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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科学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

更新时间:2021-11-10 22:47:28
作者: 王一鸣  
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这对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填补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随着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深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大幅压低了全球制造业生产成本,加快推动制造业向中国的集聚,中国加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全球也大体形成以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为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地的“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

   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发挥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内外经济失衡的问题逐步显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遇到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等矛盾进一步显现。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全球范围看,“大三角国际循环”也暴露出问题,美西方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制造业空心化,中等收入群体萎缩,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滋生,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上述变化表明,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模式必须进行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进的重要转折点,我国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需求结构看,外需与内需此消彼长,推动我国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大约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从供给结构看,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减弱,资本、技术要素的相对位势上升。供需两方面的变化,客观上为我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通常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原有的外需拉动经济发展已不可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客观必然,也是内在要求。

   统筹两个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

   一方面,这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调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是“变”,准确识变,才能科学应变并主动求变。大变局之“变”主要有三条基本脉络,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收缩、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变局,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成为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计算技术的高能化、量子化,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并将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在以往历次科技革命中,我国都处在接受技术扩散和辐射的外围地带,新科技革命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美国为保持科技竞争优势、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科技围堵和打压,这将倒逼我们下决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其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近30年的扩张后开始收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主要经济体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调整,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趋于强化。以东亚地区为例,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对中国贸易额上升主要源于中间品贸易增长,跨国公司推行“中国+1”战略,在东盟设立生产工厂,促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与此同时,中国部分终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国家转移,也带动了中国中间品向东盟的出口。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后,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将进一步上升。

   再次,美国对我国战略遏制日趋强化成为大变局的巨大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跃升,美国视我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实行科技脱钩、金融施压。疫情后,美国对我国的打压变本加厉,中美关系走向仍面临不确定性。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变局加速演变。疫情后,老问题依然存在,新挑战显著增多。疫情冲击的不对称和再分配效应凸显,疫情后的“K型复苏”,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强化本已上升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主动调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空前上升。我国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等优势,更大力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提升自主性和可持续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始终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这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作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循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不强,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国内需求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

   “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能。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需求引领供给创新、供给创造提升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循环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变量。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在创新战略上,要从过去的技术追赶转向构建局部优势,主动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具有较强战略价值的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加大投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局部领先优势和非对称反制能力。在创新路径上,要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我国部分终端产品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核电、高铁、工程机械和通讯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中间品,仍主要依靠进口。中间品专业化程度高,技术迭代速度快,产业生态复杂,科技投入要求高,需要长期的技术和知识积累,必须整合优势科技资源,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创新方式上,要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扩大在国际大循环中回旋空间的内在要求。过去一个时期,由于要素成本提高,加上中美经贸摩擦冲击,我国经历了两轮产业外移压力。疫情后,国际上又出现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给我国产业链稳定性带来新的挑战。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快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根植性。统筹推进补链、强链,针对“断供”“缺芯”等问题,下决心培育可替代的产业链,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的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应用,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既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应对外需拉动作用减弱、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合理引导消费、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网上零售、互联网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费。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鼓励扩大有效投资,补齐创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短板。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第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清除经济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发展格局的演进过程,更是体制机制变革和创新的过程。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建设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银行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五,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强对国际高端要素的吸引力,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使国际循环更有效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边境后”规制改革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缩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体系建设,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等相互衔接。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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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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