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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理论与现实

更新时间:2021-11-08 00:14:47
作者: 周濂 (进入专栏)  
如果托马西想要严格遵守罗尔斯的证成逻辑,那就不得不承认“厚版本的经济自由”并不符合罗尔斯“基本善”的定义,而这恰恰可以支持罗尔斯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立约自由排除出正义第一原则的做法。反过来说,如果把托马西有所保留的表述绝对化:实践厚版本的私有经济自由“对每一个公民来说”是负责任的自我书写者的本质条件,或者,“对所有人来说”独立的经济活动都是好生活的本质性的和持续存在的部分,那就要求托马西接受比黑格尔的主张(“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财产”)更强的平等主义立场: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进入“独立的经济活动”的财产。这同样要求对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行广泛地分配。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可知,新古典自由主义借用自由主义左翼的证成基础来证明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是失败的。

   最后,POD右翼和左翼的一个本质区别还体现在工厂民主议题上。这个议题的争论点在于,为了培育工人的民主管理能力以及更多地参与工厂决策,是否应该为此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有必要引入约翰·托马西所做的一个区分,他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更多财富论题”,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市场比罗尔斯所支持的偏社会主义的制度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财富的增加会以某种方式惠及穷人,所以,“长时段看,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好地满足差别原则”。(Tomasi,2012:187)第二种观点是“更多工厂权力论题”,代表人物是密尔、米德与罗尔斯,主张放弃对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过分热情,哪怕承受更缓慢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也要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厂经验,增加公民作出经济决策的权力并提高他们在工厂中的权力。(187-188)

   显然,本文第二节提到的邦盖伊就属于“更多财富议题”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本身就提高了工人的权力。在富裕社会,甚至是普通的公民也可以购买股票和债券:在个人化的经济时代,工人的确开始拥有生产工具。更重要的是,在富裕社会工人拥有比在贫穷社会中更多的议价权力。面对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有吸引力的工作时,工人能够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或者为了寻找他们认为更有吸引力或更具成就感的工厂经验而另谋高就。”(188)如果上述理由成立,那就意味着POD右翼完全可以借助“更多财富论题”来消解左翼的观点。但是正如撒切尔的POD并没有减少贫富差距反而是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更多财富论题”也需要经过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实证研究的检验才有可能判定是非。

   从规范性的角度说,从工厂民主论题引出的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借用罗尔斯常用的句式,我们可以追问:参与工厂决策和民主管理能够赋予工人以“人格独立和自尊感”吗?它们是充分实践和完全发展自由平等的道德人所拥有的“两种道德能力”的必要条件吗?本文认为面对上述问题,罗尔斯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注意,当我们探讨工厂民主的意义时是在追问POD是否可以满足差别原则的要求,而差别原则所要分配的基本善,不仅包括收入和财富,还包括“权力和负有责任的位置,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186)工厂民主关涉的正是后两种基本善。但问题在于,参与工厂决策和民主管理虽然在概念上从属于“权力和负有责任的位置,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但是它们会是“每一个理性人都假定想要得到的事物”吗?显然,一定存在着一些人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工厂民主与POD相容,也不能就此推论得出POD的制度设计中必然应该包含着工厂民主。通过以上分析可知,POD右翼在经验层面上主张放弃工厂民主议题,而左翼则在规范层面上要求工厂民主议题,但双方都未能给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论证。

   POD从创立之初就与普选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应对选举政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通过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私有财产,最终令公民个体拥有实践政治自由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就此而言,无论左翼版本还是右翼版本,在最抽象的价值承诺上都承认财产与个体品格和德性养成以及财产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综观POD在20世纪的理论演进和现实政治发展,可知这是一个有着较大解释空间的政治主张,它既可以为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撒切尔政府所采纳,也可以为更具平等主义取向的米德、罗尔斯所主张。本文认为,POD的右翼版本——尤其是艾登、撒切尔进路背离了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平等主义诉求,沦为现实选战的策略工具,相比之下,POD在理论史上的三个重要时刻(斯克尔顿、米德和罗尔斯)是彼此相关的,正如阿米特·罗恩所指出的,它们“是从同一个起源发展出来的连续性的变化”。(Ron,200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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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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