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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

更新时间:2021-11-09 10:55:58
作者: 沈卫荣  

  

   一

   英国印藏佛教学者David Snellgrove曾经指出,藏传佛教包罗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印度佛教中有的,藏传佛教中全有;印度佛教中已经失传的,也在藏传佛教中保存了下来,还得到了发展。例如藏传密教,它来源于印度,但其发展则远远超出印度原有的传统。①与汉化甚深的汉传佛教相比,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直接联系显然更深、更明显。是故,长期以来在西方和日本的佛学研究传统中,藏传佛教研究每每与印度佛教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印藏佛学研究通常是国际佛学研究领域内最受关注,也最有成就的一个分支。利用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献,借助活着的藏传佛教传统,接受过全面的语文学、文献学训练和具备良好佛学素养的佛教学者可以复原、重构早在13世纪就已经失落的印度大乘佛教传统。

   由于流传至今的古印度梵文佛教文献并不很多,现存的梵文佛教写本也大都是相当晚的作品。所以,研究印度佛教必须依靠梵文佛教文献以外的资料,其中尤以藏传佛教文献最为重要。现存《藏文大藏经》收录佛典4569部,其中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大乘佛教经典的完整翻译。佛教于公元7世纪开始在吐蕃传播,藏语书面语也在这时确立,故藏文从一开始就与佛经翻译直接相关,它的语法和构词法也多与梵文类近,故用藏文翻译梵文佛经从用词到语法构成均较容易相互对应。到公元9世纪初,藏文佛经翻译数量已相当可观,但由于译师的组成相当复杂,除了吐蕃译师外,也有来自汉地和印度,乃至中亚的译师,再加上流传到吐蕃的佛经原典来源不一、传承混乱,故藏文佛经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佛经翻译体例、统一佛典翻译用词,吐蕃赞普命令参与佛经翻译的吐蕃、汉地和印度的译师联手编制了一部正字法字典——《语合二章》和一部解释语源的语汇手册——《翻译名义大集》,进一步保证了藏译佛经书面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②还有,藏文佛经翻译自始至终有印度高僧的积极参与,按照14世纪西藏著名佛学大师布思端辇真竺(1290-1364)在其著作《布思端教法源流》中的统计,先后来吐蕃参与藏文佛经翻译的著名印度学问僧计有93名之多。其中不少在10世纪以后来吐蕃的印度僧人长期生活在吐蕃,对藏语文的理解和运用已相当娴熟,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疑为藏文佛典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是故,精通梵、藏两种文字的佛教学者,不难通过藏译佛典来想象梵文佛典的本来面目,重构已经失落的梵文原典。因此,藏文成为研究印度佛教者必须掌握的工具语言,藏文佛教文献是研究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除了对保存印度佛教文献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外,藏传佛教对于继承和发展印度大乘佛教教法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乘佛教之精义在西藏经过一代又一代学富五明、智悲双运的高僧大德的阐述和论辩,得到了广泛弘扬和发展。西藏历史上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如属噶当派的俄译师罗胆摄罗(1059-1109)、属萨思迦派的萨思迦班智达公哥监藏(1182-1251)、属沙鲁派的布思端辇真竺、属宁玛派的龙禅罗绛巴(1308-1364/69)、属格鲁派的宗喀巴(1357-1419)、属不分派的不败尊者文殊胜海(1846-1912)等等,他们对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唯识、如来藏等哲学思想的理解和阐发,③对以公元7世纪印度量学大师法称的著作为代表的佛教因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和藏传佛教觉囊派积极主张的“他空见”思想一起,④极大地丰富了印度大乘佛教哲学思想。⑤对上述这些藏传佛教大师的著作进行解读和研究,显然能够帮助佛教学者更深入地理解和探究印度大乘佛学的基本思想和甚深奥义。

   藏传佛教除了在中观、唯识、如来藏和因明等佛教义理的发挥上独树一帜外,更因其周密的密教修习传统而在佛教世界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密教(Tantra,怛特罗)是一个远早于佛教就在印度出现的古老传统,印度大乘佛教在吸收、融合、改变和发展印度密教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被称为金刚乘的佛教的密教传统。随着印度佛教在13世纪的消亡,佛教中的密教传统,特别是无上瑜伽部的传统在印度已经失落,而它却在西藏得到完整的保存和全面的发展,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和标志。藏传佛教中那些复杂的密教修行甚至被西方人类学家认为是西藏人为丰富世界人文精神作出的唯一和最大的贡献。⑥于佛教研究而言,现存藏传佛教文献中数量巨大、门类繁多的密修仪轨、修法是重构印度古老的密教传统所必须依靠的最重要的资料。只有对藏传密教作深入的研究,古印度密教传统的真相才有可能被揭露出来。印、藏佛学研究之不可分离于此亦可见一斑。⑦将印、藏佛教作为整体来研究,追溯其根源、观察其流变,无疑是佛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二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佛教征服中国”的历史理解为佛教汉化的历史,汉传佛教研究偏重讨论佛学义理及其与儒、道等汉族传统哲学思想的涵化,擅长作哲学史、思想史式的研究。⑧而欧洲传统中的印藏佛教研究则以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整理、解释佛教文献为主流。这种方法上的明显差异造成印藏佛学研究与汉传佛教研究这两个领域长期南辕北辙,找不到切合点。

   当然,亦有有识之士早已对汉传佛教于印藏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深刻认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家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曾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汉印研究所(The Sino-Indian Research Institute),寄希望于同时利用藏、汉、蒙等文字的佛教文献,并借助在北京的藏、汉、蒙僧众口传的活的传统来重构印度大乘佛教,弥补梵文佛典的阙损给佛教学者带来的缺憾。⑨他的这项举措得到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中国学者和哈佛燕京学社等西方学术机构,以及众多西方知名东方学家的积极支持。他的周围聚集了包括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Friedrich Weller、Walter Liebenthal等一批兼通梵、藏、汉、蒙的学者。钢和泰本人与其弟子留下了不少对印、藏、汉佛教文献作比较研究的著作,⑩遗憾的是,钢和泰开创的事业后继乏人,当今西方从事印藏佛学研究的学者中,兼通汉语文者寥寥可数,除Lambert Schmithausen等极少数人以外,(11)很少有人同时重视利用汉文佛教文献,注意到汉传佛教与印、藏佛教的比较研究对于正确理解印、藏大乘佛教传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专门从事汉传佛教的学者,则多半只重视汉文佛教文献,很少有人注意到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紧密联系。汉传佛教研究与印藏佛教研究基本上处于互不相干的状态。(12)

   事实上,印藏佛学研究的进步离不开汉文佛典和汉传佛教研究的帮助。正如日本佛教学者辛嵨静志所指出的那样:“汉译佛典不仅是汉文语文学,而且亦是佛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些译文时间上远早于现存的大部分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写本(梵文写本多写于11世纪以后,而藏译佛经始于7世纪,盛于10世纪以后),若仔细地阅读它们,或可对佛典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线索。特别是,源自公元2-4世纪的早期汉译文(即东汉、魏晋的汉译佛典)是研究大乘佛教之形成的最主要的资料。”(13)从东汉到初唐,汉传佛教各宗派已经基本发展成形。从2世纪中的竺法护、2世纪末的支娄迦谶、5世纪初的鸠摩罗什,到7世纪的玄奘,汉译佛经的主要工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都已经不止一次地被翻译成汉文。然而此时佛教才刚刚开始传入吐蕃,专为译经而确立的藏文书面语也才刚刚开始使用。由此可见,汉译佛经对于研究大乘佛教之成立的价值实在是无可替代的。

   汉、藏文佛教文献是佛学研究,特别是大乘佛教研究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要重构和正确理解印度佛教文献不能仅仅依靠其中的汉文或藏文一种佛教文献,而应该对汉、藏文两种佛教文献作比较研究。虽然汉文大藏经数量上远少于藏文大藏经,《大正藏》中仅录2920种佛典,且重译甚多,而《藏文大藏经》收录了4569部佛典,但二者可以互补,因为汉译佛典中早期资料较多,而藏译佛典含有更多的晚期资料。汉传佛教早在公元2世纪的竺法护时代,组成大乘佛典核心的“般若”、“宝积”、“华严”、“法华”、“大集”等都已基本成形。而藏传佛教于8-9世纪才形成第一次译经高潮,大部分重要的密教经续和仪轨等更都是10世纪以后才翻译的。所以,一些早期的汉译大乘佛典或不见于藏译佛典中,或根据的是不同的梵文原典及其他西域胡语佛典。(14)虽然早在吐蕃王朝期间不少汉译佛经就已被转译成藏文,如8-9世纪的吐蕃大译师[吴]法成一人就从汉译佛经中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入楞伽经》(及《入楞伽经疏》)、《贤愚经》、《大宝积经》之《被甲庄严会》、《佛为阿难说处胎会》、《净心童女会》,以及《解深密经疏》、《佛说时非时经》、《锡杖经》、《千手千眼陀罗尼经》、《十一面神咒心经》、《百字论颂》、《缘生三十颂》等佛经。(15)其他从汉文转译成藏文的著名佛经还有《大方广十轮经》、《华严经》、《首楞严经》、《金刚三昧经》、《梵网经》、《佛藏经》、《大涅槃经》、《大善巧方便佛报恩经》、《太子须大孥经》、《因明入正理论》等经论。(16)但仍然还有不少早期汉译小乘佛典,以及相当数量的大乘佛典不见于藏文大藏经中。(17)

   当然,藏文佛教文献对于补充、完善汉译佛典的价值显然更大。虽然迄今尚无人对藏文大藏经中有而汉文大藏经中无的佛教经论的具体数目作出精确统计,但这个数目一定远远超过汉文有而藏文无的佛教经论的数目。笔者近年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系列属于西夏时期新译、但不见于现存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中的汉译佛经,如《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圣大乘圣意菩萨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恝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恝持功能依经录》等等。这些西夏新译的佛经多半是根据当时来西夏传法的印度学问僧新带进来的梵文原典所作的翻译本,与它们相对应的本子亦可以在藏文大藏经中找到,其可靠性毋庸置疑。这个例子说明藏文大藏经中确实包含许多汉文大藏经中缺失的佛经。(18)

   与藏文大藏经相比,汉文大藏经中阙失最多的是密乘的续典和与其相关的仪轨、修法和论书。印度佛教中密教流行开始于公元8世纪以后,此时汉地译经高峰早已过去,唐代传入的密教是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中心的属于密教之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的修法,(19)属于密教无上瑜伽部的密集、胜乐、喜金刚和时轮等修法当时尚未流行。其后,宋代著名译师天息灾、施护、法护等人分别翻译出了《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和《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等重要密宗续典,但由于翻译质量欠佳,其中涉及实修的内容又常遭删减,故碍难为佛教行者理解;再加上由唐入宋,汉地修习密教的传统已经断裂,密教不为宋代统治者提倡,故影响极其有限。而无上瑜伽密的修习却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主流,与宁玛派的旧译密咒相区别的新译密咒,其主要内容就是无上瑜伽密续和与其相应的本尊禅定和瑜伽修习的种种仪轨。藏文大藏经并不像汉文大藏经一样按经、律、论三藏分类,而是分成“甘珠尔”(佛语部)和“丹珠尔”(注疏部)两大部分。其中的“甘珠尔”汇编了藏译三藏、四续部的所有经典,其内容和数量远胜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律二部,特别是属于“四续部”的密宗经典,其大部分不见于汉文大藏经中。与此相应,收集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中大量注疏密教本续和修行仪轨的著作亦不见于汉文大藏经的“论”部中。毫无疑问,要了解、研究和修习无上瑜伽密,汉文大藏经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我们可以依赖的唯有藏文佛教文献。(20)除《藏文大藏经》以外,汗牛充栋的历代藏传佛教高僧文集中卷帙浩繁的续典注疏和修法仪轨,亦将是我们取之不竭的源泉。

或以为汉传佛教较之藏传佛教以义理见长,其实并不尽然。许多在西藏得到了广泛传播的印度大乘佛教哲学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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