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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乡里社会:男丁共结春耕耦

更新时间:2021-11-09 09:50:33
作者: 包伟民  
大保长的催税负担过重,后来就缩小其规模,改为每二十五户为一大保。到南宋,在岭南等局部地区,都保之下仍然实行甲头制,每三十户结为一甲,税户轮充催税甲头。在规模上与大保差不太多。也有部分地方仍然招募户长、耆长。不过在绍兴府所在的浙东地区,全由大保长负责催税。这就是朱熹所说的,“至如江浙等处,则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长催税”的情况。 [9] 南宋学者陈傅良(1137~1203)则称这是“以保甲法乱役法”。 [10]

   所以,到陆游的时代,赵宋国家的乡村基层管理制度整体而言是在县之下划分成数个乡,以作为管理地籍、税率的单位,乡区之下主要设置联户性质的保甲,按一定人户数来组织大保与都保,并由它们来承担基层的赋税催征、治安等事务。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都制”。

   基本按联比人户原则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的保甲组织,如何落实到规模不一、分布无序的聚落群之上,与之相配合,文献记载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少。大致推测,大保或者可能与相应规模的自然村相匹配,不过如果是人户“百家聚”的集村,就会出现一村分成两个甚至三个大保的情况;同样的,“独士人数家在焉”那样的散村,可能就需要数个自然村来联合组成一个“行政村”了。这里有一点比较清楚,那就是都保正所居之处,大多是那些属于中间市场的集村,它是一都之内的“主村”。 [11] 南宋时期还有人将其称为“保正所”。 [12]

   陆游三山别业所在的村落,他虽然常常自谦称为三家村,但也多次在诗作中提到聚落有“村巷”,“东巷南巷新月明,南村北村戏鼓声”, [13] 并明言“村北村南数十家,陂池重复谷谽谺”。 [14] 有时甚至说“三山百家聚”,不过那是他在夸耀三山聚落人户虽多,村民却能够和睦相处,“齐民让畔不争桑,和气横流岁自穰”, [15] 所以“百家聚”不一定是数量上的实指,只表明聚落有一定规模而已。总之,比“独士人数家在焉”那样的小聚落要大不少是肯定的。所以估计是单独设置了一个大保,尽管陆游并没有告诉我们。

   陆游对南宋乡村职役人员的描述,值得关注。

   庆元六年(1200)冬,陆游曾作《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诗,共两首,其中第一首吟道:

   茅檐细雨湿炊烟,江路清寒欲雪天。不爱相公金络马,羡他亭长白篷船。 [16]

   诗题中所言“保长”,层级未明,未知指大保长还是都保正。有意思的是,借乡邻之船出游本是常事,在这里,他并未用在其诗文常见的野人、农家、邻翁、父老等称呼,却特意拿这位乡邻临时的社会性身份“保长”来指称他。这也许表明,在陆游看来,这位“保长”的社会性身份值得重视,体现了某种重要的地位。在诗句中,他还以“亭长”这一前代旧名来指称这位“保长”。在作于绍熙三年(1092)的《戏咏村居》诗中,陆游曾自嘲久居乡里,“衣裁大布如亭长,船设低篷学钓徒”。 [17] “大布”本义粗布,应该是当时农民阶层常见的衣料。但是陆游特别说明自己“衣裁大布如亭长”,可见要点并非衣料质地,而在于它的款式。如果其款式与一般的农家父老无异,并无须言明“如亭长”。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山阴乡村,“亭长”即“保长”,甚至连衣着都已向上层社会靠拢,与一般农夫不一样了。陆游在另一首《白发》诗中对自己的衣着也有描写,“大布缝长衫,东阡复南陌”,可见大布长衫,不似一般农民为了方便农作而短衣短打,正是乡居士人以及其他相对富庶的上层人士衣着的一般特征。如此看来,陆游向其借用白竹篷盖小舟的“保长”,恐怕不是每二三十家人户派充一名以“主科赋”的大保长,应该是指管理数百家人户的都保正无疑。所以,才可能出现一般农户对他们“亭长闻名不识面,岂知明府是何人”的现象。 [18] 如果只是一般的大保长,二三十户人家、邻里之间,竟然闻名而不识面,就难以想象了。

   这些穿着大布长衫,一般农户可能闻名不识面的亭长——都保正们,之所以能够让陆游另眼相看,其原因无非有二:其一,例如在南宋江西抚州,据记载“况今之为保正副、户长者,皆非其亲身,逐都各有无赖恶少,习知乡闾之事,为之充身代名,执役之亲身虽屡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数十年不易也”。 [19] 这里是说当地的保正副、户长们,都不是由本当轮差的人户来应役,而是“充身代名”,也就是由那些人户出钱雇人代充的。而那些代充之人都是地方的无赖恶少,他们“习知乡闾之事”,不仅了解乡村实际,更比一般乡村人户熟悉地方官场,所以能够从这些代役的身份中获利,并且长期霸占役名,数十年不易。这其实是南宋社会的普遍现象,陆游的浙东农村也与抚州相同,保正长任役人员已经出现固定化,甚至胥吏化的趋势,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其二,这些习知乡闾、长期代役的无赖恶少们权力不小,以致每当他们上门,农户们不得不以酒食打点,“催科醉亭长,聚学老书生”。 [20] 这种权力的源头,主要当然是来自其委派方——官府。因为他们代表官府督责赋税、管理乡村。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也可以说他们与普通村民在身份地位以及心理立场上已经明显拉开了距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府权力在乡村的代理人。

   所以,在陆游的诗句中,每当写到穷凶极恶地向农户催科,谴责官府催科之严酷时,其实还很少用“亭长”这个词,如前面提到的“催科醉亭长”,在更多的情况下,几乎全是用“吏”“县吏”“督租吏”那样的词语:“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 [21] 如果农作年成大好,家家能够及时完租纳税,使得“常年县符闹如雨,道上即今无吏行”, [22] 那就真的是人人笑逐颜开了。“吏不到门人昼眠,老稚安乐如登仙”。 [23]

   按理讲,宋廷对于派遣县吏公人、巡检司兵卒下乡,有严格的限定,虽然不能排除为了催科县衙偶尔遣吏下乡的情况,但并非常态。南宋另一个著名诗人刘克庄(1187~1269)就说过:“通天下使都保耆长催科,岂有须用吏卒下乡之理!” [24] 一般情况下, [25] 如果底层的大保长们催发不行,真正到农户门前剥啄征租(税)的,应该就是那些“都保耆长”。即便需要将那些逋负赋税未交的农户押解县衙,大多也应该是由保正副们率领其辖下的壮丁们前来行事,以至“常年征科烦棰楚,县家血湿庭前土”。 [26] 看来,在陆游的笔下,有着明显地将“县吏”与“亭长”等同化的倾向,所以他干脆用“县吏”来代指“亭长”——也就是都副保正们了。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因为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已经将“亭长”们归入胥吏者流了。

  

  

   三 邻里世旧

  

  

   不过,写到邻里间的日常生活,陆游乡村世界的基调则是温馨和谐的。

   婚姻宗族

   南宋绍兴府附郭的会稽与山阴两县,它们的辖境都兼及河网平原与丘陵山区。越地山区民风一向剽悍,负气尚勇,从勾践时代以来就是如此,文献中有不少描述。度宗咸淳三年(1267),陈著(1214~1297)出任山阴邻县嵊县的知县,他曾撰《嵊县禁夺仆榜》,称“本邑有一大怪事,夺仆是也”。 [27] 豪强横行,当街抢人充当奴仆,今天读来仍难以想象其世态。陆游三山别业所处为山阴县的河网平原地区,向南靠近山区,平居也常见其与山民多有交往。他不仅时常从山市采购茶叶、竹笋等商品,“出山茶笋村墟闹”, [28] 还有木柴燃料:“乡市小把柴谓之溪柴,盖自若耶来也。” [29] 柴把负重,所以得靠水运,从若耶溪运载而下销售。他家里的奴仆婢女,“纫缝一獠婢,樵汲两蛮奴”。 [30] 从“獠”“蛮”的用词看,估计也是从山区雇用来的。后来在他的《卧病杂题》诗中,明言自己家里有“山仆”。 [31]

   陆游闲居,不时出游,有时走得略远,例如他在诗中常常提及的平水市,为位于若耶溪边的一个山区村市,“蓐食草庵中,肩舆小市东”, [32] 则已是向南进入会稽山区了。庆元五年(1199)春,他又有《寒食日九里平水道中》一诗, [33] 说走了九里就到了平水道上,这估计是从其位于会稽县的石帆别业出游时所作,如果从城西山阴县的三山别业来计算,两地距离则不下三四十里。所以总体来讲,陆游所描述的是山阴平原水乡的乡村生活。

   诗作所传递的信息零碎且曲折,大致梳理,可以略作归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限,多数农户甚至“生不识官府”, [34] 因此他们的社交圈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学界以往主要依据明清时期记载的讨论,常常强调基本市场圈对农民社交圈的影响。乡村社会的婚姻关系基本上也在市场圈的范围之内展开。 [35] 以理揆之,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情况应该与之相去不远。不过囿于诗作所传递信息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感知山会地区农民的婚姻圈似乎更为狭小,有时甚至不出村落的范围:“世通婚姻对门扉,祸福饥饱常相依。” [36] 又如“樵牧相谙欲争席,比邻渐熟约论婚”。 [37] “一村婚娉皆邻里,妇姑孝慈均母子。” [38] 有时,陆游甚至还点明了具体某一村落的婚姻圈状况。例如他经常散步闲游所至的西村湖桑埭:“人情简朴古风存,暮过三家水际村。见说终年常闭户,仍闻累世自通婚。” [39] 在他泛舟游东泾村的诗作中也提到此村“耕犁无易业,邻曲有通婚”。 [40] 这种情形,或者并非局限于浙东农村而已。他在蜀地所撰的乡村诗中,也曾有类似的描述:“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煎土茶。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 [41] 当然,这些诗句并不必然排除村姑外嫁邻村,甚至更远一点聚落的可能性。不过从“一村婚娉皆邻里”“仍闻累世自通婚”这样的描述看来,村落内婚姻的比例当是不小。有的时候,陆游的措辞相对含糊,例如“从来婚聘不出乡,长自东家适西舍”。 [42] 所谓“不出乡”,看来也并非特指一县数乡之乡区,而是泛指村落,所以才“长自东家适西舍”。因此,陆游排遣自己的心情,强调归耕乡间的一个令人称心宽慰之处,就在于“归家力农桑,慎莫怨贫贱,婚嫁就比邻,死生长相见”。 [43] 这无疑是在对乡村社会婚姻状况作一般性的归纳了。

   讲到婚姻圈,必须涉及的一个话题就是宗族组织问题。

   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发展,有一个前后演变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家国同构,国家机器以宗法关系为基础而建构。嬴秦一统天下,帝制成立,废世袭宗法。自秦汉而下,宗法活动以社会上层贵族为中心展开,“官有簿状,家有谱系”,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是其代表。到隋唐,贵族型家庭制度也逐渐瓦解,所以南宋郑樵(1104~1162)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44] 不过出于互助的需要,以尊祖睦宗为要旨,团结宗亲,又慢慢地发展起了一种新的宗族形态。北宋时的一些士大夫有感于科举时代社会流动性增大,仕宦不常,“近世名门鲜克永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45] 出于社会地位不稳定的危机感,带头呼吁,是这种新宗族组织的引领者与推动者,其他社会阶层后来也开始效仿。及至明代,宗族组织普及到社会的各阶层。到清代后期,国家政权更开始有意识地发挥其辅助作用,以与地方基层组织互相配合,从而形成了“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地方管理体系。 [46] 学术界一般称这种新宗族组织为“平民型宗族”,两宋是它的发端期。

   所以,尽管如前所述,山阴农村乡户的婚姻圈比较狭窄,在陆游的诗句中反映的关于宗族组织的信息却相当少,至少未见明显的乡野村落聚族而居的情形。

陆游祖先在五代时迁徙到山阴鲁墟村,实属出赘于他姓。经过数代发展,确实有不少陆氏族人曾经生活在鲁墟,但这并未能使鲁墟一直成为陆氏聚居的中心。后来陆游在给会稽县五云乡农夫陈氏老写传时,感叹祖业失落:“予先世本鲁墟农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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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陆游的乡村世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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