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

　　 〔摘要〕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 口述史;作为方法;可能与可为;新中国工业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01-08

　　 就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巨大变迁而言，新中国的工业化无疑是一个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的重要动力。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扛鼎作用。进一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同新中国工业化的壮阔历史和伟大意义相比，整个社会科学已有的研究则十分薄弱。而这原本就薄弱的研究，又基本上停留在“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70年的风云际会常常被压缩成单调的陈述和枯燥的数字，唯一的例外却是有关“三线”建设的叙事。“三线”建设，肇始于1964年这最没有生气的“战备”年代的工业建设，近年来却日渐成为最为活跃的当代中国工业建设史的关注焦点，而其中口述史的大规模采集和使用① ，不仅使得在恢弘的国家叙事之外，有可能凭借口述史和集体记忆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宏大画卷补齐个体之一角，而且直接引发了本文将予以讨论的问题：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将口述史作为方法？将口述史作为方法又能够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达致对历史与社会的洞悉？

　　 一、作为“方法”及其社会科学的意义

　　 “作为方法”这一语式最初的使用，始于日本中国研究学者竹内好，而它的传布则经由另一位日本中国研究学者沟口雄三。1960年，在萨义德揭示东方学这套西方的话语体系隐含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与权力关系前18年，竹内好即在一场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讲演中，粗略地提出“作为方法，也就是作为主体形成的过程”。②30年后，沟口雄三写成《作为方法的中国》（1990），希望能够通过改变以往的以世界（也就是欧美）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分析对象）的研究范式，代之“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③沟口雄三确信：“通过使欧洲标准相对化，日本人面前或许会呈现不依靠欧洲的标准而存在的中国整体结构。在那个时候，日本人才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理解中国这个他者的可能性。”④受上述两位学者的影响，陈光兴和孙歌先后将这一范式引入中国学界，他们意识到“随着印度、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亚洲作为方法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已经上升为面对世界的主体性问题”。⑤此后，“作为方法”成为“方法”或研究路径的一种常规表达：不仅亚洲、中国可以“作为方法”，西方、上海、岭南、民间、乡村、边地、家园、家或自己可以“作为方法”，而且乡绅、女性小说、概念史、钧窑、解密（取自麦家的小说《解密》）、地图、动作电影、鲁迅和叙事文学……⑥也无一不可以“作为方法”。以致最时髦的反问恐怕倒是，究竟什么不可以“作为方法”？

　　 用王铭铭的话来说：“无论是亚洲、中国，还是岭南，抑或是自己，都是局部性和特殊型的，除了自己之外，都约等于不同尺度的‘家园。”⑦在这样的语境下，显然，所谓“作为方法”，不过是经由某种有限的来自层次不同的家园的地方性知识，去发现在思想上能够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方法。而项飚所谓“把自己作为方法”，及其基本路径——“将个人经验问题化”，显然也不过是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另一种表述，即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个人经验和现实世界中‘一些大的问题嫁接起来”。⑧

　　 不过，在竹内好、沟口雄三、萨义德之前，在吴文藻和孙本文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之前，或者说在西方人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特殊知识视为普遍律则而东方人又理所当然地接受之时，“作为方法”的基本含义，则不过像上述列举中诸如概念史、钧窑或动作电影和叙事文学等许多表述一样，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某种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在这样的理解下，在以自然科学为对标物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恐怕最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表述当属法国人涂干尔的“社会事实应当被视为物，这一命题是我的方法论基础”。⑨显然，只有认定社会事实是可以加以经验研究的物，包括重视史料利用和考辨的兰克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才能够建立在以自然科学为圭臬的基本原则之上，近200年来社会科学也才可能取得惊人的进步。

　　 显然，本文的标题“口述史作为方法”，包含了上述两种寓意。就第一种寓意而言，我们申明将口述史作为方法，是指来自个人口述的历史不仅是其个体生命历程的叙事和写照，而且也与亲历者所生活和叙事的那个时代、其所生存其间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要真正理解亲历者个体的生命历程必须回到时代之中，或者像米尔斯所言：“只有置身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之中，个人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洞悉自身的命运;只有知晓自己环境中的所有个体的生活机遇，个人才能明了自己的生活机遇”⑩;而且通過个人的叙事，尤其是像项飚所言通过将个人的经验问题化，或像米尔斯所言，将个人困扰（trouble）转变为公共议题（issue），我们就能够超越个人经验的束缚，获得对更大的时代和社会结构的解释与说明。比如，在我们2019年所完成的有关贵州“三线建设”三大基地的口述史访谈中，160余位亲历者在述及当年的社会动员及各自奔赴“三线”的动机时，从组织抽调、备战备荒、支援内地建设、大学毕业分配、单位搬迁、“三支两军”[11]，到夫妻团聚、家属安排工作、入党入团、提级调干、回归故里，甚至（南方人）为了能吃上大米……真是应有尽有，不一而足。但是，许多老人都一再提及，当年他们拖家带口、携妇将雏，从沿海城市奔赴贵州山区的一个共同动机，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12]而在1980年代“三线”建设下马之后，这些亲历者们因此失去了往日的“光环”，甚至失去了返回沿海老家的可能时，他们不约而同在访谈中都通过复述当年的“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动员口号，强调自己当年的品性与能力。无论是当年怕毛主席睡不好觉，还是今天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落伍和失意，既然不是某个“三线”亲历者的独有反应，那么它就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转化成由当时和现时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结构决定的一种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而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史料自然也就能够“作为方法”，帮助我们实现从个体生涯的叙述迈向更大的社会结构解释的可能。

　　 对社会科学而言，“口述史作为方法”的第二种寓意，是指通过口述获得的历史叙事，和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一样，同样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真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因此我们自然可以使用口述史料来研究以往的历史，或者重构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与行动者轨迹。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口述史及社会记忆常常被作为正统史学的对置概念，后者被认为是客观的，而前者则被认为是主观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难以作为合适可信的研究质料。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过观察和采集口述资料来描绘某一群体及其文化模式的方式一直盛行于被称之为口述史的“堂兄弟”的民族志（ethnography）之中[13]， 而依赖访谈实现的所谓“定性”或“质”的研究也一直是现代社会学的主要方法之一，你就会想到，就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籍、档案相比，普通的亲历者有意掩饰或歪曲个人生活史或生活事件的可能不会大于统治者、权贵阶级及其代言人;而就口述史与人类学和社会学通过各类访谈获得的资料相比，你也不能想象一个人对过往的叙事会比对当下的叙事具有更多的掩饰或歪曲动机。[14]况且，有鉴于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依旧生活在世的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与方便。

　　 退一步说，即使口述史料存在可能常有的主观性甚至某些“不真实性”，只要你能够将其叙事背景还原到过往的历史和社会中去，就会发现“被某些人视为口头来源之弱点的主观性，也能使之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而“‘不真实的陈述，在心理上（常常）可能依旧是‘真实的，并且这些先前的错误有时会比实际上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15]在“三线”企业做过口述史的人都知道，即使对当年的“迁徙”有再深的个人遗憾，年长的亲历者们在讲述时依旧会肯定自己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与“知青”群体的“青春无悔”十分相似）。这种许多人甚至终其一生都有的自己属于“好人好马”的自豪感，并非完全是一种虚饰，它们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如意（比如，工资比原先的工友低，不能返回家乡定居，以及孩子的前途受了影响等等）及因此引发的遗憾甚至失意并行不悖，有时后者越纠结，前者也就越强烈。所以，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口述史料成了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及其因变迁引发的意义感消失的最好佐证。

　　 二、还原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肯定口述史作为方法，只是我们在可以将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的个人经验或困窘转化为一种公共议题，以及由此收集的口述史料可以被视为客观的“物”加以研究的两大向度上做的一种初略推论，接下来我们所必须回答的与此相关的两大问题是：其一，个体的口述或由口述承载的记忆，以及其中表达的个人经验或困窘，凭什么能够成为集体或社会的一部分人感兴趣的公共议题？其二，一位历史研究者或社会科学家通过采集口述史料究竟能干什么？凭此，他能够比其他方法或路径获得的资料更多地或更深地获致对生活世界的洞悉吗？这两大问题涉及本文标题在“口述史作为方法”之下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后者关乎何以可为。

　　 我们已经交代，要使口述史作为方法，其一必须具备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来自个人的特殊经验能够上升到不同层次的群体或人群共同体层面，借以通过由若干个体的共在而实现的主体间性（subjectivity），讨论为这一共同体所共享的时代及其意义;其二必须从个体充满主观性的表述之中，发现由历史及社会结构所赋予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并由此实现基于实证立场的经验研究。尽管这两大路径不尽相同，但基本的任务似乎都是如何实现从个体向群体或社会的攀爬，从而实现从个体经验入手理解社会结构及其意义的目的。

诚然，口述史是个体有关自己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其间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但由于下述事实又决定了个体的口述史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关联：口述史是一种个体叙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