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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更新时间:2021-11-09 11:01:57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所以他说:“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岂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自用者哉!”[15]987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是反对先验论哲学的。《实践论》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1978年全社会热烈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是反对先验论哲学的。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反对先验论,主张实践第一,注重实事求是,往往就能开创良好局面,否则就会停滞不前。王船山的知行观,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三、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湖湘文化

   王船山的知行观,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他真正做到了《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地更新。他反对不从实际出发,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先验之“理”,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16]637。他指出:“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日新而不困。”[7]276“趋时应变”是从船山知行观中直接衍生的重要思想,船山知行观注重实践,而“趋时应变”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应对变化、解决问题。王船山“趋时应变”的思想,与他的知行观是结合在一起的。

   明王朝为什么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停滞不前。虽然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人,如徐光启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学影响,西方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但是整个朝廷沉闷,不往前走,到最后天崩地裂。

   时代的巨变刺激了王船山的思想,他的认识论生出一种“应变”的思想,就是怎么对待变化?他说:“夫天下之万变,时而已矣;君子之贞一,时而已矣。变以万,与变俱万而要之以时,故曰:‘随时之义大矣哉!’”[17]405因为时势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拘泥于成法,“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国强秦以后之朝野,而豫建万年之制哉?” [18]125他这个“应变”思想,对湖湘文化有重大影响。曾国藩、谭嗣同,乃至毛泽东都有所继承。他的“应变”思想来自《周易》和《春秋》。王船山对《周易》和《春秋》都有研究,《周易》专门讲“变化”,《春秋》则是专门讲“变革”的。

   湖湘文化从胡安国开始,一直到王船山,都有关于《春秋》的专门研究著作,可见湖湘文化对《春秋》是情有独钟的。王船山之后,魏源也研究《春秋》,魏源的《春秋》学著作《董子春秋发微》,受到了常州学派刘逢禄等人的影响,但实际上魏源也受到了王船山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著作《诗古微》中,就采入了船山《诗广传》的部分内容,题名为《诗外传演》。他和邓显鹤有很深的交谊,而邓显鹤是清末首先校刊、刻印《船山遗书》的人,他显然通过邓显鹤的渠道读到过王船山的书。不但如此,魏源关于“变革”的思想,也与王船山有联系,所以有人说:“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正面提出变法的改革思想家,他的改革思想上承王船山,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19]21除了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以外,魏源的思想还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也是晚清今文经学中以《公羊春秋》为思想基础的。

   所以这是湖湘文化里讲“变”的一条线索。湖湘文化这种“应变”的特色,跟认识论有关。王船山最后讲到“知行互资”,互资就是互相支持和互相进行修正和辩证。湖湘文化的这个思想对毛泽东有一定影响。

   毛泽东后来讲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想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也就是讲知和行的互动。知和行互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途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这个过程称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12]296。这说明,湖湘认识论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变化和革命。

   近代历史上,受湖湘文化熏陶的这批人,都有很强的变革思想,体现在贺长龄、魏源等人的《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中,他们都呼吁要主动革新这个社会。此后的湖湘近代人物,如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毛泽东更是如此。对此,武汉大学的李维武教授有一个很好的说明:“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行观开展的不同路向,毛泽东作出了明确的选择,这就是承继和接续王夫之、魏源、陈天华、孙中山的知行观开展脉络,沿着认识论路向阐发‘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当然与他少年和青年时代深受湖湘学风影响相联系。王夫之、魏源、陈天华这些湖南哲学家都曾给毛泽东很大影响,使他重视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知行观。”[20]17

   所以,王船山的认识论,为湖南人应对近代历史的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船山的思想除了认识论,还有一个统贯古今上下的哲学系统,具有统合能力,能够使人开窍、明理,近代湖南人,就是从这个哲学系统中找到了新的思路,用来应对时代的巨变。

   四、船山知行观与毛泽东《实践论》

   王船山通过批判程朱、陆王,在总结、批判前人知行观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新知行观。他的新知行观,最终就落实在“实践”这两个字上。他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7]199他的知行观的这些内容,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里面都有所借鉴和论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王船山的知行观是有联系的。毛泽东讲的实践第一,继承了王船山力行第一的思想。但是,毛泽东的“实践”观念和王船山的行,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王船山虽然有很多超越时代的思想,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理学家,所以他讲的行,主要还是道德践行,当然也包括一些“利用厚生”的社会生产实践,但不是主要方面。毛泽东讲的实践,是社会实践,不只是一个人的道德践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不单单是个体,而且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各种作用力综合起来形成的。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实践就不仅是个体的道德践行,而且应该包含各种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实践。毛泽东说的实践,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是王船山说的道德践行。毛泽东的实践观念,比较王船山的行来说,范围更为广阔一些。

   《实践论》展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典范性的作品。“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首次发表《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由《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21]27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在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有高度的肯定。3尤金后来做了苏联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他的《简明哲学辞典》,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界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尤金等人的介绍,《实践论》对苏联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实践论》里讲了三大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生产斗争就体现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湖湘文化中的代表人物,比如清代的陶澍,在当两江总督的时候,进行了两项改革,一个是盐业改革,一个是漕运改革。左宗棠年轻时在家读书,研究地理、农业、水利这些实用性的学问,所以林则徐非常欣赏他4。这些学问是什么呢?就是实学。当时湖湘文化中有一股实学思潮,出了很多人才。这个实学来源于哪儿呢?就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认识。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把湖湘文化中的这些思想凝练、升华了。

   王船山的知行观,以及由知行观而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清代以来湖湘文化的一个标杆性的思想,开启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潮。王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了很多人:第一,影响了嘉庆、道光年间的一批知识分子;第二,影响了曾、左、彭、胡;第三,影响了谭嗣同、唐才常,戊戌维新这批人;第四,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尤其深刻。毛泽东的《实践论》,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知行观,其中有很多思想,是从王船山那里来的。

   王船山继承张载的思想,讲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区别,见闻之知就是感性认识,德性之知就是理性认识。毛泽东也讲过这个问题。他在《实践论》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2]296-297。可以发现,《实践论》所讲的,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指导实践。毛泽东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这里,毛泽东将哲学中的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挂起钩来。毛泽东说的“知行统一”,其实就是王船山说的“知行相资”。有学者指出:“《实践论》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中国哲学,但实际上吸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而又克服了这些成果的局限性,这从另一个角度使《实践论》具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22]9《实践论》的鲜明中国特色,与王船山等人的湘学认识论有密切关系。

   这样一看的话,脉络就非常清楚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其实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二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三是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以王船山知行观为代表的湘学认识论,对毛泽东的《实践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这就是王船山的历史地位之所在。

   结语

   从王船山到毛泽东,曲折探索的思想史中有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是认识论。湖湘文化也好,湘学也好,跟认识论有很大关系。湘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重要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张栻都对认识论有重要论述,王船山更是全面总结了古代认识论,开辟了近代认识论的新天地。历史大转折时期,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都有认识论新实践、新思想、新贡献,发扬了“湖湘经世学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使中国认识论达到了新的高峰。湖湘文化和湘学在认识论上有特色有优势,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4]贺麟.关于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求索,1985(1).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6]传习录//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7]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8] 尚书引义//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9]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

   [10]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王星贤,点校.2版.北京:中华书局,2020.

   [11] 周易外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实践论//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 思问录//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4] 礼记章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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