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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更新时间:2021-11-09 11:01:57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王船山对他们都进行了批判。这就是嵇文甫说的“修正程朱,批判陆王”。相对而言,他对陆王的态度更严厉一些。王船山在批判这两派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认识论。

   二、船山知行观所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

   王船山的知行观,涉及本体论问题、道器论问题、动静问题、能所关系问题。王船山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体现了他的思想中注重“实有”、强调“变化”的基本哲学倾向,这为他的知行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一)本体论问题

   王船山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概括地讲,就是气一元论的问题,或者说,气本论的问题。王船山认为气和理是一体的,而且气无边无涯,涵盖万有。他讲“气”和“诚”,都有共同点,用两个字来说,就是“实有”。所谓“实有”,就是实实在在的有,就是说世界的存在不是无,而是有。“实有”这两个字,给气本论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从张载而来的,张载在《正蒙》中说:“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矣”[7]29,又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7]272。王船山注释张载这段话说:“而实有太极,亦以明夫无所谓无,而人见为无者皆有也。”[7]272-273就是承认世界的实在性,反对佛老之学用“无”来作为世界的根源。

   “实有”这两个字,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理解、阐述的话,即承认世界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哲学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第二个问题,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这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始终在说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讲唯物和唯心的倾向。朱熹和王阳明有唯心的倾向,但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的唯心主义。他们要“格物致知”,那个“物”就是实有的万物。儒家实际上是承认这个客观世界的存在的,否则《易传》为什么还要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王船山的本体论,继承了儒家的根本精神,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既然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生活、生产就是真实的,人的生命就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要有生的思想,“生生之谓易”,我们要认识到生命的价值,生命有客观的价值,这是物质客观性的一个衍生的理论。没有这个理论,像朱熹那样说“理先气后”,“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0]2把精神性的理看成世界的本源和本体,这就不对了。或者像王阳明那样说“心外无物”,也有问题。有人指着岩中花树问他:“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6]123阳明的这段话很有诗意,但是有些问题,花树怎么不在心外呢?所以说,承认物质的客观性,是王船山本体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他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二)道器论问题

   船山的道器论也很重要。船山的本体论,讲理气关系问题,其实这个“气”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说到“器”的时候,就是现实世界中具体存在的事物了。船山说:“盈天地之间皆器矣”[11]1026,“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11]1027。他的道器论是指道是体现在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中的,不能悬空设想一个虚无缥缈的先验之“道”。

   船山的道器论涉及物质和精神的对立面,道是精神的,器是物质的,精神性的道就体现在物质性的器之中。他的道器论还有一面,道是一,器是万。王船山的这个思想,其实是用来说明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萧萐父、许苏民在《王夫之评传》中说:“从‘天下惟器’、肯认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到揭示‘道者器之道’而‘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更揭示了一般或共相都只是个别或特殊之一部分或一方面的本质、任何个别或特殊都不能完全纳入一般之中、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并通过个别而存在、没有个别或特殊就没有一般或共相的道理。”[1]120道是普遍性,器是特殊性。我们说世界是物质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器”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特殊的,但是最后它们都一一归为普遍性的道。

   船山的道器论思想很了不起,他实际上把理学的传统思维颠覆过来了。颠覆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器才是第一性的,有了器才有道。谭嗣同受王船山的这个思想影响很深,他说“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2]200。因为道寓于器之中,随着器的转变而转变,所以就要根据时代的变迁而革新、变法,不能空想着有一种脱离具体事物的亘古不变之道,“至于法之与时为变也,所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2]200。谭嗣同非常崇拜王船山,他接受了船山的道器论思想,作为他的创新观念的依据。过去的理学家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器亦不变,大家只要遵守“祖宗之法”就行了,不需要有任何创新、变革。这怎么行呢?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停滞保守的思想根源,船山的道器观是对这种停滞保守思想的一次冲击。

   (三)能所关系问题

   船山哲学中,还提出了一个能和所的观念。能所这个观念很重要,他是借用了佛家的思想。王船山说:“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8]376“能”就是主观的“用”,“所”就是客观的“境”。王船山认为佛教的这个说法“亦非诬也”,是有道理的。

   “能”是主观的,“所”是客观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没有把主观、客观这两个概念说出来,但是佛家说了,所以王船山说“立一界以为‘所’,前未之闻,自释氏昉也”[8]376。王船山借用了佛教的能所观念,用来说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

   王船山提出了能所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这是传统儒家没有说过的,这个思想对毛泽东影响非常大。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汇合成了新的主观与客观的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里面,说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毛泽东讲了一段话,他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12]296毛泽东曾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他说人类都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在前进2,那么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其实就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这个是认识论的最高点。

   我们的社会出现问题,往往出在主观和客观不一致上。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局限,所以才会犯错误,只有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减少错误。王船山通过能所关系提出了他的主客观相互联系的思想,对近代的湖湘文化有很大影响,并通过湖湘文化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理论贡献。

   (四)动静问题

   王船山的动静观也很有特色,概括起来说,就是反对停滞,积极倡导变动的观念。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13]402他还发挥张载的“太虚本动”的思想,认为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如同门之开合,开可以说是动,合可以说是静,其实开合都是动的表现,说明静止只是运动过程的一种特殊状态,绝对的静止是没有的,广大的自然界充满了运动。

   他提出天地万物都是在变化更新的。他说天地万物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都是阴阳组成的,阴阳在变,所以事物本身也在变。所以新旧不断更替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重复,而是不断地清除自身当中旧的死亡的东西,这些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变化日新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王船山的动静观来自《周易》,他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独到地研究。《周易》的八经卦中,震卦为雷,六十四重卦中包含震卦的有屯、豫、大壮、无妄、复、震等卦,这类含有“雷象”的卦都有震动、变动之义。谭嗣同在读王船山的书时,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船山对于这类“有雷之卦”的解说特别精彩详明,他说:“王船山邃于《易》,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明而益微。”[2]320而这类卦所揭示的哲理就是变动。“天行健,自动也。天鼓万物,鼓其动也。辅相裁成,奉天动也。君子之学,恒其动也。吉凶悔吝,贞夫动也。”[2]320谭嗣同体会到了船山思想的精髓,王船山通过《周易》的卦象来揭示运动、变动是必然的,这是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演进、更新的最为根本的理由,这对谭嗣同的变法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以上这几点是和知行关系有关的几个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发,王船山有效地揭示了客观世界之“实有”性,运动变化之必然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联系性。由此出发,王船山对知行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王船山对知行关系的论述,比较重要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知行有别,先行后知。

   首先要肯定,知和行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然后提出要先行后知,行在先而知在后。他引用《论语》中的话说:“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圣言决矣。”[8]312既然孔子都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一定是“先行后知”了,这就首先肯定了行的重要性,反击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

   第二,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

   行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识,但是单纯的“知”不可能包括“行”在内。宋朝以来,有很多人是单纯守着书本知识而不实践的,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弊病。船山的知行观是重视行,重视实践的,所以他说“行可以兼知”,知识首先是从实践活动的“行”中获得的,“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8]314。

   第三,王船山指出,所有这些知行观出问题的人,都是“离行以为知”。

   “离行以为知,其卑者,则训诂之末流,无异于词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木据梧,消心而绝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于恍惚之中。” [8]314离开了行动,离开了实践,而自以为是“知”,那就要么是守着书本,训诂字义,无法领会儒学的真精神;要么干脆就走向了佛老一类的“出世之学”,与真实的世界背道而驰。这一切错误观念的根源,王船山认为都是由于“离行以为知”。

   第四,王船山提出“知行相资”。

   他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14]1256他首先肯定知和行是不同的,但正因为两者不同,所以才能相互促进,发挥作用,从行动中获得知,再进一步以知来促进行,这样循环往复,王船山称之为“并进而有功”[15]598。在这里,王船山提出了知行关系辩证统一的思想。

   王船山的知行观,既反对程朱派的“知先行后”,又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而是主张力行第一。在知和行这一对范畴中,他认为行比知更为重要。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人们所有的知识从哪里来呢?是从行中来的,用王船山的话来说,“行而后知有道”[13]402。毛泽东后来讲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与王船山的这个思想有关系。

   重知轻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有市场的。程朱派如此,陆王派也是如此。中国几千年,靠道德治国,道德哲学治国,形成很多固有观念,宋明以后,形而上的东西日益强大,思想僵化日益严重,虚空作风误国,最终酿成了明朝亡国的悲剧。王船山从这个悲剧当中得到了清醒的教训。他要从哲学的知行观上把这个倾向扭转过来,提出“先行后知”“知行相资”,主要是为了警醒当时的知识界,从明朝末年的空虚学风中解脱出来,脚踏实地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重知轻行就会导致先验论。王船山反对先验论,反对不经过实践就形成的主观性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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