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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萍:论宋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

更新时间:2021-11-11 15:03:36
作者: 潘萍  
如在“罗棫乞将妻前夫田产没官”中,阿王在丈夫罗崈亡故后,携子罗宁老改嫁于罗崈同曾祖之弟罗棫。宁老死后,罗棫欲将罗宁老名下的田产作绝户处理,献于官府;而罗仚则欲以长兄罗岊的次子为次兄罗崈命继,由此产生争讼。审理者首先援引户绝法,“诸已绝之家而立继绝子孙,谓近亲尊长命继者,于绝家财产,若无在室、归宗、出嫁诸女,以全户三分给一分,余将没官”,认可罗仚的命继权,但所立继绝子只能得到罗崈三分之一的财产,其余二分要被官府没收;其次引用违法成婚律,“诸违法成婚,谓尝为袒免以上亲之妻,未经二十年,虽会赦犹离”,认定罗棫与罗崈是有服兄弟,不当迎娶阿王;最后引用继绝法,“夫亡从其妻”,主张阿王在与罗棫解除婚姻关系后,若能回归到罗崈之家,抚养继绝子,则罗崈的财产应归阿王与继绝子享有,不当没入官府(12)。

   第三,依法厘定双方的法律责任。司法者需要根据法律条文,确定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厘清双方的法律责任。如在“受人隐寄财产自辄出卖”中,吕千五状告詹德兴盗卖己家田产与毛监丞。翁浩堂首先根据产薄、相关契约文书,认定上述田产是吕千五之父吕德显为逃避差役而假借詹德兴户名隐寄的,这也是兴讼的原因所在;其次,根据吕千五的供述,结合相关法律条文,认定詹德兴及吕千五既不能得业,也不能得钱,且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法:诸诈匿减免等第或科配者,以违制论。……此吕千五之必不可复业也。……在法:即知情受寄,诈匿财产者,杖一百。……此詹德兴之必不可以得业也”;最后参之法意、人情,认可毛监丞的所有权,“上件田酌以人情,参以法意,吕、詹二家俱不当有。毛监丞宅承买,本不知情,今既管佃,合从本县给据,与之理正。两家虚伪契簙,并与毁抹附案”(13)。

   (二)基于特定原因而援引法律条文

   第一,威慑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清明集·户婚门》中的部分判词之所以援引法律条文,其目的是威慑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促使他们息讼止纷,见于“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寺僧争田之妄”“僧归俗承分”“从兄盗卖已死弟田业”“双立母命之子与同宗之子”等(14)。如在“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中,熊资身死,其妻阿甘改嫁,独留在室女一人,“户有田三百五十把”。其后,在室女亦身死,阿甘主张在室女拥有的田产中有自己曾经购买的一百把;而熊邦、熊贤争以己子为幼弟熊资命继。审理者首先援引女承分条,“以其价钱不满三百贯,从条尽给付女承分”;其次援引命继分产法,“律之以法,尽合没官,纵是立嗣,不出生前,亦于绝家财产只应给四分之一”,认定官府有权籍没熊资户下财产,但是仍然做出“仰除见钱十贯足埋葬女外,除田均作三分”,各给熊邦、熊贤、阿甘一分的判决;最后指出上述判决并未依法,而是官府从宽厚施政的角度做出的,从而威慑三人不得再借此兴讼,否则依照户绝法处理(15)。

   第二,驳正之前审判者适用法律错误。《清明集·户婚门》中有些判词援引法律条文是为了驳正之前审判者适用法律错误,见于“漕司送下互争田产”“重叠交易合监契内钱归还”“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禁步内如非己业只不得再安坟墓起造垦种听从其便”“质库利息与私债不同”等(16)。如在“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中,阿甘在丈夫丁昌过世后,招接脚夫共同抚养“丁昌在日已养得三岁以下之子”,而朱先贪图丁昌家财,趁其夫亡子幼之际,告论其家户绝。宁都县虽然认可丁昌在世时抱养三岁以下异姓子为子嗣的行为,但认为未经除附,故而籍没丁昌家财。叶宪在审理此案时,首先解释何为“除附”,即“人家养同宗子,两户各有人户,甲户无子,养乙户之子以为子,则除乙户子名籍,而附之于甲户”;其次,强调“收养异姓三岁以下,法明许之即从其姓,初不问所从来,何除附之有”。接着指出,收养异姓三岁以下未经除附,但官府审验得实可以“依亲子孙法”(17)。因此主张,即使不认可养子身份,依法也应将丁昌户下物业交由阿甘掌管,不当妄行籍没。最后,做出判决:1.认为宁都县令不遵守诉讼程序,唯利是求,“本县不遵本司后断,乃辄将提举司元牍不当文移,混乱妄申,承行人勘杖八十”;2.认可阿甘的所有权,“将丁昌物业一文以上,并照条给还阿甘管领,取领状照申”(18)。

   第三,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有歧义时,审理者予以解释。纵观《清明集·户婚门》的判词,存在认知歧义的法律条文主要有两类:1.对于亲邻条法的理解多有歧义,司法者在判词中往往援引相关法律条文,并解释其适用的范围,见于“漕司送下互争田产”“亲邻之法”“有亲有邻在三年内者方可执赎”(19)等。如在“亲邻之法”中,谭亨欲依亲邻之法取赎“堂弟出典之田”。审理者胡颖首先指出百姓对亲邻之法的理解存在误区,“往往以为亲自亲、邻自邻。执亲之说者,则凡是同关典卖之业,不问有邻无邻,皆欲收赎;执邻之说者,则凡是南北东西之邻,不问有亲无亲,亦欲收赎”;其次援引庆元重修田令和嘉定十三年刑部颁降条册中所载的亲邻法,指出正确的理解应是既亲且邻;最后依据法律规定,认定“谭亨所欲执赎堂弟出典之田,既是有亲无邻,则是于法有碍”,不合取赎(20)。2.有关理诉田宅时效的规定易存在歧义,司法者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会专门予以解释。如在“契约不明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应受理”中,方秋崖为刑台所做的判决作注脚时,指出理诉田宅时效这一律条不应将“钱主或业主亡者”和“过二十年”同时作为不应受理的必要条件,应当分别作为不应受理的充分条件。并据此认为尽管没有超过二十年,但是签订契约的一方李孟传早已过世,也符合不予受理的条件,进而维护刑台的判决,“在法: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得受理。此盖两条也。谓如过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无词也,此一条也。而世人引法,并二者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讼,虽未及二十年,而李孟传者久已死,则契之真伪,谁实证之,是不应受理也”(21)。

   第四,当法律与交易习惯、地方风俗等冲突时,审理者往往会援引相关法律条文,进行释明。这种情形多出现在涉及抵当取赎的纠纷中,见于“游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陈五诉邓楫白夺南原田不还钱”“抵当不交业”“以卖为抵当而取赎”等(22)。如在“游成诉游洪父抵当田产”中,游朝将田业、住基永卖与游洪父,并未离业;在其死后,其子游成向官府主张,当时并非永卖,而是抵当田业、住基。范西堂凭借丰富的审理该类纠纷的经验,首先将与案件相关的法条罗列出来,“准法:应交易田宅,过三年而论有利债负准折,官司并不得受理。又准法:应交易田宅,并要离业,虽割零典卖,亦不得自佃赁”;其次,结合残毁的契约和相关法律规定,主张该案不当受理;再次,结合当地交易习惯,认为游朝与游洪父的买卖契约是成立的;复次,认定游成兴讼的原因是“当来不曾交业,彼此违法”;最后,认定田业及住基应该归游洪父所有,且为了避免再次兴讼,“当厅就勒游成退佃,仰游洪父照契为业,别召人耕作”(23)。

  

   三、宋代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作用

  

   《清明集·户婚门》中法律适用的情形可以分为依法审判和未依法审判两类。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依法审判,法律条文只是审判的依据之一,天理、人情亦被关照。通过对判词的分析可知,不同类型的纠纷,审理趋向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一)争业、争财、抵当、取赎、违法交易类纠纷

   争业、争财、抵当、取赎类纠纷主要包含争业、抵当、争田业、争屋业、争山、争界至、取赎、违法交易、争财、库本钱等事类,共计42份判词援引了法律条文,主要涉及的是财产纠纷。在这类纠纷中,即使牵涉到服制内亲属之间,审理者也多倾向于依法审判。如在“侄与出继叔争业”中,杨师尧状告出继叔杨天常占据本生父产业。翁浩堂首先根据相关契约文书,认定田业是杨提举以物抵债,归还天常的;其次,审理者尽管对杨提举妻子夏氏所立关约存疑,但依据契约文书所载的年限,结合相关法律的规定,认定本案不当受理,“只据干照而论,则词人师尧之父监税已曾预押……在法: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最后,指出年代久远,“杨天常得业正与未正,未暇论,其历年已深,管佃已久矣,委是难以追理。请天常、师尧叔侄各照元管”(24)。

   但也有部分争业、争财类案件,司法者并未依法审理。究其原因,大致包括:1.司法者为民“父母”,体恤当事人窘迫境地,有时会屈法申情。尽管时人已经意识到在司法领域只知怜贫扶弱而不辨是非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一时官司又但知有怜贫扶弱之说,不复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夺不当,词诉不绝,公私被扰,利害非轻”;但是,饱读儒家经义的审判者们或出于内心自觉或为了彰显仁德,往往在判决中同情弱者。如在“欠负人实无从出合免监理”中,胡石壁不仅没有依法科处欠债不还的李五三兄弟,还因其“素无生业”“形容憔悴”,免于追理“欠负主家财本”,并“于济贫米内支米一斗发遣”(25)。2.案件超过诉讼时效,审理者基本都会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不予受理。倘若当事人缠讼、嚣讼,审理者也会破法受理。如在“寺僧争田之妄”中,妙缘院僧人持不知确切年代,而自谓绍兴十九年的缺少结尾的砧基薄,多次告论吴承节占据田产,且诬赖曾为之拟判的章司户贪图财货之利。方秋崖虽然认识到依法不应受理妙缘院僧人的告诉,但是为了避免其再次争讼、缠讼,而破法受理了,并以刑罚威慑之,“本合重科,以赦漏纲。……如敢顽讼,则讼在赦后,幸不可再矣”(26)。3.一般而言,亲属之间的争业、争财纠纷,南宋名公们都能“在综合考量法意法理、民意民情、风俗习惯、血缘伦理的基础上,以‘利益衡平’的司法艺术与精神,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和判决的社会良性效果”(27);但当纠纷涉及至亲之间,从家庭和睦的角度,司法者也会适当地背离法律的规定。如在“妻财置业不系分”中,陈圭告子仲龙和媳蔡氏将众分田产典卖给蔡仁。根据蔡仁的自陈和相关契约文书的佐证,翁浩堂肯定了该田产是蔡氏的装奁田,而非众分产业,并结合相关法律的规定,肯定和保护蔡氏“对其装奁财产的所有权和夫对妻装奁财产的支配权”(28);不过考虑到父亲陈圭对此抱持不同意见,翁浩堂主张蔡仁应避嫌,不得占据田产,并要求陈圭“备钱还蔡氏,而业当归众,在将来兄弟分析数内;若陈圭不出赎钱,则业还蔡氏,自依随嫁田矣”(29)。4.当仕宦或仕宦的子孙是当事人或牵涉其中时,名公们尽管没有因为其身份而歪曲法律,但是多倾向于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说教……而不肯绳之以法”(30)。如在“从兄盗卖已死弟田业”中,建阳佐官已能认定丘庄盗卖从弟丘萱的产业。无奈身为买方的官宦之家朱府拒不交出买卖契约,他只能根据事实和推理认定丘庄盗卖行为,而对拒不配合的朱府,则只能推定他们是贤明士大夫,“举动悉循理法”,理应不知悉田宅买卖情况。是以,建阳佐官只是依法科处了丘庄等人,而朱统领等人不仅不受科罚,还能够领回买卖田地的钱财(31)。

   (二)户绝、立继、归宗类纠纷

户绝、立继、归宗类纠纷多涉及财产纠纷,但就其本质而言是家庭身份的认定、变动,该类判词在《清明集·户婚门》中有18份。这类纠纷多发生在家庭或宗族内部,与五伦相涉,南宋名公们无不谨慎对待,法律条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独具特色。在这类纠纷的处理上,审理者“惟知守法,而族属则参之以情,必情法两尽,然后存亡各得其所”(32)。如在“先立一子俟将来本宗有昭穆相当人双立”中,丁某死后无嗣,三方争立。审理者方铁庵结合佥厅、通判等人的拟断,认定:第一,丁僖孙虽昭穆相当,但年齿较大、已为父后、已成婚姻,且曾与丁某有嫌隙,为近亲、庶母、继母等所不愿立,因此不当为嗣;第二,丁某的遗嘱是假的,不当立已经七岁的异姓荣孙;第三,邓氏应是丁某的庶母,而非生母,但其与一鹗、一夔等近亲主张立尚在襁褓的异姓小儿贵奴之子是合情合法的。但是考虑到和宗睦族、丁某血食供奉,“参之人情法意”,“先立贵奴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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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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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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