已引发全球关注。欧亚地区的地区冲突已经出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卡问题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选举都引发政局动荡。中东地区已有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出现变化,国际能源市场的低迷影响了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疏解,极易成为中东地区动荡的原因。拉美地区的政局稳定受到疫情的冲击已经显现,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国国内政治冲突增加,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也同样明显,政局不稳定风险增加。非洲地区在疫情方面缺乏防控能力,经济发展受外部环境影响明显。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非洲经济增长受限,贫富差距有所增加,各种社会矛盾持续加深。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疫情也加剧了各国的经济社会矛盾,不得不为国内议题投入更多精力。

   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加深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还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和地区冲突的风险增加。疫情导致国际安全秩序被削弱,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更大的波折起伏。主要国家致力于提升战略能力,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多领域展开更激烈竞争。(26)疫情之后如何应对疫情之变与百年大变局的叠加与激荡,将成为维护全球稳定的重要挑战。此外,全球战略收缩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与冲突受到的国际关注可能会下降,也增加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冲突解决的难度。

  

   三、中国“强国外交”开启新征程

  

   2021年,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凡,具有三重特殊含义:(1)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历经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2021年中国发展迈入新阶段。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意味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标志着中国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3)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元年。2020年11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国外交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强国建设显然需要“强国外交”。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强国外交”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鉴于中国发展阶段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中国外交也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进入“强国外交”新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学者据此呼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筹谋和施展“强国外交”,以更大的战略引领意识和更大的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国内国外环境的新变化。(27)杨洁勉也认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国需要建设强国外交理论体系。(28)2021年初,王毅外长撰文指出,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奋力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9)

   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要迎难而上,开启“强国外交”新征程。所谓“强国外交”,是指中国作为“强国”所开展的外交,这既包括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所开展的外交,也包括中国在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征程中所采取的外交。显然,中国的“强国外交”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目前,中国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中国外交也需要不断向“强国外交”转变,开启“强国外交”新征程。

   从战略目标而言,中国的“强国外交”要促进和确保中国的强国地位并发挥积极的国际影响;从战略路径而言,中国的“强国外交”要推动中国的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更加协调;从战略效果而言,中国的“强国外交”要在全球治理中更加发挥引领作用,更加注重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当然,中国的“强国外交”新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实力变动有所调整。在当前全球战略收缩期,中国的“强国外交”需要在战略取向实现适度战略收缩,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方面有所调整,不断优化外交布局、增强外交能力、提升外交效果。

   (二)战略取向:适度战略收缩

   全球战略收缩期,其他大国基本保持战略收缩态势,甚至呈现战略保守主义倾向。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复杂的经济社会困难,对外部的借助需求增加。全球治理的困难加剧、国际制度建设和改革中的权力博弈会更加激烈。对于中国而言,到底是战略机遇还是战略陷阱需要冷静分析、统筹把握。中国需要警惕全球战略收缩期的战略扩张诱惑与战略透支风险,在战略取向方面进行适度战略收缩。

   整体来看,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忌和防范加深。在其他大国保持战略守势之时,中国的有所作为遭受的国际压力会增加。如何推动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需要中国循序渐进实现国际制度影响力增强。不过,这需要时间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合理把握国际形势。对此,要保持对外战略的平衡。中国的大国战略需要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30)

   适度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要进行根本性调整,而是要确保战略目标、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等要素之间的平衡。从国家实力方面而言,疫情对中国的冲击也极为明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国内就业压力增加,产业结构调整更为迫切。从国际环境来看,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乏力,国际环境的竞争性明显上升。特别是考虑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滞缓中国发展进程。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有必要实行适度战略收缩,在确保总体战略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基于战略环境和战略资源等要素的变动,适当调整战略取向,以促进战略平衡,提升战略效果,这就需要实行适度战略收缩。

   (三)外交政策调整

   基于适度战略收缩的战略取向,中国外交在全球战略收缩期应该有所调整,主要体现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

   1.大国外交维持整体稳定

   全球战略收缩期,大国竞争的核心是国家实力。特朗普政府强调大国竞争和实力政治,注重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建设。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的战略判断依旧是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一方面重视美国自身实力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动员,其目的在于保持对中国的实力优势。为了限制中国的实力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规制会更加明显,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面临的压力会有所增加。中美竞争将呈现持久化态势,大战略博弈才能决定两国的战略趋势,中美双方如何将各自的阶段性战略、地区战略、局部战略等纳入其大战略框架非常重要。(31)对此,中国也应遵循“内圣外王”的战略路径,注重自身实力建设和国内治理能力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欧制华、联俄制华的意图明显,中国要避免在中美俄欧的大国博弈中处于孤立境地。维护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的大国外交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影响,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干扰。中俄加强战略协作,能够有效抵御打压分化两国的任何图谋,并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就坚固屏障。(32)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国展示了积极态度,中方希望美国新政府重拾理性,重开对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重启合作。(33)2021年3月中美高层对话虽然气氛紧张,但双方就加强沟通和恢复合作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对于中欧关系,中国要积极促进双方之间的务实合作,减少大国竞争、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负面影响。

   2.周边外交精准施策、协同推进

   全球战略收缩期,大国对于各自的周边地区会更加重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在全球战略收缩期会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大国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投入会有所下降,但在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态势不会改变。受中美关系恶化影响,中国周边小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与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进一步彰显。(34)中国对于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适当分离可以适时推进,对于周边经济、政治、安全合作要加强统筹。周边国家大多不想卷入大国博弈,更不想在大国之间进行选边站队。在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和中亚等不同区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尽相同,对此需要精准施策。

   在东南亚地区,美国不仅想激化南海争端,还拉拢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进行产业链脱钩。不过,东南亚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对此已经明确表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基础,对此要进一步以经促政,以经促安,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更加紧密。有学者指出,经历共同抗疫的洗礼,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步伐更为扎实、前景更为广阔,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基础更为巩固。(35)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外长就访问了东南亚四国,表明了重视周边外交的态度,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提出了加强战略引领、推动融合发展、合力应对疫情和维护地区稳定四点建议。(36)

   在东北亚地区,经济与安全分化的矛盾难以解决。由于拜登政府对朝政策的国内政治牵绊太多,朝核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中国要尽量避免朝核问题恶化。地区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张力可能增加。中日韩经济合作虽然存在共同利益,但太多政治、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牵制,使得中日韩FTA的推进存在难度。美国积极推动美日韩安全合作,可能给中国造成更大压力。中国在东北亚地区要尽力稳安全、促合作。中国与日韩等国在经贸领域合作存在深厚基础和广泛潜力,彼此在政治安全方面也能增加共识,这些都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也符合域内各国的共同利益。

   在南亚地区,印度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加深,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持怀疑态度,对“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开展持抵制态度。中印关系的好坏对于中国在南亚次区域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应在稳定中印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与南亚各国的务实合作,尽量减少大国博弈对于地区合作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印竞争,中国要警惕印度不断拉拢其他大国制衡中国,同时也要对中印竞争保持战略定力,印度虽然是麻烦邻国,但也可以争取成为某些领域的伙伴。

   中亚地区未来一段时间主要面临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与“颜色革命”的风险,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要继续实行经济与安全的两轮驱动,在中亚地区稳定与发展当中发挥积极作用。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建设区域,中国可以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在该地区的深入发展,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互联互通,不断强化与中亚各国的政治互信、经济共赢和安全共享。

3.发展中国家外交突出重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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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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