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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

更新时间:2021-11-06 21:09:06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就可能会从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群体。再加上目前极其不利的国际局势,众多发达经济体从多方面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政策。所以,以往对于中国中产群体发展比较乐观的估计,恐怕要调整;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未来发展速度的预期,恐怕要有所降低。

   当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共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作了重要讲话,使用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说法,将“者”改为“群体”,意义重大。习近平详细阐释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措施:第一,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第二,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第三,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第四,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第五,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第六,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党和国家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

   笔者曾经分析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大渠道:第一,正规教育渠道;第二,专业技术渠道;第三,市场渠道。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社会地位上升人数最多的是通过市场渠道。中国劳动者人数最多的还是农民、农民工,他们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绝大多数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小本经营、市场经营。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经营者的权益,绝不要打击他们,更要学会精细化管理,营造规范良好的经营环境。出身于农民的这些经营者,通过经营、营销实现社会地位上升,能够从底层爬上来非常不易。未来的中国,要想实现中产社会,还必须对于经济上的垄断有严格的法律约束。高度垄断的经济是摧毁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杀手。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非常善于经营,如果想在我们这样的巨型人口社会实现中产社会,就必须创造有利于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制度环境。

   三、关于中国的贫困群体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到2020年底,党和政府宣布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这样的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处理贫困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理论上看,贫困是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不同情况的。所谓绝对贫困,是指低于维持人们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这个理论和测量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朗特里(B. S. Rowntree)提出的。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绝对贫困的测量标准也有很大差别。中国绝对贫困测量标准的最初尝试是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提出的。当年是以口粮为标准,提出人均口粮南方稻米产区 400斤以下,北方杂粮产区300斤以下。可见,当年的标准是非常低的。此后,改为用人均年纯收入测量,最初是只有两三百元人民币。即使是这样的标准,如1989的标准是259元,该年的贫困人口为1.06亿。此后,该标准每年都有很大提升,到2011年该标准为2300元(这与该年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一致的)。由于标准提升了,该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1.06亿。2019年标准是3218元,2020年底标准是4000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按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当然,除了人均年纯收入的标准以外,中国还制定了相应的其他保障标准。

   那么,什么是相对贫困呢?所谓相对贫困,指相对于社会上平均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生活水准的最下层。因而,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份额。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处理相对贫困问题,将会是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任务。目前,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比较突出,所以需要从资源配置体系和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制等诸多方面推进改革。与相对贫困的斗争,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下面仅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角度,讨论一下中国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未来趋势和解决办法。2020年底以前,中国扶贫脱贫工作的重点更多是关注农村地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我们必须注意,相对贫困的问题在城市中开始凸显。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所说的中国已经变为城市常住人口为主的社会;另一方面,城市的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在农村的农民以土地为生,只要种地总还会有一点儿收成,多数农民家庭种菜、养鸡、养鸭、养猪,一般总还能够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而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钱,一旦没有了工作、断了生活来源,若再无积蓄,那真的是会陷入绝境。针对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1号决定,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全国每个城市都制定自己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制定标准时,要考虑到维持当地城市居民家庭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等。

   当然,全国不同城市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特大城市、一线城市生活费用较高,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就会稍高些。下面我们试比较一下北京和石家庄的城市居民低保标准。2020年7月,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此前的家庭月人均1100元调整为1170元。在过去八年时间里,北京的标准一直逐年提升,从过去的家庭月人均500元、520元、580元、650元、710元、800元、1000元一直提升到现在的标准。相比北京的标准,石家庄由于城市日常生活费用较低,其城市低保标准仅为家庭月人均671元(8052元/年)。当然,石家庄也是逐年提升到这个水平的。根据国家规定,当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时,就可以向最基层的城市社区居委会申请,经核准后,由民政部门发放,发给现金,补齐到这个标准。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相对贫困的特征更为突出,该标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到物价的影响,如果物价大幅上升,就要相应调整补助的标准。又如,因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一些人失去工作,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那就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还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针对有该城市户籍身份的居民,如果是外来打工者、外来流动人口则无法享受该城市低保福利。譬如,北京市常住人口近2400万,但有北京市户籍身份的只占一半,另一半1200万外来打工者、外来流动人口,虽然常住在北京,却无法享受北京的低保福利。再者,中国多数地区,城乡之间的低保标准还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与贫困的斗争会是一项长期任务。

   从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看,在试图解决贫困问题时,最为艰难的当属“文化贫困”。也就是说,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这种现象在中国西部的一些过去称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特殊文化族群”中可以看到。贫困群体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形成了一种“贫困亚文化”,对于周围的人群、对于后代产生影响,甚至代代相传。中国的一些扶贫计划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地的扶贫干部帮助少数族群贫困群体搬到了平原地区,搬到了新家,结果后来,很多人竟又跑回原来落后的山里,说是在平原生活不适应。所以,如何教育这样的群体形成积极上进、具有奋斗精神的价值观,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四、关于贫富差距问题

   上面谈到贫困群体,这就必然涉及与富裕群体的比较,即贫富差距问题。测量贫富,通常是测量财富或收入。由于测量财富比较复杂、不好操作,所以通常测量收入,所以也称为收入差距问题。

   21世纪以来,中国贫富差距确实一直处于高位。下面都用基尼系数显示贫富差距,采用的是中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如此低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是极为罕见的。这与当时中国均等化的分配体制(包括住房的分配体制)、票证供应的特殊分配体制等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市场的原则是激烈竞争、优胜劣汰,这样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一路攀升的。根据笔者的数据,1988年为0.38,1994年为0.4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见下图1),在21世纪之初是呈现出继续上升趋势的,但2008—2009年达到0.49以后,又逐年下降,2015—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0.47。2016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未公布新的基尼系数数据,所以,我们就暂且分析在这样水平上的贫富差距情况。

   社会分层研究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贫富差距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得到了多少份额?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份额?从第一个问题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广大居民得到的份额确实差距很小,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到了21世纪,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较大。从基尼系数看,有些研究机构的基尼系数还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出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是0.61;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报告提出,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左右。当然,这都是非官方数据。尽管不同报告有差异,判断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则是社会各界比较一致的共识。当然,图1也显示,2008—2009年基尼系数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趋势。但迄今还是不低于0.46的水平,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上。

   怎样看待这种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呢?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分配份额。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很低的原因是由于采取了用行政体系、票证制度来配置资源,其结果是“均等化程度”确实很高,但这绝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维持供应的不得已做法。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1950—197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上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大,显然仅仅观察第一个问题还不行。笔者在1990年代曾经作过一次大规模城市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研究家庭经济史。结果发现,1950—1994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最低的一段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所以,仅仅追求很低的基尼系数不是我们的目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愿意过当年那种普遍贫穷、商品短缺的日子。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处于高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上文也分析指出,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市场是怎样配置资源的呢?中共中央的文件表述是“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也就是说,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各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尽管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普通工人、农民劳动获得的报酬还是很低的。相比之下,资本的获益具有明显的“雪球效应”(越滚越大)。再有就是经济的高垄断造成了少数垄断者获利极大,而多数劳动者利益受损。中国是超巨型人口社会,有14亿人口、有4.9416亿家庭户,要想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就必须更多地保护中小经营者、小微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并严格约束垄断者对经济资源的控制。

总之,造成中国当前较高基尼系数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在初次分配中,市场竞争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一些。近来,操作型技术人才短缺,这样一些高技能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上升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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