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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D.霍尔特:科学之议

更新时间:2021-11-09 09:27:29
作者: 拉什·D.霍尔特  
但现在研究证明,它也受到亲代环境的表观遗传的影响。天体物理学家观察到,是碰撞的中子星产生了我们在地球上发现的重元素。宏观量子纠缠在彼此分离的系统中同时产生了变化。我们从流行病学和心理角度对枪支暴力进行了定性。地球科学家已经解释了构造板块的运动是如何将生物碳化合物和生物体带入地球深处的。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的内隐偏见得到了识别、分类和预测。当生物进行思考和对刺激做出反应时,我们也会观察到单个脑细胞的同步活动。我们已经对地球大气中碳的排放和清除有了详细的了解。公众已对这些进步的创造力、美感和力量有了模糊的认识,他们期望这些进步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联邦资金未能如布什对政策的期望那样持续增加。1968——1971年,越南战争支出飙升,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也随之下降了一成(以经通胀调整的美元计算),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更是大幅下滑(1967——1975年下降了18%)。如今,联邦研发支出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40%。相比之下,工业企业的研发支出则一直在增长,自1968年以来,此类研发的总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左右。 [17]

   但正如布什指出的,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完全着眼于自身的短期或长期利益,它支持的仅是有利于所投资企业的商业性可预测成果,而不是人人都可受益的创新性研究。美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一度是全世界的标杆,但如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在这些方面已经落于下风。从研发资金占国内经济的比重看,至少有7个国家已经超越美国。科学家们认为联邦的投入虽然规模庞大,但远远不够,他们因此不断游说,以期获得更多资助。当然也有例外,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和阿波罗计划,20年前的生物医学繁荣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翻倍,以及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最近诸如《无尽前沿法案》等一系列事关增加研发预算的提案是否能够在联邦拨款过程中得到落实,则仍有待观察。无论如何,尽管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助远远低于所需,但二战后政府对科学的资助已经永久地改变了科学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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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也有理由质疑,科学的价值是否已经得到完全体现,公民又是否从科学中得到了他们的所需。布什曾写道,科学进步是抗击疾病的必需并且能够改进公共健康,然而,科学事业虽蓬勃发展,却未能阻止成千上万人因未能接种疫苗而将自己的子女置于真实存在的风险之中。科学进步也不足以让美国应对2020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即便有科学的帮助,美国也并没有为阻止代价高昂的气候变化而采取必要的补救举措。

   显然,我们的科学事业未能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的一些重要产品。这些都并非免疫学、病毒学、流行病学、海洋学或大气科学在研究上的失败,相反,这是科学与公众关系上的失败,而这也正是被布什报告以及随后的辩论所严重忽略的事项。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布什似乎有些目光短浅。布什相信,科学进步本质上依赖的是科学家无须考虑实际目的的自由基础研究,因此他所提倡的科研体系在促进研究繁荣的同时,也促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他的目标不仅是确保科学家获得合理、稳定的资金,而且还要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所选择的工作,不受社会方向或政府计划的束缚。 [18]他的竞争对手基尔戈尔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安排,他要让所有由政府资助的科学家成为“人民的真正公仆” [19]。相比之下,今日我们所见的体系实际上更像是科学家的公仆,即一种资助科学家自由选择所从事工作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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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许多科学家相信,如果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公众关心的问题上,而不是受他们训练有素的好奇心和既定研究途径的驱使,他们就会在科学上失去创造力和有效性。我曾经是一名研究科学家,并且作为一名政策制定者在国会服务了16年,以我之所见,科学家们总会强烈地捍卫其自由选择研究议程的权利。尽管他们会为了获得资助而做出些许让步,但他们通常都认为,他们不受具体公众意见干扰的独立研究成果对公众最为有利。一般而言,通过学术评估所授予的研究经费往往集中于精英和既定的模式。科学界主张独立性以尽力避免来自政府规划的限制,然而这一模式也导致公众认为科学超出了他们的判断或控制能力,有时甚至是理解能力,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

   为了“鼓励并使更多有能力的青年以科学为职业”,布什主张通过设立一项奖学金计划,以创造更多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练机会。这种把经过挑选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视为科学的化身的想法反映在当前的科学实践和科学教育中,也体现于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之中。研究人员及其资助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做研究。即使是现在,识别和培训未来的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仍是大多数科学教育项目的重点,这通常被称为“填补管道”。 [20]当立法者谈到我们的科学教学时,通常都会提及美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上相对于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公众把科学视作研究人员在“闲人免进”的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而非一种他们可掌握的理解方法。他们认为科学家掌握了非科学家无法理解的复杂思想和仪器。在经过数道不可见的步骤后,产品、疗法和其他物质利益便会从研究中诞生,而接受这一切的公众却对其产生的方式知之甚少。他们在科学中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们喜爱诞生自科学事业的各种实用产品,但在生活中他们却没有给科学和科学思维留下些许位置。当世界上许多最紧迫的挑战(例如流行病或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公众参与科学并建立对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理解和信任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公众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关心科学。他们可能不会知道科学投入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履行公民职责,也不会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核查。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科学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对社会做出贡献所持有的片面观念,而这些观念部分可以追溯到布什的报告。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布什将科学与研究和发展相联系,并将科学对社会的益处与技术、医药、产品等各种有形产出联系起来。但是,科学不仅仅是深奥的专业化研究,有形成果也并非公众应从科学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它也不应该是公众在念及科学时唯一应想到的内容。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最可靠知识。这是它最根本的贡献。

   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数月前,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与社会委员会就科学之于一个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具哲学性的观点。和布什报告一样,该委员会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科学的至关重要性。但在解释科学为何至关重要时,该委员会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立场。秉承启蒙运动的理念,他们强调科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可以具备极高的社会及政治价值。该委员会宣称,“科学研究政策同外交政策及国防政策一样,都是关乎国家存亡之必需”,而科学在现代政府中的地位,“绝不低于法律和法院”。鉴于“先进技术与既定实践和组织之间的差异是对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之一”这一立场,该委员会强调,科学家必须“在研究中加入对公众利益的考量”。科学与社会委员会总结说,“科学研究政策以及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关乎器物甚或技术”,它“不是一项关乎计划和控制的程序”,而是一个“运用批判思维和训练有素的有组织的智力工具的目的宣言”,其目标旨在强化“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 [21]

   这种观点并未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所引发的政策辩论中占据上风。在报告发表后的几年里,布什质疑是否存在一种明确可传授的、非专家也可以在实验室之外使用的科学方法。他建议,国家与其试图让非科学大众将批判性科学思维付诸公共问题,还不如多鼓励更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去从事研究工作,以让公众最终受益。 [22]虽然科学研究带来的一系列物质利益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这种观点仍有其局限性。除了让公众被动地接受各种源自科学的产品和疗法,我们还需要公众在两个方向上更大程度地参与科学。我们需要公众更多地参与对科学的引导和监督,我们也需要公众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科学思维。这需要公众和科学界共同采取行动。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充分且悲剧性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科学专家们就新出现疾病的可能性破坏以及做好公共卫生准备的必要性撰写了大量警示性文章。然而美国却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政策制定者都未能提供足够的检测、医疗设备和受培训人员,公众也没有提出相关要求。公众及政策制定者在理解和采纳保持社交距离或戴口罩等相关措施方面行动迟缓。科学家本身也未能探索出抗击病毒所需的某些研究路径。由于可以自由设定研究优先级,病毒学家对病毒的结构和复制进行了分子分析,但一些与病毒传播最相关的研究(与整个社会联系更为紧密的研究)却一直被忽视。不论是病毒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没有将社会科学完全纳入他们对疫情暴发可能性及其后果的思考之中。决策者和公众都没有坚定参与对研究优先事项的设定。就一个国家的科学政策而言,我们可以从此次疫情应对中得到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充足、训练有素的科学研究人员不能取代公众的知情与参与。这一教训远远超出了大流行病本身。

   受资助的研究蓬勃发展,但公众的循证思维和公众对科学证据的理解及行动能力并没有随着研究的增加而提升。相比于将研究结果和科学决策应用于公众,为研究提供资金并允许科学家自由支配研究资金要容易得多。大多数立法和政策决定都可以通过科学验证信息的纳入而得到改进,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或者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仅仅在政策制定和监管机构中安置几个受过科学培训的人员是不够的。在交通、通信、移民、农业、公共卫生和其他领域,决策者时常会采取一些不受科学常识支持的行动。虽然多数时候这是由于未能掌握相关信息所致,但有时他们也会故意忽略科学。在国会,那些包含于所谓非科学委员会的职责中且尚未被认知的科学问题,比科学委员会职责中所明示的内容还要多。例子比比皆是。直到最近,关于投票程序的立法才被认为需要计算机科学家的参与。经济学常常不被认为是一门立法者必须为其寻求证据的经验科学。看看国会听证会的每周日程安排,思考每一场听证会的主题是否可以用科学发现来阐明,然后再看看做证名单上的人士是否可能提供这些科学发现,这绝对是一项有趣的实践。

   需要科学的不仅仅是政策专家。当下的公民生活在一个与1945年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更加科技化。环境保护、能源生产、医疗保健甚至民主投票程序和设备等公共问题都应通过科学研究加以阐明。疾病大流行、气候变化和儿童疫苗接种等问题也应如此。公民必须对环境质量、各种危害以及新技术进行评估。当下的信息异常丰富,但呈现碎片化特征且极易被扭曲。远离科学的公民实难区分有效的证据和未经证实的观点、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及故意的信息扭曲。 [23]大量公众原谅或忽略了政策制定和政策声明中那些明显的科学证据遗漏。正如我们在病毒大流行问题上所看到的,任何政策的成功都取决于公众的参与。他们必须能够通过询问科学主张是否基于经过公开审查的证据来判断其可信度。此外,他们必须确保将科学纳入公共决策。

   然而,如果科学家超然物外,且公众认定证据只属于拥有精湛技术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这个充斥着网络欺诈的时代,证据会很容易被各种观点、谣言和毫无根据的主张所取代。科学家必须协助消除科学仅属于科学家这种刻板印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将社会影响和地理分布等因素列入科研资助的考量范围,但收效甚微。我们应该考虑重拾基尔戈尔的部分民粹主义思想,以示公众才是国家科学政策的目标受益者。我们应当明确地将研究指向社会需求,并将研究成果与区域经济发展更多地联系起来。

科学家还须以一种决策者和普通公民清晰可用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科学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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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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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无尽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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