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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萍:论宋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

更新时间:2021-11-11 15:03:36
作者: 潘萍  

   内容提要:古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司法文明和司法逻辑,《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辑录的185个实判为我们理解宋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不同,《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中的判词可以分为四类:主要涉及财产纠纷的判词;虽涉及财产纠纷,但实质关涉的是身份的认定和变动的判词;虽涉及财产纠纷,但与当事人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的判词;婚嫁纠纷类判词。通过对这些实判的分析不难发现,对绝大多数的案件名公们都能准法而判,法律适用情况则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息息相关;对不同类型的争讼,审理者的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均是为了在裁判中达致情理法的统一。

  

   关 键 词:民事诉讼  法律适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  情理法

  

  

   中国传统司法理念具有内在的实质伦理特性,体现为情理法的统一。情理法三者的关系学界多有涉及,而对法律条文究竟在司法判决中是否发挥作用以及起到何种作用,则缺乏充分的考察,特别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为《清明集》)作为“一部诉讼判决文书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是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的珍贵史料”①,尤其是六卷(卷四至卷九)《户婚门》中所载的判词,为我们研究宋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持。对于《清明集》中所引法律条文的情况,学界早有关注,但多限于摘录类集、略加注解,或分析所引法律条文究竟属何种法律形式,以及这种法律形式在宋代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②。显然,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关注到法律适用这一层面。本文主要以六卷《户婚门》判词为分析对象,认识和理解宋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纵观《清明集·户婚门》,排除叶岩峰所做的两个花判,共计有实判185份,其中引用法律条文的有75份,这也就意味着有四成以上的判词都直接引用了法律条文。需要解释的是,此处所指的法律条文并不限于《宋刑统》中的律文,还包括“敕、令、格、指挥、看详”③等诸种法律形式。这75份判词是由哪些名公做出的?主要被应用在何种纠纷类型上?法律条文在判词中被援引的原因和目的为何,又对判决结果的形成构成何种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具体分析,并一一解答。

  

   一、《清明集·户婚门》中的法律适用概览

  

   中国古代司法的运行与官员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因“法律中的情、理、法等人为因素由司法主体自己把握”④,司法主体的知识结构、个人偏好、社会背景等都会对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若想探讨宋代民事诉讼过程中的法律适用情况,首先要对诸位名公在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的情形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纵观《清明集·户婚门》可知,在判词中直接援引法律条文的主要有范西堂、方秋崖、翁浩堂、姚立斋、胡石壁、刘后村、蔡久轩、吴恕斋、叶岩峰、韩竹坡、韩似斋、赵庸斋、方铁庵、叶宪、赵惟斋、巴陵赵宰、许宰、佚名氏等。其中,范西堂共计判词25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3份,引用率52%;方秋崖共计判词2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2份,引用率100%;翁浩堂共计判词18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0份,引用率略高于55%;姚立斋共计判词1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份,引用率100%;胡石壁共计判词15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9份,引用率60%;刘后村共计判词9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4份,引用率略高于44%;蔡久轩共计判词17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份,引用率略高于5%;吴恕斋共计判词22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8份,引用率略高于36%;叶岩峰共计判词12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3份,引用率25%;赵庸斋、赵惟斋、方铁庵、叶宪各判词1份,均引用了法律条文,引用率100%;而韩似斋、吴雨岩、叶息庵、王留耕、李文溪、韩竹坡等人所撰判词,均未引用法律条文。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出继子破一家不可归宗”⑤这一判词中,韩竹坡所断虽没有引用法律条文,但是佥厅所拟的判词中却引用了律令条文。

   就各个纠纷类型而言,法律条文的适用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各案件主要涉及的是财产、身份的确认与变动,还是婚姻的缔结与解除等,可将《清明集·户婚门》中的20多种类别的判词分为四大类:其一,案件主要涉及财产纠纷的判词,包括争业、抵当、争田业、争屋业、争山、争界至、取赎、违法交易、争财、库本钱、赁屋、赎屋、雇赁等事类。这类判词共计100份,其中援引法律条文的有43份,整体引用率将近44%。其二,案件虽涉及财产纠纷,但实质关涉的是身份的认定和变动的判词,包括立继、归宗、别宅子、遗腹子、义子等事类。这类判词共计41份,其中援引法律条文的有18份,整体引用率将近43%。其三,案件不仅涉及财产纠纷,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的判词,包括检校、孤幼、孤寡、女受分、分析、户绝、坟墓、墓木、遗嘱等类。这类判词共计32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0份,引用率略高于31%。第四,案件主要涉及婚嫁类纠纷的判词,包括婚嫁、离婚、接脚夫等事类。这类判词总计12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4份,引用率略高于33%。

   对于不同的争讼类型,名公们在法律条文的援引上也各有侧重。以判词较多的范西堂、翁浩堂、胡石壁、刘后村、蔡久轩、吴恕斋、叶岩峰等人为例,我们发现:第一,范西堂主要涉及财产纷争的判词有21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1份,引用率略高于52%;涉及身份认定和变动的判词有1份,均引用了法律条文,引用率100%;既涉及财产纠纷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判词有3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份,引用率略高于33%。第二,翁浩堂主要涉及财产纷争的判词有12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8份,引用率将近67%;涉及身份认定和变动的判词有3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份,引用率略高于33%;涉婚嫁类纠纷的判词有2份,引用法律条文的1份,引用率50%。第三,胡石壁主要涉及财产纷争的判词有8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4份,引用率50%;涉及当事人身份认定和变动的判词有2份,均引用了法律条文,引用率100%;既涉及财产纠纷又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相关的判词有3份,均引用了法律条文,引用率100%;涉及婚嫁类纠纷的判词有1份,未引用法律条文,引用率0。第四,刘后村主要涉及财产纠纷的判词有3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份,引用率略高于33%;涉及身份认定和变动的判词有2份,均引用了法律条文,引用率100%;涉及婚嫁类纠纷的判词有4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份,引用率25%。第五,蔡久轩主要涉及财产类纠纷的判词有5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1份,引用率20%;涉及身份认定和变动的判词有3份,既涉及财产纠纷又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相关的判词有16份,涉及婚嫁类纠纷的判词有3份,均未引用法律条文,引用率为0。第六,吴恕斋主要涉及财产类纠纷的判词有13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6份,引用率略高于46%;涉及身份认定与变动的判词有5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2份,引用率40%;既涉及财产纠纷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判词有4份,均未引用法律条文,引用率0。第七,叶岩峰主要涉及财产纠纷的判词有5份,均未引用法律条文,引用率0;涉及身份认定和变动的判词有6份,引用法律条文的有2份,引用率略高于33%;既涉及财产纠纷又与当事人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的判词有1份,均引用了法律条文,引用率100%。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不难发现:第一,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纠纷来说,涉及身份认定和变动的判词引用法律条文较多,这与案件的性质息息相关。因为这类纠纷多发生在家庭或宗族内部,援引法律条文一方面能够威慑争讼双方,另一方面也能够直接明了地依法处理家庭纠纷,不致争讼连年。第二,相较于其他官员,范西堂、翁浩堂在处理财产类的纠纷时,能够大量援引法律条文,这是比较少见的,这与其长期任地方亲民官有莫大的关系。其三,胡石壁多侧重于在立继、检校、孤幼类纠纷中援引法律条文,这类案件多与五伦相涉;而在涉及财产类纷争中援引法律条文只是为了解释律条的适用和指出其他官员适用法律错误。其四,蔡久轩的判词多未引用法律条文,主要是在判词中说理劝谕,这与其自身的素质和宦途履历息息相关。蔡久轩是理学家蔡元定之孙,理学渊源深厚;其中举后多在朝廷任职,且所任多是清职。据《宋史》记载,“处士元定之孙。绍定二年进士。其后差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迁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屯田郎官。迁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江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特授尚书司封员外郎,进直宝章阁,寻加宝谟阁,移浙东”⑥。其第一任亲民官为江东提点刑狱,之前多在朝廷任清职,这使得其审判更偏重于教化,而非简单据法严断。

   需要注意的是,宋朝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推行鞫谳分司制,民事审判亦不例外。这在法律条文的援引上亦有所体现,凡是司法类佐官所拟的判词均大量援引法律条文。如在“立继有据不为户绝”中,司法在认定继绝子有龙的身份及处理他与赘婿之间的财产纠纷时,大量援引相关法律条文,为提举常平司长官的审判提供法律依据:“在法:诸义子孙所养祖父母、父母俱亡,或本身难存,而生前所养祖父母、父母俱亡,被论诉及自陈者,官司不得受理。又准法:异姓三岁以下,并听收养,即从其姓,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虽不经除附,而官司勘验得实者,依法。……在法: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给赘婿三分。……又法: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堂之女,归宗者减半。……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⑦。

  

   二、宋代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目的和原因

  

   《清明集·户婚门》中引用法律条文的目的和原因可简要概括为解决纠纷,达致案结事了。这可以分为两点来解读:一是依法厘定争讼双方的是与非,二是基于特定原因而援引。

   (一)依法厘定争讼双方的是与非

   《清明集·户婚门》中的绝大多数判词援引法律条文的目的都是为了厘清争讼双方之间的是与非,以期做出一个能够让人信服的判决,进而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具体来说,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认定纠纷是否在诉讼时效内,决定案件受理与否。按照现代诉讼理论,当事人提出的民事诉讼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法院应当受理,不能主动适用诉讼时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民事诉讼中,法官有权根据纠纷发生的时间是否超过一定的期间而决定是否受理⑧。《清明集·户婚门》中有许多判词存在诉讼时效的认定问题,见于“游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王九诉伯王四占去田产”“吴肃吴镕吴桧互争田产”“漕司送许德裕等争田事”“寺僧争田之妄”“契约不明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应受理”“侄与出继叔争业”“妻财置业不系分”“以卖为抵当而取赎”“叔侄争”“过二十年业主死者不得受理”“揩改契书占据不肯还赎”“妄赎同姓亡殁田业”“禁步内如非己业只不得再按坟墓起造垦种听从其便”等⑨。如在“王九诉伯王四占去田产”中,王九状告伯父王四擅自将本户田产卖与游旦元。范西堂首先在检验契约文书的基础上,认定双方买卖田产的行为是有效的;其次,援引相关法律条文,“准法: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不得受理”;最后,结合王九父王昕业已死亡的事实,范西堂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今业主已亡,而印契亦经十五年,纵曰交易不明,亦不在受理之数”⑩。

第二,依法厘清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而判定争讼双方的是与非。《清明集·户婚门》中有许多判词都是通过法律条文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厘定各人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见于“正欺孤之罪”“罗棫乞将妻前夫田产没官”“已出嫁母卖其子物业”等(1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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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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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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