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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理论与现实

更新时间:2021-11-08 00:14:47
作者: 周濂 (进入专栏)  
认为它实现了“民主”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撒切尔政府继续支持斯克尔顿的POD概念,试图通过出售地方政府的房屋和在私有化企业中分享股票使财产所有‘民主化’;另一方面,它开始‘与财产权产生联系,其方式让人回想起19世纪的财产权与普选权的关系,哪怕细节上并不一致。’即财产所有是实践民主权利和个人选择的前提条件——尽管这些权利在这里采取的是‘经济选择’的形式。”(297)上述评价让人感到困惑,如果弗朗西斯所言不虚,那么撒切尔就不仅继承了斯克尔顿的理想,甚至与罗尔斯版本的POD也相差不远。费利克斯·邦盖伊在一篇探索性的短文中大胆主张,罗尔斯版本的POD与撒切尔的自由市场政策是兼容的,而且,“当我们思考哪种方式在实践上最好地实现POD的目标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提供了比‘税收和再分配’这些与罗尔斯的POD传统相关的政策更优的自由市场替代方案”。邦盖伊认为,撒切尔通过私有化国有企业,“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第一次成为股份所有者。资本所有不再属于投资银行家和富人,而是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英国人所拥有的东西”。正是通过以上方式撒切尔政府实现了罗尔斯版本所蕴含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广泛分布。(Bungay,2013)

   本文认为,弗朗西斯和邦盖伊的观点值得商榷。理由在于,从思想资源的角度出发,撒切尔接受的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从现实的政治效果看,撒切尔的POD虽然拓展了财产所有者的人数,但却加剧了贫富差距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比如本·杰克逊就指出,撒切尔的一系列政策“显然都是反平等主义的,事实上在这一重建项目过程中,英国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都加剧了”。(Jackson,2012:47)试以住房私有政策为例,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里英国住房拥有率从54.7%上升到65.4%,而公房出租率从31.7%下降到24.9%,(皮尔逊,2007:100)表面上这的确让很多工薪阶层拥有了个人住宅,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私有住宅的范围扩大促使中产阶级的分化,导致新的社会矛盾。住宅的民营化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中产阶级,反而不少人由于借贷购房而成为‘债务者’。为此,英国保守党被人指责说:‘保守党培育中产阶层的政策非但没有把英国变成财产所有者的国家(Property-owners' Nation)’,或‘住宅私有者的国家’(ANation of Home Owners),反而变成了‘债务者的国家’(A Nation ofDebtors)。”(参见张世薰,2009:108)

   三、罗尔斯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问世不久,WSC就因为滞胀而逐渐陷入全面的危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学者把《正义论》列为WSC的辩护之作,没有认识到罗尔斯既非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也非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而是POD的支持者。

   应该说,这个误解部分地要归咎于罗尔斯本人,虽然《正义论》初版根本没有提及“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但与此同时也只有两处地方简单地提到了POD,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罗尔斯虽然认识到“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Rawls,1971:274)但对于正义二原则和POD的关系并没有做过深入认真的思考。

   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美学术界,只有极个别的学者注意到了POD的重要性。1983年,阿瑟·迪夸特罗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从未使用过一次‘资本主义’。罗尔斯从詹姆斯·米德那里借用了‘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这个术语,其主旨在于对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做出严格区分。”(DiQuattro,1983:56)不久,理查德·克劳斯和迈克尔·麦克弗森进一步指出,“罗尔斯对于使用福利国家的税收制度并且通过转让来弥补收入的不平等的热情要远小于许多评论的假设。这部分是因为他想要通过使财产持有变得更平等来减少收入转让的需求”。(Krouse and McPherson,1988:80)

   罗尔斯显然是受到了上述学者的启发,才会在《正义论》1990年修订版“序言”中特别提到,如果要重新撰写该书,就必须对“福利国家”的观念和POD作出明确的区别。(Rawls,1999:xiv)罗尔斯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表述,他列举了五种理想型的政治经济制度,认为只有POD或者“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满足正义二原则的要求,其余三种制度(“带有指令性的国家社会主义”,WSC以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则以不同的方式违背了正义二原则。(Rawls,2001:136-138)

   罗尔斯认为,POD与WSC虽然都允许存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但二者存在着重要的区别,WSC准许少数阶级几近垄断生产资料,而POD“力图分散财富和资本的所有权,由此来防止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控制整个经济,从而间接地控制政治生活”。(139)为达此目的,POD主张“在每一阶段的一开始就将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即教育和经过训练的技术)尽管广泛地分布,这一切都是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背景下进行的”。(137,139)与此相对,WSC却是在每一时段的最后阶段才进行社会再分配。

   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培育和发展出不同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公民德性。罗尔斯寄望通过POD调整经济自由的内容,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够在适当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上“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最终造就有尊严和负责任的公民。WSC虽然为最不利者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为最不利者提供实现“社会基本善”中最重要的“自尊的社会基础”,反而可能进一步挫伤其自尊感,甚至造就“沮丧而消沉的下等阶级”,丧失自治的能力和期望,自认为被社会抛弃的一部分,从而放弃参与公共政治文化。(Rawls,2001:139-140)这显然与POD的目标正好背道而驰。

   值得一提的是,罗尔斯与米德对于英国保守党的POD传统未置一词,本文认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与右翼传统拉开距离,但他们仍旧坚持把POD作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形式,则与POD原初蕴含的平等主义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左右之争

   本节意在比较撒切尔与罗尔斯版本的POD的异同,众所周知撒切尔的主要思想资源是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因此这个比较也部分地反映出自由右翼与自由左翼之间的差异。

   首先,无论是撒切尔还是罗尔斯的POD都以WSC为主要论敌。但是在政治光谱上,罗尔斯将POD放在WSC的左边,而撒切尔则把POD放在WSC的右边。

   与上述区分相关的另一个分歧是,罗尔斯不仅反对福利国家,同时还反对资本主义。按照弗里曼的观点,“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为了实现收入与财富的配给与分配的经济高效条件,强制执行自由竞争市场制度中的私人经济权利和自由体系。”(Freeman,2011:21-22)弗里曼指出:“这样定义的资本主义,正如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与效益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效益主义的论证更合拍,尤其是在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中。”(23)撒切尔的POD就隶属于与效益主义论证相容的资本主义传统,出于种种原因它重视私有财产的广泛分布,但归根结底并不关注社会正义的实现,与此相对,罗尔斯的POD不仅反对福利国家同时也反对以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资本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差别原则(或者互惠原则)基础之上的。

   在实现POD的手段和策略上,左右两翼体现出最深刻的分歧,具体表现有如下三点:

   第一,对待自由市场的态度根本不同。尽管承认员工集体持有股份、利润分红、住房私有化,乃至于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手段,但在根本上右翼版本始终是以自由市场的策略作为实现POD的基本手段,与此相对,罗尔斯版本的POD只是把自由市场及其价格机制视为配给资源的有效方式,并不把它们作为分配收入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和标准。

   第二,主张不同的私有产权和经济自由观。罗尔斯只把两类经济自由划归受“正义第一原则”保护的基本自由权:第一种是职业选择的自由权,包括免于奴役和强制劳动的自由,以及选择和改变工作或职业的自由。第二种是“持有和排他性地使用私人财产的权利”。(Rawls,2001:114)理由是这两种权利“能够赋予人格独立和自尊感以足够的物质基础,而人格独立和自尊感对于道德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使用是极其重要的。拥有这种权利并能够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利是自尊的社会基础之一。”(Rawls,2001:114)与此相应,罗尔斯把两种广义上的财产权剥离出受正义第一原则保护的基本自由权行列,分别是“一般而言在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权,其中包括获取和馈赠的权利”;以及“包括参与控制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在内的财产权,而这些生产工具和自然资源应该为社会而非私人拥有”。(ibid.)把“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权”剥离出基本自由权意味着即使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它们,但它们不是“根本的”和“不可让渡的”。显然POD的右翼版本对此无法接受。

   约翰·托马西据此指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高端自由主义持有的是“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与此相对,古典自由主义持有的是“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包含了名目众多且类型广泛的经济自由,比如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立约自由、择业自由等等,古典自由主义把它们视为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传统意义的权利和自由同等重要之物。(Tomasi,2012:22-26,42-43)从证成基础的角度看,双方的分歧又进一步地体现在,POD右翼多从自我所有权、自然法传统或者效益主义的立场出发证成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而左翼则从人之为人的伦理发展的必要条件出发(比如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人的两种道德能力)入手证成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如何评价厚、薄两种经济自由观及其证成基础是一项艰巨繁难的任务,限于篇幅,本文只想提出一点思考的方向。

   晚近以来,以托马西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核心论点是,一方面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以及“自生自发的秩序”,另一方面接受高端自由主义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以及“政治证明的慎议进路”,由此拼贴成一种据称可以超越自由主义内部纷争的新主张。反映在私有产权和厚版本的经济自由观上,新古典自由主义在证成基础上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左翼,比方说,托马西模拟罗尔斯“人的两种道德能力”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负责任的自我书写者”(responsible self-authorship),意思是:“所有健康的成年公民,不管他们与生俱来的特定优势和劣势是什么,都拥有发展人生计划以及按此计划行动的能力(无论这个计划是个人指定,集体制定还是以其他方式分享的)。人们是生活的行动者,而且他们的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Tomasi,2012:40)托马西以此作为“市场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托马西那里可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互换使用)的证成基础,一如罗尔斯以“人的两种道德能力”(善观念能力与正义感能力)作为高端自由主义的证成基础。

归根结底,新古典自由主义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实践“厚版本的经济自由”是充分实践和完全发展“负责任的自我书写者”的必要条件吗?面对这个问题,托马西的表述显得非常犹豫,比如,他说:“随着社会的富裕,实践厚版本的私有经济自由对多数公民来说是负责任的自我书写者的本质条件。”(183)“对许多人来说,独立的经济活动是好生活的本质性的和持续存在的部分。”(ibid.)这两句话中各有两个限定语:“对多数公民来说”,“对许多人来说”。换言之,托马西并不认为实践厚版本的私有经济自由“对每一个公民来说”是负责任的自我书写者的必要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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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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