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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新社会转型视角对乡村振兴的解读

更新时间:2021-11-05 22:55:16
作者: 王春光  

  

   摘要:乡村振兴一经提出,在短时间内就成为热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其话语大多停留在“是什么”或“该怎么做”上,而对过去几十年乡村只是给出了简单的“衰败”或者“空心化”的解读,忽视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性和阶段性。乡村振兴并不是凭空而生的,本文从其社会时空区位的分析入手,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兴起乃至21世纪的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乡村并非一直在“衰落”之中,甚至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一切都为乡村振兴准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积淀。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是这个积淀带来的一种新社会变化,即新社会转型。新社会转型区别于先前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它不再是过去的二分或三分格局下的社会形态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等的转变),而是出现边界的重组、融合和再构的二元或多元融合变迁过程。乡村振兴是新社会转型的体现,新社会转型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机遇。运用新社会转型概念,城与乡、传统与现代、问题与优势等现象都会有新的解读,从而为乡村振兴找到新的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会时空区位;新社会转型;实践逻辑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来,乡村振兴在网络媒体上快速蹿升为热门词,与“精准脱贫”和“共同富裕”一同成为百度热搜词,均达到1亿多条的搜索结果。同样,乡村振兴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选题,在中国知网中搜寻相关研究文章,多达75786篇。在知网查询中,我们发现,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题目存在大同小异甚至很多雷同的表述:“乡村振兴背景下”或“乡村振兴视角下”或“乡村振兴视域下”等。这些研究把乡村振兴作为既定或者将要实现的场景来看待,而较少探讨乡村振兴的社会时空区位;也就是说,很少去讨论和分析乡村振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及其与之前的乡村建设、乡村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时空差异等问题。确立乡村振兴的社会时空区位,将有助于认识乡村振兴何以可能、如何可能以及达成何种可能等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新社会转型视角,回应和讨论上述研究问题。

   乡村振兴的社会时空区位问题和实践逻辑

   乡村振兴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的背后原因可能很多,其中国家的倡导是重要因素。国家的倡导是否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呢?究竟是不是反映现实发展之必然呢?目前研究者对此似乎没有异议,更多的是去阐释和讨论如何实施乡村振兴,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去分析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提出的现实基础。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和行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行动需要具备许多必要条件(包括社会经济条件,还需要认知和经验积累等条件),也就是说,乡村振兴不可能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被提出来,即使当时提出来,也不具备实施条件;当然,乡村振兴也有可能延后几年才被提出来,这样实施起来或许更难。换言之,当下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水到渠成的事。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现在,城乡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到了非下大力气去解决的地步了,正如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所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的成败。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体现,农业农村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短板。”(本书编写组,2020:80)学术界对乡村发展不充分和滞后的许多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李实、陈基平、藤阳川,2021;陈锡文,2018;黄群慧、刘学良,2021;黄季琨,2020)。“目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65,在全球经济体中和南非、美国等高收入差距国家差不多。其实,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来自城乡差距。单看城市和农村内部,两者的基尼系数都小于或等于0.4,这个水平在国际上其实就是一个中等水平。”(陈锡文,2018)收入差距仅是城乡差距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维度;城乡差距还表现在生活质量、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生活乃至文化价值等方面。

   在对乡村振兴的深入研究中,从社会时空区位客观把握乡村发展现状,是学术研究的要求和基础。人们对乡村的感观是不是客观的、真实的?乡村究竟是衰败了,还只是因为与城市在发展速度上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而让人感觉衰败了?乡村在过去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究竟是发展了、改善了还是衰落了呢?少数村庄的衰败是否意味着乡村的衰败?未来乡村发展与一些村庄的衰败是否有可能共存呢?只有客观、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乡村状况,确定乡村的历史、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位置,然后才能找准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以及方向,才能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乡村发展状况需要研究者给出多维度的分析和理解。现在最让人们感到乡村衰败的实事是乡村留不住年轻人乃至中年人,村庄似乎没有了生机。能否就此做出“村庄衰败”的结论或判断呢?对此不能笼统论之,至少要做进一步探问:那里的中青年人究竟是永久离开还是短期或周期性离开?他们与村庄是否还有联系,甚至还有利益关联或其他活动关联呢?他们中许多人可能并没有永久离开村庄,而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和集体活动,比如“线上在场”。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在外务工、经商赚来的钱多会用来在村庄盖新房,改善居住条件,他们还会在重要节日或节庆活动时间回到乡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村庄当作家乡看待,他们并没有永久地离开他们的村庄。目前还出现了少数中青年村民返回村庄的现象,尤其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中不少人都返回村庄了。如果年轻人或中年人都永久地离开村庄,甚至有的把自己的父母乃至兄弟姐妹都带离村庄,那么这样的村庄才是真正的“空心化”,甚至可以用“衰败”来描述。与此同时,在60多万个行政村中,并非所有村庄都是“空心化”和“空壳化”;恰恰相反,一些村庄不仅本村的人基本上没有外流,而且还吸引了大量外来常住人口,这样的村庄被称为超级村庄或者发达村庄。

   除此之外,与过去相比,不论是政策规划还是数据统计,都显示出乡村得到了整体改善和发展。进入21世纪,国家从安徽省开始税费改革试点,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还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各种直接补贴(如种粮补贴、农机补贴、种子补贴、技术推广补贴等);新农合、新农保以及社会救助制度,让农村人口第一次享受到完整的社会保障权利,减轻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负担;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也在21世纪初得以实施,让农村学龄青少年享受到均等的教育机会。这些政策的效果在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得到一定的体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纵向上也处于快速增长水平,2014—2019年都在8%以上(见下表)。某省的统计数据表明,最近几年政策性转移收入在乡村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中占比超过了60%。另外,不论是在村的还是外出的村民,其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村民的牛羊肉、猪肉、食用油等消耗量明显增加;家庭耐用品越来越现代化。农林牧渔总产值每年还有3%左右的增长水平。与1978年相比,2019年中国人均主要农产品占有量具体为:油料24.95公斤,是1978年的4.6倍;糖料86.92公斤,是1978年的3.51倍;猪羊牛肉38.61公斤,是1978年的3.35倍;牛奶22.87公斤,是1978年的24.93倍;水产46.29公斤,是1978年的9.57倍;水果195.71公斤,是1978年的15.62倍。虽然这些数据是全国平均数据,但是村民的确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农产品。2012年,每百户家庭手机拥有量达到197.8部,每百户彩色电视机116.9台;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2007年的31.6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37.1平方米。道路村村通、广播电视村村通、网络村村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效果显著;村村建立了办公设施,村干部报酬有明显提高;村庄污水处理、厕所改进、自来水工程等都有明显的进展。

   在乡村发展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国家为什么还要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呢?我们还是要把分析的视野拉回到乡村面临的问题上。2017年国家重新界定了社会主要矛盾,认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在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乃至不同阶层之间,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城乡之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总体上看,乡村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的发展。从2013年开始的精准扶贫,明显降低了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水平,尤其是贫困乡村和贫困县乃至贫困人口多的省市,在产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取得明显的发展和改进,我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但是,精准扶贫和脱贫只是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在持续减贫的稳定性以及减贫效果的巩固上还要持续加力,也就是说,脱贫后贫困人口如何发展和致富的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为此,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有效衔接的政策议题。而新脱贫的人群和地区,与其他乡村地区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一些贫困乡村和县依托脱贫的政策和资源倾斜比周围非贫困乡村发展得更快。

   那么,如何看待当下乡村发展所处的社会时空区位呢?从内部来看,乡村已经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步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这就标定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当然,乡村振兴的使命不限于乡村本身的共同富裕,也是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对国家来说,乡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至少体现在经济发展价值、生态价值、国家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乡村已经被国家定位为中华优秀文化的载体。就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今后几十年的新增长点并不多,而乡村振兴就是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增长点,乡村振兴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空间。现在国家重视碳排放、碳中和、碳达峰等问题,乡村的生态价值及地位尤显重要。面对新冠疫情以及由此出现的逆全球化,国家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乡村的安全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现。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也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与二十年前乃至十年前相比,当今乡村所处的社会时空位置显然有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非“衰败”或“衰落”,也不完全是“空心化”或“空壳化”所能概括的。如果说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现代化大转型的话,那么这个转型经历了过去近四十年是不是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能否给出新的观察?尤其能否在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上给出新看法?

   新社会转型期与乡村想象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历程的观察、调查和思考,我们发现当前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转型转入到新一轮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最早是美国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的。他在研究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的社会、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时发现,欧洲经历了市场嵌入社会、侵蚀社会以及社会“反向运动”等转变,以及由这些转变引发的国际和国内关系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战争),由此将其概括为大转型理论。(包刚升,2014;林南,2021)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形态有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学界把这个变化称之为“社会转型”,这一观点很快被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所认可。但是,这一“转型”与波拉尼的大转型并非同一概念。李培林早在1992年就指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李培林,1992)他认为,社会结构转型有三层含义:一是转型不限于经济结构的转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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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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