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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围园除后密谋与维新变法的失败

更新时间:2021-11-11 14:02:59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建立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拍了拍脖子:“如您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以得富贵。”谭嗣同觉得该摊牌了,以激烈的语气将两条路摆得分分明明,要求袁世凯决断。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说着,袁世凯慷慨激昂起来,“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这时,谭嗣同从座上起立,连连向袁世凯作揖,称他为“奇男子”!最后,谭嗣同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才能办事!” [17]

  

   袁世凯没有答应马上行动,谭嗣同很失望;但是,袁世凯也没有坚决拒绝,这使谭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康有为除寄希望于袁世凯外,还寄希望于列强。当年夏历四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 [18]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康有为见到光绪帝的密诏后,立即会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出以李为光绪皇帝的顾问,李则建议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组成“合邦”(联盟),共同抵御俄国。 [19] 次日,康有为访问李提摩太,拟请英国驻华公使出面相助,但公使已到北戴河避暑;再拟寻美国公使,美国公使已赴西山。

  

   当日下午,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

  

   (五)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慈禧太后突然回宫是杨崇伊头天上奏章的结果。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和李鸿章是姻亲,其活动常有李的背景。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后,他曾上疏弹劾强学会和文廷式。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撤职后,他即继怀塔布之后赴津与荣禄密谋,确定计划。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他通过奕劻向慈禧上奏,声称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中山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称:今春会试,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奏章激烈地攻击维新运动,说是“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提出:“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20] 杨崇伊要求慈禧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密捕大同学会中人,分别严办。在旁哭诉的除庆亲王奕劻,还有端王载漪。

  

   杨崇伊的这道奏章很有煽动性。它不仅迎合了慈禧的守旧心理,而且也迎合了慈禧对洋人的疑惧感。伊藤博文原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对手。戊戌年下野后,以从事远东外交自任。9月8日(七月二十三日)来华,14日(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先后会见总署王大臣、康有为、张荫桓等人,定于9月20日(八月初五日)晋见光绪皇帝。当时,李提摩太已经提出,建议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顾问,中国官员中也有聘任伊藤为“客卿”的类似意见,还传说伊藤有可能进入军机处,等等。杨崇伊奏章中所说伊藤“将专政柄”,即指此类传说。慈禧本来就担心变法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现在则更担心“东洋鬼子”和皇帝“结合”!

  

   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光绪帝首先召见袁世凯。袁奏请光绪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不必“操之过急”。他建议选用“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出而主持变法,并且意有所指地说:“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21] 自从谭嗣同夜访后,袁世凯就“反复筹思,如痴如病”。这时候,袁世凯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政治走向。据袁世凯日记记载,光绪皇帝听了这一段话后,“颇为动容”。但是,“无答谕”。

  

   当日中午,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光绪帝称:“贵邦与敝国同处一洲,彼此最属亲爱,唇齿相依。讲求新政乃敝国当今务急,愿侯相有以教寡人。若蒙将维新之谋,细述与总署王大臣之前,则必增长朕之所欲也。”在伊藤博文表示“敬奉谕旨”之后,光绪皇帝又说:“朕之所愿,无有过两国永远同心合力,彼此赞助,而无诈无虞也。” [22]

  

   慈禧太后还宫之后,即下令呈缴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个新章京所签各项文件。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同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捕拿,交刑部治罪;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革职永不叙用。 [23] 命下,崇礼立即出动士兵,查抄南海会馆。不过只抓到了康广仁,前一天,康有为已经谭嗣同力促,遵照光绪皇帝指示,离开北京,经天津,换乘英船南下。

  

   (六)六君子就义

   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向光绪帝请训后,当日回津,到总督衙门拜见荣禄,“略说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只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24] 说话间,有荣的幕僚等人入坐,袁不便畅言,约定第二天早晨再访。次日晨,荣禄突然访袁,袁详述谭的夜访情况。接着,二人筹商如何既向慈禧报告而又能不牵累光绪帝,未有善策。当日,杨崇伊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政变消息。初七日,杨崇伊返回北京,向奕报告袁所述情况,奕劻飞报慈禧。23日(八月初八日),慈禧讯问光绪皇帝,同时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梁启超到浏阳会馆访问谭嗣同,商议挽救时局办法。二人对榻密谈之际,陆续听到查抄南海会馆和慈禧垂帘听政的消息,谭嗣同早已作好牺牲准备,从容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康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 [25] 他建议梁到日本驻华使馆,拜会伊藤博文,请伊藤致电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助康有为。梁启超依言进入日本使馆。次日,谭嗣同到日本使馆会晤梁启超,将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家书等物交梁,托他保管。谭劝梁出走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26] 他将生的希望推给了梁,将为变法牺牲、激励国人的责任留给了自己。

  

   自9月23日(八月初八日)起,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张荫桓、徐致靖等陆续被捕。杨深秀因上疏反对慈禧训政,也同时被捕。接着,清廷又下令拿办杨崇伊奏章中提到的孙中山和文廷式。25日(八月初十日),“上谕”称:皇帝病重,命中外保荐精通医理之人。26日(八月十一日),清廷宣布:恢复被光绪帝精简掉的詹事府、通政司等机关;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停办官报馆,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同日,慈禧太后下令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谭嗣同等人。次日,加派御前大臣会审,但不久又通知“勿用审讯”。28日(八月十三日),清廷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次日,清朝政府发布“上谕”云:“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结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27] 显然,这“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新罪名,自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

  

   谭嗣同等牺牲这一天,北京先是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当时,严复正在北京,作诗哀悼说:“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他对谭嗣同等被害表现了强烈的不平,也勉励自己,不要因此灰心,要为中国的改革和富强继续奋斗!

  

   9月29日(八月十四日),清廷下令将张荫桓发往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梁启超与康有为一并拿办。其后,参预维新的人士都受到不同处理。李端棻革职,交新疆地方官严加管束。王照革职严拿,查抄家产。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黄遵宪本已被光绪帝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时在上海,因日、英两国干预,得以免职还乡。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下令裁撤湖南南学会、保卫局,销毁札记、答问等书。同月9日(八月二十四日),慈禧懿旨宣布:科举考试“悉照旧制”,停罢经济特科,裁撤京师农工商总局。11日(二十六日),慈禧通谕严禁联名结会。至此,戊戌变法的成果摧毁殆尽。

  

   戊戌变法的失败,其首因自然在于顽固派的强大,慈禧太后掌握国家大权,但是,也和维新派以及光绪帝的策略失误有关。变法救亡,本是当时人的普遍要求,但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既不能取得普遍认同,开制度局、懋勤殿的主张又严重侵夺王公大臣们的既得利益,以致除光绪帝一个光杆司令外,维新派几乎没有其他助力。光绪帝虽有心变法,但他仓促下令精简机构,平添大量阻力;对礼部六堂官的处罚也嫌过重,易于失去同情。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是巨大的。一是它激起了人们对满洲权贵的愤恨,此后,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革命党人即进入历史舞台中心,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二是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由此发端,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戊戌变法后,学堂、报刊、学会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日新月异,迅速变化。慈禧太后的屠刀虽然可以暂时中断变法的历史进程,但是,近代中国的改革、革命和思想解放潮流却再也无法阻遏。

  

   注释:

  

   [1] 孔祥吉:《救国存亡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71页。

  

   [2] 孔祥吉:《救国存亡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131—132页。

  

   [3]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26页。

  

   [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63页。

  

   [5]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65页。

  

   [6] 康有为:《致汪康年书》,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15页。

  

   [7]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45—846页。

  

   [8]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91—892页。

  

   [9]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97页。

  

   [10]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

  

[11]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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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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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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