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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峰:经济全球化中的生产要素分工、流动与收益

更新时间:2021-11-08 01:12:04
作者: 黎峰  
即仅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进入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即使强调要素禀赋的异质性特征,也是以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进行划分(如Krugman,1981;Melitz,2003;Yeaple,2005)。具体而言,生产要素在后两代贸易理论中的角色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要素禀赋相似假设。后两代贸易理论放弃了衡量要素结构差异的要素密集度指标(如资本与劳动比 K/L),而仅以劳动(L)作为单生产要素。第二,规模经济的来源。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企业专注于规模化生产某种产品,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平均成本,由此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并成为产业内贸易的动因。第三,市场规模的刻画。劳动(L)既是生產层面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需求层面的消费者,在新模型中一国劳动者的数量可用来度量国内市场规模大小。规模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母国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就越强,其出口价格优势就越大,由此决定了贸易模式及流向。第四,贸易福利的源泉。劳动供给的增加在降低产品价格进而提升实际工资水平的同时,可供消费的产品种类也随之增多,由此导致消费者的福利提升。此外,贸易通过行业内的资源配置优化推动了生产率水平整体提升,也促进了福利的提高。第五,生产空间布局的决定。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市场规模较大(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及可消费产品种类均较高,从而对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进而出现生产的地理集聚现象。

  

   总体而言,正如Krugman(1979)所述,“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生产要素在后两代贸易理论体系中的角色并不像 H-O 理论中那样起区位禀赋的决定性作用,在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生产要素更多地是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与需求的多样性效应。

  

   (四)国际直接投资(FDI)理论

  

   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Hymer(1960)和Kindleberger(1969)的垄断优势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Kiyoshi 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等。特别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综合概括了影响FDI的主要核心因素,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当企业同时具备以上三种优势时,才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虽然上述理论致力于解释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行为方式等内容,但是由于缺乏一整套规范的理论分析模型,故仍更多地停留在概念(conception)层面。

  

   近年来,借鉴Coase(1937)的企业内部化及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思想,Antràs和Helpman(2004)、Helpman等(2004)建立和发展了企业国际化生产的组织理论模型。他们关注了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一体化或外包)及空间布局(在岸生产或离岸生产)方面的选择,发现由于一体化(即FDI)比外包(即贸易)需要更高的固定成本与组织管理成本,而离岸生产比在岸生产需要支付更高的沉没成本,因此,高生产率的企业会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一体化整合,中生产率的企业将选择外包方式,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则更多采取本土化生产。

  

   在资本要素流向方面,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意味着人均产出水平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较高,而人均产出水平高的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较低。在要素流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直至两国的人均资本水平及资本报酬率相等。然而Lucas(1990)指出,现实情况与理论预测正好相悖,资本并没有更多从回报率低的发达国家流向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而是相反。

  

   针对卢卡斯悖论揭示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分别从人力资本异质性(Lucas,1990)、制度质量差异(Kletzer and Bardhan,1987;Alfaro et al.,2008)、国际资本市场扭曲(Gertler and Rogoff,1990;Gordon and Bovenberg,1996)、政治违约风险(Lucas,1990;Reinhart and Rogoff,2004)等视角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在实证研究方面,Clements和Williamson(2004)及Alfaro等(2008)分别采用一战前英国对外投资的历史数据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国面板数据,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资本仍然是由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收益率高的国家,其关键在于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显著优于发展中国家。

  

   (五)自然人流动与移民理论

  

   在商品、服务、资本加快跨境流动的同时,大批自然人也频繁跨境流动和迁徙,成为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另外一个要素流动的显著特征。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国际移民报告》指出,全球目前共有2.72亿移民,大约占全球人口的3.5%,自然人流动与移民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会出现大批人背井离乡长途迁徙?传统移民理论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工资收入差异是移民的主要诱因(Ravenstein,1885),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足以弥补迁徙成本时,就会出现人口跨境流动,直至迁入地和迁出地工资收入趋于均等化(Sjaastad,1962;Harris and Todaro,1970)。然而,事实上,在国际移民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国家间工资差距并没有趋于收敛。为此,Stark和David(1985),Stark等(1988)指出与商品和其他要素不同,劳动力具有更为明显的情感需求与色彩。同参照群体比较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将推动移民通过更换工作及生活环境來改变他们在原有参照群体中的定位,甚至融入新的参照群体。Portes和Bach(1980)及Piore(1983)则从需求角度提出发达国家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从事苦力或底层工作,客观上需要国外移民来填补其空缺。

  

   此外,Alexander等(1982)基于全球化的视角,认为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人口迁移,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扩展和渗透,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Mabogunje(1970)、Kritz等(1992)则强调移民网络对国际移民的作用,指出由于殖民、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联系等原因,核心移民接受国与移民输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由此导致后续的大规模移民。

  

   二、经济全球化中生产要素变化的新现象与新趋势

  

   在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中,要素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动因、贸易模式、贸易收益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解释力有所下降,但要素结构、要素流动及收益分配等仍然是经济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要素跨境流动与空间布局、要素异质性及结构升级、要素收益分配与跨部门流动等方面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现象与新趋势。

  

   (一)要素的流动性与风险防范显著增强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或区域性的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加快整合和一体化,由此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跨境流动,以贸易投资为载体,要素跨境流动的自由化、便利化和规则一体化特征日益明显。

  

   首先,各国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大幅降低、双边与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签署,大大促进了要素跨境流动的自由化。根据WTO的《世界贸易统计年鉴》(2019)显示,近年来世界各国的适用最惠国关税率平均水平由2006年的10.2%下滑至2018年的9.0%,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从5.6%和9.5%降低为4.3%和8.4%的水平。在国际投资方面,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总共签署了3317项国际投资协定(包括2932项双边投资条约和385项含投资规定的条约),其中2658项国际投资协定在实行中

  

   资料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2019年报告:《世界投资报告2019》(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其次,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Free Trade Zones,FTZs)的加快发展,显著推动了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据统计,目前全球147个经济体共有近5400个经济特区,还有500多个新经济特区正在筹建中

  

   资料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2019年报告:《世界投资报告2019》(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快促进以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要素跨境流动的成本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显示,2019年12月,全国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36.7小时,较2017年压缩 62.3%;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为2.6小时,较2017年压缩78.6%。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114/c1004-31547335.html。。最后,以“边界后措施”领域为核心的第二代国际经贸规则更加强调规制融合,如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等,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要素跨境流动的规则一体化。

  

   然而,随着要素跨境流动自由化、便利化和规则一体化进程加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安全与风险问题,包括商品流动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及贸易摩擦,资本流入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稳定、企业成长及资源环境的影响,国际移民对迁入地就业、工资水平及社会稳定的影响,网络信息、数据流动对国家信息安全的影响等等。为此,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要素跨境流动的风险控制和监管力度。如2018年,约55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34%的措施引入了涉及国家安全、外资股权比例、原材料采购及雇工本土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新限制或条例。此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变得更加普遍,从2011年至2019年3月,各国至少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进行了41项重大修订,至少有11个国家引入了新框架。大多数修订是通过增加新的部门或活动、降低触发门槛或扩展外国投资的定义等途徑,扩大了筛查规则的范围同①。 。

  

   (二)要素流量比要素存量更加重要

  

关于要素规模的度量通常有两个维度,一是诸如资本、劳动力、土地禀赋等“要素存量”概念,二是货物流转、服务外包、资本流动、数据流量等“要素流量”概念。前者主要反映要素的静态总量规模,后者则体现要素的动态速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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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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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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