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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方杰 周海燕: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

更新时间:2021-11-08 01:35:55
作者: 董方杰   周海燕  
对我国东、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我國也持敌对态度。70年代越南在打仗,后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这些都是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个年代,国家领导人把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所有的苦难,都纳入他的视野。然后要奋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帝国主义欺负,被外敌欺负,因此做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的决策。(SX118口述,2019)

  

   伴随着外有强敌环伺,“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SX149口述,2019),“蒋介石要反攻大陆”(SX52口述,2019),内部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内外的危机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政治口号形塑下,三线建设与保家卫国联系在了一起,“个人经验与国家话语相互关联,从而实现意义的集体生产”[11],并最终内化为亲历者共同的行动纲领与价值追求,锻造了“三线人”作为一个身份共同体的意义感,由此实现了自我驱动。

  

   哎,那个时候呀,大家干劲足啊!就是那种上进心吧,好好干,老实干,听党的。说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要真的打仗,要真的打大仗。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拼命干呐。苦不苦?不苦!比红军两万五好多了!为啥要干啊?让毛主席睡好觉。(SX52口述,2019)

  

   如果说布若威的“赶工游戏”在行动层面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工人为什么努力工作以实现超额生产,那么上述亲历者的这段话则回答了在战备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动者在工地社会中,即使面临“住的是油毛毡,床下都是烂泥”(SX85口述,2019)的恶劣环境,依旧“拼命干”的缘由,在“当年设计、当年建设、当年建成、当年搬迁”(SX1口述,2019)的政治目标以及“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的情感动员与朴素愿景下,三线建设最终推动了整个实施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以贵州地区为例,到1980年该省工业产值猛增到45.19亿,是1963年6.17倍。[12]

  

   三、“时刻准备打仗”——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

  

   1960年代由于中国在东南西北四个主要战略方向上相继遭受较大的国际压力,1964年4月25日,一份总参谋部的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常委的案头,时值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后,该报告指出:“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全国有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二十个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防,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13]该报告最后建议:“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14]自此,三线建设正式提上国家的中心日程,以备战为核心,“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15],从1964年到1980年,国家投资2052.68多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16],将这些主要分布于沿海及大城市的工业设施拷贝或搬迁到三线地区,促进了中国腹地能源、交通、钢铁、机电工程、军工等组成的比较全面的国家工业体系的形成。

  

   如果说前文的“工地社会”是三线建设初期生产实践的微观浓缩,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与工业化初期,国家权力是如何弥散在生产实践的背后,那么“类军营社会”则是用于概括战备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社会军事化的尝试。正如本章开头所特意营造的备战氛围一样,它是特殊时期国家权力为了强化对于地方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动员效率,加快生产,抓紧备战,由后台走向前台的直接显现,也是革命年代成功经验的继承与演化,同样的,它也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中“国家政权建设”的非常规路径,强调的是其组织嵌入的特征。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类军营社会不仅嵌入于三线地区的地理环境中,也嵌入在工业生产的每一道工序里,更嵌入在三线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上。

  

   首先是嵌入在有形的地理环境中。由于三线建设中保密制度的严格执行,三线厂对外普遍采用信箱号码或数字代码代替厂名,对内实行各类通行证、保密教育卡以及保密教育的常态化,使得三线厂与周边泾渭分明,像是嵌入一座座军营,保持着极为神秘的印象:“单位里的保密制度主要跟我们的工作有关。比如说我们的施工范围,写信的时候都不能给家人讲。我们也能理解,确实从实际来说‘三线建设是属于国家的保密工程。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单位内部的人,跟外面的人也不要说是做什么的。我们在山洞里面施工也不能说,比较怕有特务这些什么的。专门开过相关的会议,让我们不要带任何生人进来,带人来了都赶快要送出去。我们的建筑工作做好以后,011系统的人就会把门全部封掉,我们就不能再进去了”。(SX99口述,2019)

  

   其次是工厂生产中的类军事化设置。这种类军事化设置最重要的是将工业生产中的科层制体系与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进行耦合,形成纵向的权力结构与横向的控制网络,达到生产和生活高度一致的统合目标,强化动员能力,提升生产效率:“正规车间有第一加工车间,第二加工车间。然后有一个翻砂间,专门翻零件。一个喷漆电镀车间。还有一个试制车间,新产品不都是要试制嘛。加起来有12个车间。‘文革期间不叫车间,叫连队,一连、二连。像我们的供应科是九连嘛,我是副连长(哈哈笑),实际上就是副科长。上下班听号,录音机广播放,上班有进攻号,就是打仗时候那个冲锋号,下班有下班的号,就是那个懒洋洋的声音,休息有休息的号。好多事情都是广播,比如说深更半夜的,来了几个车的水泥,它那就广播:水泥到了,赶紧起床啦,有事情啦!呼噜呼噜地跑过去(搬)下车。都得听喇叭,听指挥,要统一行动嘛,平时上班喇叭一响号一吹,咚咚咚往车间跑”。(SX52口述,2019)

  

   在保持工业突飞猛进的同时,国家的备战目标在各三线厂常态化的民兵训练与军事演习中得到充分贯彻,“时刻准备打仗”,而且是立足“大打、早打”。“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所奉行的精神及其运作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而是要渗透到社会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现代化使命的驱动及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導致战争年代集权模式在革命后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延续与再生。”[17]战争年代模式的继承打造了三线战备体系的组织骨架,战备的观念以及即将打仗的紧张感如血液般流淌在各级组织的工作日程以及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中,并借由各类动员技术得到维持与强化,以实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备战目标。

  

   其实,在“思想上同样是需要准备打仗的。作为职工来说,要保持紧张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使‘三线建设的速度加快,同时也要给职工宣传教育,从思想上提高警惕。厂里配备有民兵组织,有普通民兵,也有基干民兵,都是非常不错的。刚搬迁来到贵阳时,厂里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体育方面、民兵方面都是先进。像民兵组织,平时经常训练,也搞整队训练,拉出去到靶场去打靶。当时南明区武装部组织我们工具厂的武装部,成立民兵组织。实际上一旦战争需要的时候,基干民兵马上就可以变成正规军。我们工具厂女民兵相对要少一点,以男民兵为主,但女民兵中也有一些打靶很准的。可以说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南明区武装部专门给工具厂的民兵组织配备了一百多支枪支,包括弹药、手榴弹。另外,厂里还专门有一个地下防空洞,一旦战争发生,可以进防空洞预防空炸”。(SX74口述,2019)进一步,“工厂里面的保密制度相当严,对保密工作特别重视。我们不能泄露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能大概说是被服厂的,其他的就不能说了。外面有人值班,个个身上别好枪,来回转。厂里面经常教导,说像我们出去,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还经常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宣传教育。所以也有些老同志都是在工厂里面训出来的,比较本分,踏踏实实地干工作干一辈子”。(SX36口述,2019)

  

   由此,当外生的单位社会嵌入原生的当地生活系统时,现代与传统在同一个时空相遇,“富裕与贫穷”“先进与落后”这类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话语在两个社会成员当中口耳传递,并借助工地社会、类军营化社会所带来的天然区隔,“我群”与“他群”开始形成,日常生活中的冲突也开始显现:“好多事情和当地的老百姓有矛盾,比如说,老百姓紧挨着工厂的围墙种地,但是工厂的图纸设计中,围墙外要(保持)一定距离。我们不让种,就容易发生冲突。……处理这些关系,一般都通过区、公社来联系解决。因为什么呢?他们用着我们的了。我们许多厕所(的粪肥)都分给公社的生产队用,不这么做的话,就容易产生矛盾”。(SX131口述,2019)

  

   冲突之下,三线厂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往往会让渡部分利益给周边地区的农民,而农民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博弈最终实现了动态的平衡与长期的默契。

  

   在这种持久的博弈过程中,部分三线厂甚至主动转变策略,帮助周边地区建立较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让这些地处偏远的村庄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相对现代的生活方式,这种“现代性灯塔”的引领作用,为促进偏远地区从传统转向现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过来以后对当地农民的帮助很大。厂区附近的地区叫排田,有生产队,我们几乎全包了。他们原来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们帮他们都接上,开始是免费的。农民种的蔬菜,养的猪,做的豆腐,之前要抬到山下去卖,现在(有了我们厂就)不用走很远的路了,在我们那儿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我们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也方便了我们,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厂里有子弟学校,从初一办到高三,但一个年级就一个班,生源主要是本厂职工(的子女),也把附近农民的孩子(接来),这样孩子上学就不用走很远的山路了,学费也是象征性的。厂里当时的医院从儿科、妇产科、针灸科到中医全有,对他们(当地农民也)接诊,象征性地收点医药费,原来他们看病没办法,所以从子女上学、文化生活到看病就医,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厂里还)有不少人成为农民的女婿,很熟了,越来越(亲近)。我们在都匀招工招了很多人,逐步地与本地(人)就融成一体了”。(SX20口述,2019)

  

   五、讨论与结语:三线建设与另类现代性

  

   现代性发端于西方世界,深深“镶嵌在他们所处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环境之中”[24],但由于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强势,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二战后为了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出了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现代化的标准路径与发展模板,但在各地方实践过程中看,普遍性的现代化方案似乎是“历史终结论”终结的另一个版本。

  

所谓另类的现代性,从概念含义上说,表面上看是对现代化标准的偏离[25],从实践层面上讲,是以该地区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如“以亚洲的方式来实现亚洲的现代化,就是追求亚洲的另类现代性,或使现代性亚洲化”。[26]那么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则是以中国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化。正如彼得·伯格在论述东亚发展模式时指出的那样:“现代性、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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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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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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