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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乡里社会:男丁共结春耕耦

更新时间:2021-11-09 09:50:33
作者: 包伟民  

   纸窗百衲地炉红,围坐牛医卜肆翁。时节杯盘来往熟,朝晡盐酪有无通。男丁共结春耕耦,妇女相呼夜绩同。老子颓然最无事,客归自策读书功。(《村舍书事》)

  

  

   一 家国之间

  

  

   不管是像陆游那样的官宦寓公,还是其他富户或者乡老农夫,都是赵宋国家的子民,都必须向国家纳赋应役。那么,对于这些居住在星罗棋布般地散布于山会平原乡野聚落中的子民,帝制国家是如何管理的呢?这就涉及当时的乡村基层管理制度的问题了。

   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要想正常运转,必须得有相应人力、物力的支持。人力、物力出自基层民众,任何政体的国家都必须牢牢掌控住基层社会才能生存,所以古人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自从秦朝建立帝制时起,我国传统国家就废弃中间层级,建立起了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基层民众的“编户齐民”之制。所谓“普天之下,谁不编户”。 [1] 但是民户散布于天下,怎样才能将他们登录到户籍册,并有效地“编”(管理)起来呢?其关键在于乡里制度。

   从秦汉而下,帝制国家主要通过统计各地的民户数,并将他们按一定的系统组织起来的办法,来控制基层社会。这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因为那个时候生产资源(土地)还相对宽裕,紧缺的是劳动力,只有控制住了劳动人口,才能确保国家的赋税徭役收入。所以东汉徐幹(170~217)认为,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其惟审民数乎”, [2] 就是通过户籍制度来统计天下的劳动人口。南宋朱熹(1130~1200)也说关键是要“联比居民”, [3] 就是要以某种方式将民户组织起来。

   “联比居民”的办法各个朝代有一些不同,基本是分成乡、里两个层级。就后来直接影响到宋代的唐代制度而言,它的规定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 [4] 也就是每一百户人家编组成一个里,每五个里编组成一个乡,里与乡都设有行政头目,他们代表国家行使管理的权力。这些行政头目不算正式的官员,一般是从乡户中差派。乡之上就是县政府了,再往上就是州政府与朝廷,这样就形成了乡、里—县—州—朝廷的控制体系。我们可以称这样的乡里体系为“联户组织”,因为它是以人户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其他相关的要素,例如财产、赋役,等,都登录在人户的名下,官府只要管住了人户,就能将一切都掌控在手了。

   为什么要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那是因为基层组织的规模得考虑到成本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组织规模过大,所设置的行政头目少,运作成本低一些,管理的效果会降低;组织规模过小,容易管理,效果好,但会增加运作成本。“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组织规模,是经过长期实践两者平衡的产物。可是人口总是慢慢增长的,有时局部还会因各种原因而衰减,造成人户数量的动态变化,这就会打破原来的组织规模。所以从理论上讲,乡里基层组织必须随着人口数量的波动而及时调整。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观察到,唐宋间不少地方一个县区之内乡、里的数量就是不断变化的。

   当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只不过是制度的条文,现实执行中基层组织规模不可能如此规整。因为乡野聚落大多自然形成,其规模大小不一,乡里体系在具体落实中必须与聚落相匹配,做出调整。或者几个小村落合并起来以为一里,又或者某个数百户的特大村落分设两至三个里,总之所谓百户只不过大概其而已。

   根据学者的统计,至少到公元八世纪中叶,乡的平均户数都在五百户左右,这说明到那个时候,唐代的乡里体系仍然作为联户组织正常运行。不过在此之后,情况慢慢出现了变化。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农民大量逃亡,国家越来越难以掌控户口,最后不得不改革赋税制度,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改原先“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为“以资产为宗”的两税制。这当然也说明了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已经变成了比人口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于是国家改而主要通过管控土地(“资产”)来攫取天下的财富。另一方面,尤其到唐代末年与五代,国家的行政能力降低,无法根据人口变动来及时调整乡里组织,乡里组织慢慢固化,变成了一种“地域组织”,也就是某乡某里不再指一定数量的人户,而是直接指它们所占据的某一个区块了,有不少里名变成了聚落的村名。于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乡一里所包含的人户不断增多,远远超出原来制度规定的数量。于是乡里组织从原来“审民数”的一元体系,慢慢开始形成两套体系,分别籍记、管理土地与人口。因为国家控制了土地之后,到最终仍需要落实到实际拥有土地的人户头上去征取赋役,土地与人户两者都不可偏废。这一演变过程很漫长,大致要到北宋中期才完成转型。据现存资料统计,到十一世纪中期,每个乡所管辖人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两千五百左右,为唐代中期的五倍。

   当然,那个时候乡的性质也已非原物。当时有一些县只设一个乡,令人奇怪。例如淄州长山县、岳州临湘县等,都是这样。如果乡还是像原来那样管理组织,那只剩一个乡,为什么不干脆直接由县衙来取代它呢?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原来建中元年在推行两税法时,规定以前一年所收全国赋税总额,向下逐级分摊,分到各州各县,再从各县分摊到最低的一个层级——乡。也就是天下每一个乡都按照前一年所征收赋税的总额,再根据全乡田地数与它们的等级,分摊到每亩土地上面去,规定哪个等级的土地每亩应该交多少赋税。那为什么不取一个大一点的分摊单位呢?用朱熹的话来讲,是因为“算数太广,难以均敷”。 [5] 不要说按州,就是按县来均摊也无法操作。从此,乡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税率核算单位。甲乡与乙乡之间,同样等级的一亩地所要交的赋税可能不一样。乡不再承担原先的那些管理职能,一般只设一个作为县吏的乡书手,制作每年征收赋税的簿账。于是,原来随着人户数不断调整、因而其所占地块也可能前后变化的乡,形成了明确的地界,开始出现“乡界”这样的概念。这样一来,乡也就完全地域化了,它的主要行政功能是管理乡区范围之内田地的簿籍,为国家征收赋役服务。在它之下的管理层级中,也有相应的地籍账簿,到明初就形成了大家所熟知的鱼鳞图册系统。

   自唐末以来,不少相互间税率相同的乡慢慢合并。天宝元年(742),全国共设16829个乡,到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只剩下6514个了,不到原先的四成。有一些县虽然并得只剩下一个乡,因为乡有它特定的管理功能,也不能废弃。到后来只剩下一些相互间税率不等,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便合并者,乡的数量也就大体稳定了下来。税率高的乡自然希望与税率低的乡合并,税率低的乡却岂能同意,相互矛盾,从此乡区的调整就困难了。绍兴府附郭的会稽、山阴两县就是典型例证。会稽县唐代元和年间(806~820)共设二十六个乡,到北宋初年太平兴国年间减为十八个乡,南宋时仅剩十四个乡;山阴县在唐代兴废不常,太平兴国年间为十五个乡,到南宋又减去一乡为十四个乡。南宋以后,只有山阴县的灵芝、温泉两乡到清代康熙年间都一分为二,分设东、西乡,其他各乡一仍其旧,直到清末新政以前,两县乡数长期稳定,不再变化。

   那么,陆游三山别业所在的聚落属于山阴县哪个乡呢?文献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略做推断。据绍兴县革命委员会1980年编印的《浙江省绍兴县地名志》,1949年组建鉴湖乡,三山归属此乡。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制,此地归属鉴湖(大)公社,1961年调整为鉴湖公社。鉴湖公社东侧与灵芝公社接壤。灵芝这个地名,应该源自历史上的灵芝乡。南宋绍兴附郭的会稽、山阴两县,分辖东、西属境。根据《嘉泰会稽志》的记载,灵芝乡在“县西北二十五里”,这应该指灵芝乡中心的位置。山阴十四个乡当中,别无比灵芝更靠近府城之乡,而且后世的灵芝公社更在三山之东,或者由此可以推断陆游的三山聚落就属于当时的灵芝乡。

  

  

   二 乡都亭长

  

  

   前文说明,至迟到北宋中期,乡已经从前代的基层管理组织,演变成为一种税率基本核算单位,管理一乡的地籍,但是国家控制了土地之后,最终仍然需要向实际拥有土地的人户去征取赋役,对土地与人户的管控两者都不可偏废。此外基层的治安、民政等各项事务也不能废弃。所以在乡之外,县衙之下还存在一套从前代演变而来的以管控人户为主的基层管理组织,来承担这些行政职责。这套组织体系也是从唐制——具体而言,是从唐代的里制与村正、坊正制度等慢慢演变而来的。

   唐代的基层在乡、里之外,其实还存在一套直接与聚落相配套的管理组织,那就是乡村的村正与城郭的坊正体系。按唐制,乡、里组织“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其主要职责是向农户征催赋役;同时,“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 [6] 这个村正、坊正体系与乡、里体系不同,是以地域——乡村聚落与城郭区块——为基础设置起来的,其主要职责在于“督察奸非”,也就是治安。当然,相比较而言,乡、里体系更为重要,所以最受关注。

   从唐到宋,随着乡制的慢慢演化,征催赋役等职责下沉到乡之下的联户管理组织——管。宋初,朝廷有诏:“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 [7] 这实际是重申前代旧制。到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朝廷又颁布新制,明确规定废弃原来的里,在每个乡区设置管与耆两套体系,管置户长“主纳赋”,耆则置耆长“主盗贼、词讼”, [8] 大致上可以说是分别继承了唐代的乡里与村正坊正之制。所以学术界一般合称北宋前期的两套基层组织为“乡管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管的制度并没有全面推行,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以里正征催赋税的制度。

   从北宋初年到其中期,管或者里的制度有一些变化,但是真正深刻影响乡村基层管理体系的则是保甲制的推行。

   宋神宗(1067年1月至1085年4月在位)继位以后,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国势羸弱、财政紧缺的局面,重用宰臣王安石(1021~1086)推行新法。在乡村基层管理方面,从熙宁三年(1070)开始逐步在全国乡村推行组织保甲,以负担起基层治安管理的职责。他们同时还希望通过训练保甲,慢慢地取代募兵制,回归到前代的兵农合一制度上去。不过这一目标后来未能实现,保甲制的演变也完全超出了他们设计的预想。保甲制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完全以人户为中心组建的联户组织。根据保甲条文的规定,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为头目;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为正副头目。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正是它的这一联户的特性,为其后来的演变提供了可能。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还于熙宁四年(1071)颁布实施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就是向乡村户征取免役钱,免去他们被差充基层管理组织头目的职役,地方政府用新征取的免役钱召募民户充役。但是像免役钱这样一笔数额巨大的财政收入到了官府手里以后,对于它的支配使用很难会完全受原初制度设计的制约,而必然会随着管理者意志的转移而变化,被用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合适的其他地方,这在专制国家里实在属于一般性的规律。仅仅在推行募役法三年以后,免役钱就已经部分被挪用,原来雇用户长、坊正的免役钱不再支付,改而将人户以二三十户为单位组成一甲,每年由其中一户轮流充当甲头,负责收取其余各户的赋税。第二年,许多地方开始以都副保正替代耆长,大保长替代壮丁这些原来应该由免役钱雇募的役人,省下来的免役钱,或者被挪用到其他行政开支项目,或者被“封桩”也就是贮积了起来。就这样,保甲组织逐渐混入职役中的乡役体系,并形成以基本无雇直的保正长承担一切基层公共事务的新的“保甲乡役”。由于原定的以五十户为一大保对于征催赋税组织规模过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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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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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陆游的乡村世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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