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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理论与现实

更新时间:2021-11-08 00:14:47
作者: 周濂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罗尔斯主张“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是实现正义二原则的理想政治经济制度,并把它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作出明确区分。但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并非左翼自由主义的专享概念,在现实的政治世界里,它一直是英国保守党在20世纪最重要的施政纲领之一。本文通过梳理斯克尔顿、艾登、撒切尔以及罗尔斯等人的著述和观点,探讨了不同版本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之间的异同。

  

   最近十年以来,在萨德·威廉姆森、马丁·奥尼尔以及萨缪尔·弗里曼等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罗尔斯对“财产所有的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下文如无必要一律简称POD)的理论构想上。由于罗尔斯多次提到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对于POD的启发,这容易让人误以为米德是该术语的始作俑者,又因为罗尔斯引入POD的主要目的是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welfare-state capitalism,以下简称WSC)相区别,这会让人进一步误以为POD不仅有别于福利国家而且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POD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它既不是学者闭门造车的理论产物,更非左翼自由主义专享的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恰恰相反,POD的发明权属于苏格兰保守党议员诺伊尔·斯克尔顿,他在1923年首创这个术语的主要动机是回应来自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工党的挑战,其根本宗旨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维护资本主义。在20世纪英国政治发展史中,历任保守党党魁以及保守党出身的首相,从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兰、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玛格丽特·撒切尔直到安东尼·卡梅伦,都曾经依据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激活过POD,把它作为重要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以至于有评论者认为POD是20世纪英国保守党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宗旨之一。

   这个现象提醒我们,POD的概念内涵、理论脉络以及现实政治的发展要远比想象的更为丰富和复杂,有必要追问如下一些问题:保守党传统的POD与米德、罗尔斯一脉的左翼进路究竟有何异同?他们只碰巧使用了同一术语,但在概念内涵、价值承诺以及具体政策上均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还是说尽管存在诸多大的分歧,但二者仍分享了最根本的问题意识?

   为了澄清上述疑惑,本文将依次探讨如下四个主题:首先,通过阐释斯克尔顿创造POD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以及具体构想,指出POD创立之初所具有的平等主义价值取向;其次,艾登和撒切尔在具体执政的过程中把POD转变成“住房所有的民主制”,这个转变不仅出于现实的选战考虑,同时也反映出保守党内右翼立场反对国有化和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再次,罗尔斯在接受POD时存在一个逐步清晰化的过程,他想通过限制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来影响政治自由的实践,避免WSC对于公民德行以及民主政治造成的负面后果。最后,本文认为在最抽象的价值承诺上,POD的左右两翼存在着共识,但在实现的手段和方法上罗尔斯与艾登、撒切尔却存在着分歧,这也反映出自由左翼与自由右翼之间的根本分歧。

   一、斯克尔顿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

   1923年4月到5月之间,来自苏格兰的保守党议员诺伊尔·斯克尔顿在《旁观者》杂志上连续发表四篇短文,论述保守党的改革方略和施政纲领,次年以《建设性的保守主义》为题结集出版,这本小册子由于首创了“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且在20世纪的英国政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保守党之所以要强调“建设性”,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1917年11月4日,正在进行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出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挑战从理论变成现实,并且在欧洲大陆呈现出从东往西的蔓延趋势。与此同时,英国政治也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1918年,英国“第四次改革法案”通过,几乎取消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随着普选制和政治自由的实现,与保守党缠斗百年之久的主要政敌自由党开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方兴未艾的工党。

   斯克尔顿认为英国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其主要特征是:1.它在选举的意义上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2.就公民受教育的程度而言,特别是公民的心智和品格培养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教养的民主国家”。(Skelton,1923a:745)这个新时代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普罗大众——他们中的多数人依靠工厂的工资生活——的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远远胜过其经济地位。”(Skelton,1923b:789)斯克尔顿相信,整个国民生活因此处于结构性失衡的危险之中,而解决的良方正是POD——“除非我们的有教养的和政治的民主显著地变成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否则国家的均衡和个体生活的平衡都无法得到修复。”(Skelton,1923a:745)

   顾名思义,POD这个术语的重点有二:一是“财产所有”,二是“民主”。前者针对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挑战,后者针对的是普选制带来的民主挑战。斯克尔顿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于财产匮乏的普通民众所具有的魅惑力,就此而言,POD本质上是执两用中的策略,在不接受公有制的同时,通过大范围地拓展财产所有者的人数,让保守主义者得以正面回应社会主义的挑战,正如马修·弗朗西斯所指出的,它的优势在于“既不会导致革命也不会对工人阶级的要求无动于衷”。(Francis,2012:278)

   秉承保守党的根本信念,斯克尔顿深信私有财产对个体性的充分发展具有根本的影响,唯有产者才有能力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责任感,斯克尔顿的革新之处在于,他没有从这个前提出发为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做辩护,而是顺应时势地提出,在“彻底的民主”成为现实的“新时代”,就应该大范围地扩展财产所有者的人数,借此把工薪阶级的经济地位提升到与其政治、教育地位比肩的程度,保证他们拥有实践政治自由的品格与能力,从而解决国民生活失衡的时代问题。在1926年发表的《捍卫英国民主》一文中,斯克尔顿设问道:“民主的本质德性,内核以及内在价值究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慎议和决策”会创造负责任的公民,而“慎议和决定”是“只有民主才可能允许公民予以实践的功能——这个功能运转良好,民主就会运转良好。”(Skelton,1926:27-28)

   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大范围地扩展财产所有者的人数”。借助本·杰克逊的观点,可以把斯克尔顿的具体策略总结如下:第一,对于工薪阶级实行分红制,并最终实现现代工业生产中的合伙人制,后者的目的在于以公司股份的形式回馈工人,缩小劳资之间的差距,“随着工人变成资本家,要么出于对民主内部管理的关注,要么出于一般性的指引,会很自然地产生‘同舟共济’感”。第二,对于那些想要寻求完全自主性的小型农场主来说,要保证他们成为小农场的所有者,藉此更广泛地分散土地所有权。第三,在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引进合作社原则;第四,引入“全民公决”作为宪政手段,借助公共意见来否决任何可能会威胁新的民主宪政安排或者私有产权的议会决策。(cf.Jackson,2012:38-39;Skelton,1923c:837-838)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斯克尔顿的POD强调的不是抽象的财产权而是财产所有,这与保守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不同。以约翰·洛克的观点为例,他主张所有公民都毫无例外地拥有财产权,但这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并不保证每个公民都真正地拥有实质的私有财产。此处涉及对“自然权利”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与生俱来的权利,比如生命权和自由权,这意味着他/她无需特别地做任何事就可以拥有的权利。另一种解释指的是这一权利是通过人之本性的行为获得的(Panesar,2000:123-124),比如财产权就属于这一类的自然权利,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特定的人基于人的本性(譬如理性)“碰巧”做了特定的事(比如伸手摘了苹果或者在某块土地上的劳作)才拥有的所有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杰里米·沃尔准把洛克的私有产权证明称之为基于“特殊权利”的证明,与此相应,他把黑格尔的私有产权证明称作基于“一般权利”的证明,这是因为黑格尔认为财产权与特定个人的特殊行动无关,由于财产是“人的伦理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私有财产不仅是“道德上合法的”,而且用黑格尔的话说:“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财产”。(Waldron,1988:4)

   沃尔准指出:“黑格尔进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所隐含的分配观念。……我们不能一方面论证拥有财产是伦理发展的必要条件,然后另一方面又对无产者的道德和物质困境毫不关心。正如支持言论自由的权利论证建立了确保让每个人都有自由言论的责任,支持私有财产的基于普遍权利的论证也建立了确保让每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的责任。这事实上是一种反对不平等的论证,并且支持所谓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ibid.)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斯克尔顿的POD已经突破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想边界,与平等自由主义传统有着很强的亲和性:就强调私有财产与公民个体之品格养成的紧密关联,进而主张实质性地拓展财产所有者的数量而言,他上承黑格尔的基于“一般权利”的私有财产观;就强调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以及提升民主质量的重要性而言,特别是强调合伙人制以及工厂的民主参与而言,他下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慎议民主思想。

   二、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到“住房所有的民主制”

   1933年斯克尔顿因病早逝,未能在英国政坛一展宏图,但是他的精神遗产POD却在英国保守党乃至整个20世纪英国政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45年,工党击败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时任保守党领袖的艾登在次年举行的保守党全国大会上复活斯克尔顿的理念,呼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但是在理论照进现实的过程中,斯克尔顿版本的POD已经悄然变形为“住房所有的民主”,这首先是出于选战策略的考虑,二战期间的大轰炸让英国至少缺少200万套的房屋,1945年大选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住房问题被提到的次数如此频繁,相比之下其他事情都显得不重要了”。(Francis,2012:279)

   除了选战策略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强调住房所有是最安全和最符合保守党精神的拓展私有财产的方式,因其绕开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在政策执行上也便于操作。值得一提的是,自1951年保守党赢得大选之后英国就进入了“共识政治”时代,在此期间,POD更像是保守党用来区别工党理念、维系自我认同的一个标签,其理论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直到撒切尔执政期间,POD才真正得到了实质性的落实。1987年撒切尔赢得第三次大选之后,她明确告诉《时代》杂志,她的第三任期目标包括“建立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但事实上正如弗朗西斯所指出的,早在撒切尔的前两个任期,POD已然得到强有力地落实:“大量的机制调整——出售地方政府出资建立的公房,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让雇员分享所有权的计划——已经被用来极大地拓展了财产的私人所有权。”(275-276)毋庸置疑,在上述各项政策中,最引人瞩目的仍旧是住房私有政策,它再一次成为保守党赢得大选的杀手锏。1979年,85%的英国选民表示赞成公房销售,撒切尔在第一次大选获胜后指出:“成千上万的公房住户……第一次倾巢而出支持我们,因为他们希望有机会购买自己的房屋。”(皮尔逊,2007:98)

   1986年撒切尔在保守党大会上声称,如果说19世纪保守党最伟大的成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投票权,那么“这个世纪保守党的伟大改革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财产。人民资本主义无异于国民经济生活中解放众人的十字军东征。”(Francis,2012:296)

弗朗西斯高度评价撒切尔的POD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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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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