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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澄:儒家“君子执政”思想的现代政治哲学价值

更新时间:2021-11-08 00:34:33
作者: 洪澄  

  

   摘要:在现代政治哲学语境中,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君子执政”政治思想主要基于三条政治信念:“仁”蕴含实质层面政治真理,是评判执政者以及政治决策优劣的标准;执政者应当是“依仁而行”的君子;“依仁而行”是政治正当性的来源。现代政治哲学家可能会从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以及形式层面政治程序等视角,批评上述三条政治信念过于理想化,在现代社会缺乏可行性。然而,这些批评并不是自明的,“仁”和“依仁而行”不仅都具有工具性价值和内在价值,而且这些价值与政治正当性密切相关。儒家“君子执政”思想的现代政治哲学价值体现为,在防范独断论的同时,强调在政治实践中保留非程序性的评判标准是可能的,在作为“范导性原则”的政治理想中保留与信仰相联系的实质层面政治正当性也是可能的。

   关键词:君子执政;仁;现代政治哲学

  

   在很多现代政治哲学家看来,儒家“君子执政”思想过于理想化,在实践和理论中都缺乏可行性。在实践层面,“德位合一”对现实中的执政者要求过高,而且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倾向(参见余英时,第271页),这种思想与当代政治文明之间有较大的张力。在理论层面,儒家“君子执政”思想的核心概念“仁”包容甚广,很难简明界定。而且“君子执政”思想与“天”相联系,即“君子必受天命得其位”,缺乏基于普遍接受之假设的论证过程,只有基于“圣人之言”的儒家政治信念,这是近似独断的“政治教条”。从现代政治哲学视角,这些“政治教条”主要基于以下三条儒家政治信念:

   甲:“仁”蕴含实质层面政治真理,是评判执政者以及政治决策优劣的标准。

   乙:执政者应当是“依仁而行”的君子。

   丙:“依仁而行”是政治正当性的来源。

   本文力图对儒家“君子执政”思想进行现代政治哲学重构,分别阐明上述三条儒家政治信念的哲学理论根基,指出现代政治哲学家关于儒家“君子执政”思想缺乏可行性的一些批评难以成立,从而在现代政治哲学理论框架内揭示儒家政治思想对于当代政治文明的意义和价值。

   一、儒家政治信念与实质层面政治真理

   现代政治哲学家对儒家“君子执政”思想最常见的批评,主要是关于儒家政治信念甲中的“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如果作为执政君子评判标准的“仁”中蕴含实质层面政治真理,那么孔孟儒家“君子执政”思想中很多“政治教条”似乎就可以基于“圣人之言”而被证成,不需要依靠从常识出发的逻辑严谨的论证过程。然而,现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对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心怀忧虑,很多学者担心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不仅很难超脱于不同个体的信念和偏好,而且隐含专制和威权属性。例如,阿伦特认为诉诸实质层面政治真理的行为将妨碍政治活动中论辩的展开。(cf.Estlund,p.21)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在本质上就是论争,成熟而健全的政治的核心就是分歧、争议和辩论,任何政治讨论都不应当从结论性的某种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出发,所有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包括关于正义的假设,都有独裁属性。(cf.Arendt,pp.239-241)

   罗尔斯同样反对在政治活动中诉诸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但他的理由与阿伦特完全不同。罗尔斯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在多元社会中达成合情理的共识,因此,只要讨论出能够让所有合情理的个体都能赞同的原则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寻找容易引起争议和分化的政治真理。罗尔斯提出:“将某种政治观念视为真理,并仅仅依据这一理由选定合适的公共理性基础,乃是排他的,甚至是偏狭的,极易滋生政治分化。”(Rawls,p.129)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基于阿伦特的理由,还是罗尔斯的理由,实质层面政治真理都不应当存在于现代政治哲学论域内。然而,如果深入思考阿伦特和罗尔斯相关论证背后的动机,可以发现阿伦特和罗尔斯只是认为,没有人能够合理地声称自己已经完全掌握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因而不应当在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中寻找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但是阿伦特和罗尔斯并没有试图论证实质层面政治真理是完全不存在的。

   孔孟儒家“君子执政”思想所基于的三条政治信念预设了“仁”中蕴含实质层面政治真理,至少在理想状况中,品质和能力出众的君子始终“依仁而行”。但是,孔孟儒家政治信念并没有坚持,有人能够合理地声称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仁中蕴含的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因为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极少有人能够完美达到“仁”。在《论语》中,孔子总共只称赞六人达到“仁”,其中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等五人都是殷商“古人”,只有管仲是春秋时期政治人物。但是孔子批评管仲“器小”、奢侈和“不知礼”(《论语·八佾》)。孟子对管仲也颇有微词,尽管管仲“以其君霸”,但孟子批评这种霸是“以力假仁”(《孟子·公孙丑上》),因此孔孟最多只是肯定管仲在政治实践中的功业近“仁”,而并不认为管仲能够完美达“仁”。在实践层面,孔孟讨论最多的还是“近仁”(《论语·子路》),“亲仁”(《论语·学而》)和“志于仁”(《孟子·告子下》)。

   在一定程度上,孔孟儒家政治信念中的“仁”更像康德哲学意义上的“范导性理想”。康德认为人类理性中包括理想和理念,理想不同于理念,虽然很难在现实中完美实践,却可以作为“范导性原则”,从而具备实践的力量,给某些现实实践活动的完善提供依据。康德以斯多亚学派的圣贤为例,讨论了“范导性理想”:

   德行,以及连同它一起的、在其完全纯洁性中的人类智慧,都是理念。但(斯多亚派的)圣贤是一种理想,即一种仅仅在思想中实存的人,但这种人与智慧的理念是完全重合的。正如理念提供规则一样,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用作摹本的通盘规定的蓝本,而我们所具有的衡量我们行动的标尺,无非是我们心中这种神圣的人的行为,借此我们对自己进行比较、评判,并由此而改进自己,虽然这个标尺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这些理想,虽然我们不可能承认它们的客观实在性(实存),但毕竟不因为这一点就可以被看作是幻影,而是充当了理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尺,理性需要关于某个在其种类中完全完备的东西的概念,以便评估和测量不完备的东西的程度和缺陷。(康德,2004年,第456-457页)

   一些现代政治哲学家借鉴康德的“范导性理想”,在政治哲学研究中解释作为现实实践活动“标尺”的政治理想,尽管政治理想在现实实践中很难完美实现,但是却可以作为“范导性原则”,指导现实实践活动越来越接近政治理想。(cf.Mansbridge et al.,p.65)如果将“仁”视为孔孟儒家“君子执政”思想中的“范导性理想”,那么儒家政治信念乙所述“执政者应当是‘依仁而行’的君子”,主要并不是要求执政者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行为完美达到“仁”,而更多是要求执政者以“仁”为现实政治实践活动的“标尺”,不断追求“仁”,从而实现自我完善。从这一角度,孔孟儒家政治信念关于“仁”蕴含实质层面政治真理的观点可以简明总结如下:第一,存在实质层面政治真理。阿伦特和罗尔斯等现代政治哲学家并没有明确反对存在实质层面政治真理。第二,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极少有人能够完美达到“仁”,即完全把握“仁”蕴含的实质层面政治真理。阿伦特和罗尔斯等现代政治哲学家支持这一观点。第三,尽管现实政治实践极少有人能够完美达到“仁”,但是应当在政治实践中“志于仁”,去努力去追寻“仁”中蕴含的实质层面政治真理。

   从表面上看,阿伦特和罗尔斯等现代政治哲学家反对的就是上述第三种观点,即反对追寻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但实际上这种反对更多是政治理想维度中的考量。这里有必要区分现代政治哲学家对追寻实质层面政治真理的两种“反对”。一种“反对”来自阿伦特和罗尔斯等现代政治哲学家,主要是在政治理想维度中反对追寻实质层面政治真理,目的是防范独断论。如上文所述,这种“反对”只是强调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但没有否认政治实践中存在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另一种“反对”来自以民主程序主义者为代表的部分现代政治哲学家,他们主要是反对在政治实践维度中追寻实质层面政治真理,这种“反对”一方面是完全否认政治实践中存在任何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另一方面为了辩护他们所坚持的形式层面政治真理——程序公平。(cf.Saffon and Urbinati,pp.441-481)

   孔孟儒家不认为政治实践中只存在程序性的政治真理,例如,孟子在讨论“君道”和“臣道”时引用孔子的话“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强调“仁”作为政治实践的根本原理,“仁”中存在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因此,孔孟儒家政治信念与现代政治哲学家的政治真理观在政治理想维度上并无多大冲突,真正的冲突是在政治实践维度与民主程序主义者的政治真理观之间的冲突。然而,正是在政治实践维度上,民主程序主义者的政治真理观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而言,一些民主程序主义者,特别是熊彼特主义者,坚持一种“政治虚无主义”,他们认为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所谓的“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例如公德或公益)都是幻想。在现实民主政治实践中,很多选民自我感觉是为了某些“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去投票,其实不过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或个体偏好得到满足。(cf.Schumpeter,pp.250-256)哈贝马斯也坚持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实质层面政治真理不应当被当作超出现代社会交往活动的某种权威律令,“比法律更高的律令只属于前现代社会”(Habermas,p.106)。

   在民主程序主义者看来,当代政治文明中就算存在政治真理,这种政治真理也只是与民主政治决策的过程相关,而与政治决策的实质结果没有任何关系,此外,除了与程序公平相关的形式层面的评判标准以外,不存在任何与政治决策结果相关的实质层面的评判标准。(cf.Estlund,p.26)民主程序主义者的政治真理观对政治实践有消极影响,特别是民主程序主义者的“政治虚无主义”不仅最终会瓦解一切政治权威,而且会使得政治哲学中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例如,在当代政治文明中,几乎所有政体都倡导爱国的重要性,如果依据民主程序主义者的观点,公德、公益等实质层面政治真理都是幻想,那么爱国自然也毫无重要性,如此将不会再有公民愿意服兵役,就算服兵役也完全没有动力去舍生忘死地保卫祖国。

   相比民主程序主义者的政治真理观,孔孟儒家围绕“仁”的政治真理观尽管更为理想化,但却可以作为“范导性原则”,对政治实践有更为积极的影响。例如,孔子强调的“博施济众”“立人达人”(《论语·雍也》)作为国家治理中的实质层面政治真理有利于弘扬社会公德和公益。孟子强调的“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实质层面政治真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民主程序主义者的政治真理观还会催生反精英主义的政治文化,最终导致对执政者的不信任和不尊重。(cf.Bai,p.54)近些年来,随着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兴起,关于执政者的传统“贵族观”已经被现代“平民观”所取代,很多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更愿意把选票投给那些政治“新人”或“局外人”,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精英。(cf.Mansbridge,p.387)当实质层面的关于执政者以及政治决策的评判标准都变得没有意义,在政治实践中趁虚而入的往往是资本。

一些现代政治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借鉴一些贤能政治观点,矫正民主程序主义者的政治真理观。例如,大卫·埃斯特朗试图结合贤能政治和民主程序,强调实质层面政治真理在评判执政者以及政治决策优劣方面的重要性。埃斯特朗提出,仅仅依据民主程序的公平无法评判执政者或政治决策的优劣,如果政治决策的优越性只在于民主程序的公平,即保证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改变最终的政治决策结果,那么抽签或抛硬币决策更加优越,因为它们比民主决策在程序上更加公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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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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