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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各地维新活动

更新时间:2021-11-11 13:43:50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一)上海

   康有为在北京强学会略有头绪后,即于1895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离京,到江宁会见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对谈多日。张要求康有为不谈“公羊学”和孔子改制,为康拒绝,但张同意出资,支持康到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会刊。康有为除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外,自己还写了《后序》,号召“思保其教,思保其类”的“通人志士”们入会,共同讲求“自强之学”。章程是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幕僚黄绍箕、梁鼎芬共同起草的,它声称“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治不举”,因而,该会“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 [1] 章程宣布在上海设总会,逐渐向各省发展。其活动内容为: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签名者有张之洞周围的主要僚属黄体芳、屠仁守、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以及康有为、汪康年、张謇等16人。11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

  

   1896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出刊,首载《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三文。报名之下,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字样。该报继续宣传孔子改制思想,提出“幡然改图”,“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等主张。1月21日(十二月初七日),北京强学会被弹劾,张之洞随即嘱幕僚致电上海,指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当时《强学报》仅发行到三号。

  

   强学会停办后,黄遵宪与汪康年等于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邀梁启超为总撰述。其后,梁启超即在该报连载长文《变法通议》,呼吁清朝统治者掌握时机,自动变法。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2] 由于梁启超文笔浅近,议论新颖,《时务报》出刊后,大受欢迎,销量迅速发展至万余份,“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3]

  

   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曾企图组织不缠足会,未成。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广东人赖弼彤等在顺德龙山镇组织戒缠足会,入会者达数百人。梁启超特为该会写作序言并在《时务报》上刊出。次年5月,梁启超又以报馆名义创办不缠足会,号召各省成立分会,湖南、四川、广东、福建等11个省份相继成立类似组织。为了提倡女子教育,梁启超还在报上发表《倡设女学堂启》。1898年5月(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经元善在郑观应、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女学之始。

  

   初时,张之洞对《时务报》表示赞赏,誉之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但不久,梁启超在个别文章中批评到了与张之洞有关的“金陵自强军”,引起张的不满。1897年10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梁发表《知耻学会序》,以辛辣的语言警告清朝统治者,如不迅速图强,“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会遭到和夏桀、周厉王同样的命运。张之洞认为“太悖谬,闻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下令禁止该期发送。 [4]

  

   汪康年本有维新之志,但是,他原是张之洞的亲信,一再受到压力。他在《时务报》所发《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中肯定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有的官僚即扬言“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 [5] 梁鼎芬致函汪康年,要他“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6] 康门弟子徐勤的《中国除害议》批判科举时文,梁鼎芬致函汪康年,指责该文“太悍”,“专攻南皮”,汪即腰斩该文,不再刊出,并擅自改削梁启超连载的《变法通议》。 [7] 康广仁和梁启超成立大同译书局,企图出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汪康年居然拒登广告。梁启超忍无可忍,于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致函汪康年:“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 [8] 结果,梁启超愤而离职,《时务报》锋芒顿失。此后,报纸即全为汪康年掌控。第65册汪所撰《论将来必至之势》阐述对“流品混淆,地痞流氓”参预变法活动的忧虑,被张之洞誉为“有报以来之杰作”。

  

   (二)天津

   在天津活动的主要维新人士是严复。严复(1854—1921),字幼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初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被选送英国海军大学学习。1879年(光绪五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要求变革。1897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与夏曾佑共同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次月,创办《国闻汇编》旬刊,发表翻译作品。

  

   严复长期留学英国,西学造诣远远超过康、梁等人。他在《救亡决论》中称,当时的西方全面胜过中国,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以西学为要图”,“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在《辟韩》一文中,他以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批判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君与民本是根据“通功易事”原则确定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因此,人民乃是“天下之真主”。严复特别歌颂西方的自由观念,《原强》一文称:“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但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尚未具备自治能力,因此急务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他在理论上虽然急进,而在行动上则主张渐进。

  

   甲午战败后,严复愤而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易名《天演论》,自1898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起在《国闻汇编》连载,次年5月(四月)结集成书。严复在该书按语中,突出宣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思想,呼吁国人奋起救亡,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宛如警钟号角,广泛地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代中国人。其后,严复又陆续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他是戊戌前后翻译西学著作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人。

  

   严复的《辟韩》在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为《时务报》转载,张之洞见后,大为不满,指使屠仁守作《辨〈辟韩〉书》,批评严复“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 [9] 严复自此谨言慎行,锋芒大敛。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他在《国闻报》上连载《拟上皇帝万言书》,建议光绪帝在变法之前先做三件事:一是到外洋游历,联各国之欢;二是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结百姓之心;三是破守旧者把持之局。全文态度温和,并无多少激烈意见,但仍然受人参劾,以致严复不得不将《国闻报》转归日本人经理。

  

   (三)湖南

   当时各省督抚中,以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最为开通。陈字右铭,江西义宁人。1895年10月(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到任,次第兴办矿务总局、火柴公司、水口山锌铅矿等实业。当时,江标任学政,“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到湘,出任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同年,徐仁铸继任学政。他们和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人都支持陈宝箴,积极推进维新事业,因而,湖南的维新活动生气勃勃,在各省中最有成绩。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师事欧阳中鹄,喜读王夫之著作;后来漫游各地,广泛了解中国社会。中法战后发奋钻研西学。甲午战后立志变法,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同年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组织算学社。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到北京,与梁启超相识。同年从父命,入资为候补知府。旋赴江宁,结识居士杨文会。他吸收西学,融合佛学、儒学,写成《仁学》一书,将“仁”视为天地万物之源,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只是由于“办事”需要,才“共举一民为君”;倘若“君”不能为民“办事”,自然可以“共废之”。他猛烈抨击儒学所鼓吹的三纲五常的“惨祸烈毒”,声言“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在谭嗣同看来,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大盗”之政,学术均为荀子的“乡愿”之学,不仅“制人之身”,而且“制人之心”。他号召人们“冲决网罗”,甚至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应陈宝箴之邀返湘。

  

   湖南次第举办的新政有《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保卫局等多种。

  

   《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旬刊,创办于1897年4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办,唐才常任主笔,杨毓麟、易鼐等参加编辑。“以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为目的,内分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格致等栏,是湖南维新派最早的刊物。

  

   时务学堂由陈宝箴倡办,以熊希龄为总理,延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学总教习,康门弟子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分教习。1897年11月29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学堂开学。梁启超采取“急进”办学方针,鼓励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常在课卷的批语中大力发挥民主思想。如:“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他甚至指责二十四朝皇帝中的大多数是“民贼”。这时候,梁启超实际上已有“排满”思想,曾在批语中写道:“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10]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梁启超因病离湘。他在学堂担任教职的时间虽不长,但却迅速培养了一批年轻新锐。

  

   南学会成立于1898年2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设会之意,在于兼具学会与地方议会双重性质。会友分三种。一为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充任。二为讲论会友,以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三为通讯会友,凡远道寄函,讲求兴利除弊的官绅士商均是。南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演讲,其讲稿则发表于《湘报》。自成立之日起,有记录可查的演讲共13次。南学会成立后,浏阳、巴陵、沅州成立分会,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相继成立。

  

《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7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每日一张。由熊希龄倡办。熊与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等8人任董事,以唐才常为总撰述。陈宝箴拨款支持。该报大力介绍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宣传变法维新,尽力扩大读者层面,“使圆胪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成为与《时务报》并称的新派报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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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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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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