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葛剑雄:河流与人类文明

更新时间:2021-11-05 23:35:10
作者: 葛剑雄 (进入专栏)  
中间还隔着在古代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与距离相对最近的印度文明之间,也隔着帕米尔高原、戈壁荒漠、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极其艰难。少数印度和西域高僧前赴后继,经过几百年时间才将佛教传入中国,法显、宋云、玄奘等历尽千辛万苦才从印度取回真经。藏传佛教只传到青藏高原,到明朝中期才再传至青海、内外蒙古,南传佛教只传到云南边境,而印度教的影响只到达越南南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基本上没有主动与印度文明交流,更没有积极传播,因此对印度文明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明在大航海和工业化之前,一直没有受到来自西方其他文明的武力入侵和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压力。波斯帝国只到达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止步于开伯尔山口,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只在中亚偶然遭遇一次并交战,帖木耳还来不及入侵明朝就已身亡。伊斯兰教的东扩止于新疆,基督教只在唐朝有过短时间小范围的传播,十字军东征从未以中国为目标。直到16后期利玛窦在明朝传播天主教时,还不得不擅自修改罗马教廷的仪规,允许中国士人保留传统习俗。佛教被中国接受,也是以本土化和拥护皇权为前提的。粟特、回鹘、阿拉伯、波斯等“商胡”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时还必须接受“朝贡”的名义。所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地、独立地发展,没有被外来因素所干扰或中断。中国人可以从容、自主地选择接受外来的文化,并且一般都限于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不会受到外来的强力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中国长期脱离外界的文明,根本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实际,缺少摩擦、碰撞、挑战、竞争、交流的对象,更不会主动走出去介绍、推广、传播自己的文化。即使在相对最开放的唐朝,实际也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即允许外国人进来,却不许本国人出去;可以向主动来学习的人传,却不会主动走出去播。

   河流的出口或终点在哪里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在某种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内陆河与入海的河不同,同样是入海的河,入不同的海又会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尼罗河的出口是地中海,黄河、长江的出口是太平洋。地中海有三项特点是其他任何海洋所不具备的:它是一个基本封闭的内陆海,中间有大量半岛、岛屿,周围的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罗马等多种文明交相辉映。在没有机器动力和导航设备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海中航行是最安全有效的,就近可以与其他文明交流或冲突。而在古代,太平洋是无法自主、自如航行的。在中国航程所及的范围内不存在其他文明,在自己的文明圈中也属于边缘。正因为如此,同样是出海口和海洋,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看成为财富、机遇、希望、未来,古代中国人却当作天涯海角、穷途末路,将“海澨”(海滨)与“山陬”(深山)一样看成天下最穷困的地方。印加文明的地域内也有安卡斯马约河和马乌莱河,它们的出海口也在太平洋,显然也没有为印加文明提供发展为海洋文明的条件。

   河流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产所必须的水源和物资,而且也是人类迁移的主要通道。高山密林往往能将人类阻隔,但河流却能穿越峡谷或荒漠进入另一个谷地,为人们找到新的开拓空间。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地理知识贫乏的年代,要在榛莽未辟、禽兽出没或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陆地上作长途迁移是相当困难的,顺河流而下却要方便得多,并且不会迷失方向,便于保持与原地的联系,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最有效的手段。溯流而上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往往是一个群体、一种文明从下游向中游、上游延伸的主要途径。汇入海洋的河流为人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在内海和近海地区更是如此。非洲的东非大裂谷是公认的人类主要发祥地,在那里形成和繁衍的人类之所以能走出非洲,分布到世界大多数地方,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尼罗河的存在。基本南北向的尼罗河受地球引力的影响较小,河流顺直,水势平缓,成为早期人类外迁的天然途径。由尼罗河进入地中海后,又能在较短的距离内到达沿岸各地,再迁往欧洲、亚洲其他地方。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就是利用黄河的支流进入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一直是移民的主要交通路线。

   河流的交通运输功能支撑着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大的文明区域内部必定需要大量的人流和物流,而一条大河所能提供的水运方式是最便捷和廉价的。直到今天,水运的优势还是难以替代。在古代与工业化以前,内河运输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唯一有效的手段。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神庙、方尖碑的材料,是产于阿斯旺一带的花岗岩,要是没有顺流而下的尼罗河水运,这一切就都不可能发生。北非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大量采用希腊、罗马产的大理石,要不是采于沿海地带,也得依靠河流的运输连接海运。西汉选择在关中的长安建都,但关中本地产的粮食供养不了首都地区的人口,必须从当时主要的粮食产地——太行山以东的关东地区运输,只能利用黄河溯流而上,穿越三门峡天险,再进入黄河的支流渭河运到长安。尽管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运费高昂,但还是当时最为经济的选择。一旦关中的粮食需求超出黄河水运的能力,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到洛阳“就食”(就近接受食物救济),最终导致长安首都地位的丧失和首都的东移。长江及其支流更加优越的水运条件,也是长江流域的经济逐渐超过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徽商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巧妙地运用了水运:他们将产于徽州的价廉而质重的石材、木材装上船,从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再通过江南发达的水系,直接运到最近的市场,又从江南采购价高而质轻的绸布、百货、工艺品等溯流而上运回徽州,实现商品利润的最大化。

   同一条河流水系间的便捷水运,也为区域内的人员来往提供了条件。比如长江,在现代交通工具产生之前,其水运是无可替代的。以尼罗河谷地为基础的上埃及与以尼罗河三角洲为基础的下埃及并不连接,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纸莎草与莲花的交接,也完全依靠尼罗河这根纽带。中国自秦汉以降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政令的上通下达,公务人员的南来北往,军队和重要物资的调度,重要信息的传递,都是维持国家统一、政府正常运作和社会秩序维持的根本措施,所以要以很大的人力物力来设置和维护庞大的驿递、调度和运输系统。其中依托水运,特别是依托同一条河流或水系的水运部分,都是最廉价和高效的。同一个流域内的统一,其基础更加稳固;即使出现短时间的分裂,统一也能较快恢复。

   要共享一条大河的利益,要进行大范围的灌溉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要防止和抗御大河不可避免的水旱灾害,要建设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氏族、部落、小群体之间的协调和联合,也需要日常的组织和运作,进而催生出统一的国家和集权政权。古埃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农业生产离不开人工灌溉。在尼罗河泛滥时,人们要疏通渠道,排除积水,而干旱无雨季节,又要从尼罗河引水灌溉。这样巨大的工程,绝非一家一户所能承担。因此早期就出现了联合,氏族联合为公社,公社又结合为40多个州。虽然州之间曾发生过频繁的争夺与激烈的战争,但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最终形成上埃及、下埃及两个王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黄河下游存在着上百个大小诸侯国。面对黄河的漫流、泛滥、改道,小国无能为力,大国以邻为壑。后来,较大的国筑起堤防,但在灾害面前往往顾此失彼,更不可能共同修建水利工程,共享灌溉之利。秦汉的统一使整个黄河流域处于同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国家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从此黄河水利的利用由各级政府实施和管理,同时也能举全国之力修建和维护水利和防灾工程。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虽会在不得已时放弃部分边疆或割缘边土地以求和,但绝不会容忍黄河中下游地区陷入分裂割据。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总会不惜代价恢复统一,或者由下一个政权实现再统一。

   河流对文明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也显示于精神方面。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的作用重于土。所谓“同饮一江水”,就是一个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畔,同一个流域,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与和谐的生存方式,也会形成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语言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在人口迁移或再分布的过程中,在地理障碍的影响下,原来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由于分散在不同的小区域,没有交流和共同生活的机会,原来在语言上的微小差别演变为不同的方言。但在同一个流域,甚至在一条大河或其支流的不同流域,由于人际交流相对密切,即使相隔距离较远,也能保持同一方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就注意到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现象,即一种“风”(流行,时尚)一般只存在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多变,差异性大;而“俗”(稳定的习惯、传统)可以在一个大的多的范围内出现、形成、积淀、传承、长期延续。在丘陵山区、高原山谷、零散的平原和盆地,一般只能形成“百里”尺度的“风”区,大河流域则不难构成“千里”尺度的“俗”区。在秦汉统一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以其“天下之冲”核心地位形成华夏文化圈中公认的“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最重要基地。

   像黄河、长江这样长达数千公里的大河,从源头到出海口,有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如高原、峻岭、湖泊、沼泽、荒漠、森林、草原、平原,栖息有各种飞禽走兽,生长着各类奇花异草,构成色彩斑斓、赏心悦目、俊秀雄奇、千姿百态的景观,不仅是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是深厚的精神源泉。诗人抒发出激情,画家描绘着美景,哲学家在沉思中期待顿悟,艺术家在探索中寻找灵感,政治家在谋划大局,军事家在观察险要。芸芸众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英雄豪杰叱咤风云,惊天动地。一些特殊的景观或环境,会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升华为对自然、人类、民族、国家的情感与信念,经过杰出人物的阐发和推广,形成为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或坚定的信念。它们本身,也因凝聚了历史、经历了沧桑,而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象征、时代烙印,历史记忆。一条大河就是一首颂歌,一篇史诗,一部历史,一个时代。

   二、人类与河流的互动

   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在文明初期,地理环境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但一个长期使人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会生产不同的文化?一条大致相同的河流为什么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在自然条件大致相同的流域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文化?

   这里需要弄清一个基本的概念,地理环境的“决定”决定了什么?决定到什么程度?

   其实,“决定”是极限,是一个上限或下限,超过或突破当然不可能,但如果是在这个极限之内,人就有相对无限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如约旦河的供水量是有极限的,开发粗放的耗水农业只能维持有限的农田。以色列人用暗渠管道取代明渠水沟,以喷灌取代漫灌,同样的水量就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当他们用滴灌取代喷灌时,灌溉面积又扩大了。随着节水和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农产品更加优质高产的同时,离供水极限反而更远了。而且,人可以通过利用新的可利用资源、发现新的地理空间来突破这个极限。台伯河的供水量很有限,满足不了古罗马城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但罗马人找到了另外的水源,并建成长距离的水渠渡槽将水引入罗马城内。台伯河的供水量决定了罗马城人口的上限,但并没有决定罗马城里的人不能从其他水源获得供水。希腊半岛上的水、土地和其他资源限制了古希腊人的发展,与希腊半岛相同地理条件的地方的确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如此发达的文明,如果希腊人固守半岛,那么即使将资源用到极致,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文明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希腊人早就扩散到周围的岛屿,并且越过地中海进入北非,渡过爱琴海到达小亚细亚,这才创造出希腊文明的奇迹。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与河流互动。人类与河流不同形式或程度的互动,自然会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塑造文明形态。在人类早期和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准确的地理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485.html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