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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

更新时间:2021-11-09 10:58:12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一、科学和科学精神

   我今天的题目是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如果要讲起历史来,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我大概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点讲一讲。因为你要真想讲这个事情,可能需要讲一个课程,甚至一个课程都不够。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就挺好。

   我们讲到“科学”,这是一个汉语词。读英语的人就知道,跟“科学”相对应的是science这个词。在各种语言中的,“科学”这个词的意思也都不尽相同。我自己读德文,德文里面的“科学”叫Wissenschaft,它和science的意思差别挺大的。Wissenschaft更像是在说学问或者关于某一个领域的系统的知识,它跟“科学”有意思接近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有的西方词——当然中国的“科学”这个词也是从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你会知道希腊有一个词επιστ?μη,这个词大致可以翻译成“科学”或者“学问”,甚至有时候可以翻译成“哲学”。讲到这儿,我想说今天,哲学跟科学是两回事儿,但是追根溯源,哲学跟科学是不分的。在希腊人的概念里是不区分哲学和科学,它们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今天多多少少也会讲到:它们怎么就分开了。

   大概是在17世纪左右,西方的思想那里,哲学和科学两者岔开了。我主要沿着西方思想的发展来讲这个概念,因为从历史上、从学术史上、从思想史上讲,我们中国的这个概念绕了一个弯儿,还是要到希腊那个地方去讲这个概念。你把επιστ?μη翻译成“科学”,但和现在的“科学”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作“古代科学”。我在《哲学·科学·常识》这本书里面,把这个话说成是“哲学-科学”,以此来表明在十六七世纪之前并没有这样一个区分,哲学跟科学是连在一起的,我就把它叫做“哲学-科学”。

   那么,哲学-科学或者古代科学,它是根据一种态度发展起来的。这种态度我们比较熟悉,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即通过道理来了解这个世界。它跟什么东西对着呢?它一开始跟感应思维、迷信、神话等对着。了解一点点希腊文化的人可能都知道,希腊的神话系统很发达,比如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概念,包括欧洲Europe这个概念都来自于希腊神话,什么宙斯、赫拉、阿波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词。希腊神话很发达,相对而言,比如说中国的神话就不是特别的发达。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就有一些研究,鲁迅、矛盾等人就写过中国神话研究,他们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希腊有这么多的神话?中国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文明,但中国的神话就不是那么发达,但这种问题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其中的一个想法是,中国古代也有很发达的神话,但在诸子百家的时候,中国兴起的理性精神很强,一下子就把神话的源头隔断了。虽然有一些零星的神话故事,像大禹治水等等,但是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神话系统。不像希腊,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另外,希腊还有两部史诗,一部是《伊利亚特》,一部是《奥德赛》,合成叫做《荷马史诗》。中国也有很古老的文献,《诗经》、《尚书》等,《诗经》是由一些比较短小的篇章构成的,包含三百多首诗,《尚书》也都是一小篇一小篇的,没有很长的篇章,不像《荷马史诗》那种史诗巨制。《荷马史诗》虽然不是在讲神话,而是讲特洛伊战争、奥德赛的流亡等等,但是它以整个神话作为背景,所以这个巨大的史诗为保存他们的神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单讲《荷马史诗》,它写的是特洛伊战争,在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了一场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荷马史诗》的形成是在这场战争之后,大概是个慢慢成形的过程。到了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它落成为文字,内容就比较固定。以前都是口传的,口传的特点是,在一代一代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后人把它叫做“希腊人的圣经”,就像《圣经》对希伯来民族一样,或是《诗经》、《尚书》对中国人的意义一样,是所有文化人、有知识的人都很熟悉的文本。

   我们所讲的哲学-科学或者古代哲学、古代科学差不多就是从公元前7世纪发祥的,它是接着希腊的史诗、希腊的神话传统而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科学传统的兴起是针对神话传统的。神话传统也谈论天地开辟、宇宙和人的起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考证的方式去讨论的,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它并不清楚区分到底哪个是历史,哪个是传说。而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就要求:事事都要讲根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传说?它要分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面对事实,用证据说话,用胡适的话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它跟迷信、传说、神话是对着的。那种没有根据但又坚定不移的主张,希腊人叫做dogma,懂英文的朋友都知道dogma是教条主义dogmatic这个词的词根,这个词今天仍然有点这个含义。在希腊,dogma是指他们有很强的信念,但这个信念却没有很强的根据。教条主义就有点这个意思,dogma这个词同样也用在宗教信条上。

   二、对遥远真相的“求真”

   总体上来说,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求真的态度,要真实、要真相。

   但什么是“求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少少都要求“真”,要好好过日子,我们就得知道猪肉多少钱一斤,有哪些公交路线,是否真的新开通了一条地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知道很多真相。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相近的事情,我们普通人就比较注重事实,注重真相,但是离我们比较远的事情就不一定。比如拜登当选,选举有没有舞弊?你可能有很强烈的看法,但你不见得有心去验证你的看法真实不真实。你可能相信顺治出家了,他可能相信顺治在宫里寿终正寝,哪个是真实发生的?再远一点,火星上有没有水,有没有生命?免疫系统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说到这些遥远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就慢慢地从日常生活中比较实践求真的态度,逐渐转向dogma的态度,我们并不知道真相,但我们仍然会抱有很强烈的信念,会为川普和拜登孰是孰非争得不亦乐乎,严重的时候还会伤了和气。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科学的求真精神,主要讲的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求真”,而是在很遥远的事情上也去求真,这种态度跟我们普通人是有点差别的。

   我说的科学态度是从广义上说的,历史学也是科学,历史学家谈历史,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下一个结论,靠的是掌握大量事实,像我们这样知道得不多,结论很多,一听就不太像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的历史越长越好,好像中国的历史长我们也能跟着沾光,所以都希望从夏朝开始算中国的历史。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就比较谨慎,虽然古书里面经常谈到夏朝,但是商和周有甲骨文,夏朝没有文字,这有点空口无凭。后来,挖出了一个很古老的遗址,有的人说这个地方跟传说中的夏都差不多,这就是夏都吧?但是挖出来的墙垣啊房子的地基啊,你说它是一个都城也行,说它是一个大的聚落也可以。而且你也弄不清楚,这里是不是权力中心,统治了多大一片地方。科学家讲火星、河外星系等等,他们会去搜集证据,然后做出证据所容许的结论,可能还会多说几句,说这个证据也许还意味着什么,但是他要分清楚,哪些是证据证明的,哪些是证据暗示的。这样一种态度大概萌生于在公元前7世纪、6世纪,也就是中国东周诸子百家兴起的时候,可能比希腊稍微晚一点,但世界上同时有这么几个大的文明前前后后都萌生了这样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

   三、系统学问

   在中国,大家比较熟悉孔子,他是我们诸子百家中的第一个,他是不怎么讲鬼神的。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你说“不语怪力乱神”也算不上是什么太了不起的特点或者优点,但这很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大家还都谈怪力乱神,而孔子就不谈那些乱七八糟的怪神的事儿,讲究“无征不信”,你没有证据,就不要说信这个信那个。这显然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从孔子开始的,他做的不是现在的狭义的科学,但在德文Wissenschaft的含义上,他是做系统学问的。所谓系统学问,就是说,不单单靠经验,而且靠道理来考察各种各样的事情。经验对我们的生活当然至关重要,但是经验手能推广到太远的世界那里,比如说我们对中国人怎么生活都有经验,所以我们在中国生活就还蛮自在的,但是我们对法国人怎么生活就没有什么经验,对坦桑尼亚人怎么生活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到了那儿就会有点手足无措。那怎么办?我们可以读书。书是谁写的?就是那些有系统学问的人写的,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他们写的。

   我们现在把这些做系统学问的人叫知识分子、知识人。知识人的意思不是他们的生活常识特别多。你要是跟一两个教授打过交道,你可能他们啥都不明白,菜价是多少,哪种衣服保暖,知识人的特点是他们对某一个领域有系统知识,比如陈寅恪懂西夏文,我们就觉得“哇,他学问真大”;你会说湖南话,我们就不觉得你学问大。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就是,你学湖南话,把你从小扔到湖南,你可能并不是一个好学的孩子,但过几年你就说了一口湖南话了。你暴露在经验环境中,你自然就学会了,但是学西夏文就不是这样的,西夏文是通过好多道理学会的,你得做研究。你知道现在的物价不叫有学问,你知道唐朝中叶的物价,我们就会说你有学问。前一种我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我经常花钱就会知道各种物价,但是你要知道唐朝中叶的物价,你要读好多的古书,而且书里写的都是帝王将相,他们不买菜,我们的史书那么多,但是记载物价的没有几个,大多数物价都是推论出来的。

   做学问的人花了好多的精力做了一个系统学问,但这个学问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用处。所以,科学精神就又有了这样一条: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是为求真而求真的。你要问求真干什么用?尤其是对他个人有什么用?对他个人没什么用。实际上,他用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干这个事,他的生活经验肯定就会少一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你问他“为什么求真”,他就会说“他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或者为求真而求真”。那他为求真而求真就需要有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鼓励他们求真而求真,至少是容忍这种为求真而求真的态度,否则他就饿死了。

   四、科学有什么用?

   我们谈到科学精神,一定会问“科学有什么用”。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科学的确有一个“你有什么用”的要求。申请一个项目,你要填写研究成果有什么实际用途。但是,有一些事情很难谈清楚它有什么用处,比如说研究一个射电源或者粒子的微观结构,这些东西至少你眼下想不出它有什么用。太讲究实用,你研究一个学问,他马上就问“有什么用”,你答不上来,他就说“这个没用,我们不支持”,那就很难发展出系统学问。那些马上能用上的技术,我们来得非常快,“短、平、快”,但是,基础研究就说不好它有什么用,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不足,有时候我们在报道也会看到,说“中国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以前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的基础研究成果,把它们转换成实用技术,但是他一旦“卡你”,我们回过头来一想,这好几十年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得太少了。这有点像老子说的,“道这个东西无用而有大用”。

   基础研究,即使有实用价值,往往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多数基础研究永远不跟外行发生联系,不像一个商品,最终要和消费者、使用者见面,使用者会反馈给你,东西好不好。基础研究做得好不好,主要靠同行评价。咱们都说陈寅恪学问做得好,其实咱们哪儿懂啊,那是他的学生,史学界的学者,说他的研究是高品质的,推动了史学的研究。同时,他为中国的史学领域树立了典范,使得做学问的人有了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典范人物,整个研究的标准就会下降。做学问,做得好坏,没多少直接的标准,需要标杆性的人物,告诉我们“你达到那儿就是好的”,所以,典范的作用非常重要。

五、科学革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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