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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新社会转型视角对乡村振兴的解读

更新时间:2021-11-05 22:55:16
作者: 王春光  
还包括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性的转换;二是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即从一种状态转到另一种状态;三是转型的数量关系特征,即是一种分析概念。他具体分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城市化、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等等维度的结构性转换。他还将社会转型具体地表述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李培林,1993)郑杭生和李强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郑杭生、李强,1997:19)有研究者对这种界定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社会转型概念实际上是社会现代化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停留在具体的结构转变层次,而没有上升到社会形态层次;只关注到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忽视了信息社会这一形态(王雅林,2000)。

   但是,不管是二分范式的社会转型概念还是三分范式的社会转型概念,它们表达的都是,“社会转型”是社会形态的转换,即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或阶段性变迁,与波拉尼注重社会机制、市场机制和制度机制变迁有明显的不同。尽管中国的社会转型理论也涉及对这些机理和机制的探讨,但是多以社会形态作为转型界定的理据。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和变迁,当前中国仍处在社会转型过程,而此时的转型与四十多年前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不仅在社会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更在机理和机制上有着巨大差异。我们能否说社会转型已经完成?如果没有完成,那么与以前的转型有什么不同?具体地说,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系;2021年城市化率达到了63.84%,尽管其中还有17%的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但总体上讲,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以下,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二产业产值成为最大产业,并且迈向信息社会;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已经完成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转型任务。但是,我们并没有认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任务已经完成,只是实现了全面小康,因此才设定今后两个阶段的任务: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说,到2050年中国才能完成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先前的社会转型概念不足以理解和解释中国现实以及未来几十年,由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正进入不同于以前社会转型的新社会转型时期。

   新社会转型概念虽然延续社会转型的一些含义,但是赋予其更多的新解读、新意涵;新社会转型依然沿着现代化轨迹前行,社会经济变迁从原先的二分或者三分状态转变为融合、边界重组的状态,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融合形成新状态、新样式和新机制的变迁方式。在新社会新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一二三产业、区域边界等等不再是那么迥然分明,而是趋于模糊、融合并产生的新样态。换句话说,新社会转型不同于以往社会转型之处在于:原来二元分割并进行切换转变的社会形态迈向多元边界融合、模糊化、重组和更新的社会形态。这样的新社会转型不仅源于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还源于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源于社会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等等。

   新社会转型概念契合国家的新时代、新阶段和新格局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自己的发展给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这个判断一直延续至今。但是现在显然与20世纪最后的20年乃至21世纪最初的10年有着显著的变化和发展,那么用什么来表明中国现在的历史方位呢?当然,中国依然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对这个判断做了相应的调整,做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判断。这意味着国家的自我认知既是在初级阶段的总体框架之中又不同于以前的意涵,即处于新时代新阶段。与此相应的是,学术界虽然对20世纪最后20年乃至21世纪初的发展给出了“社会转型”的解读,但是却没有对新时代新阶段做出相应的学理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此提出新社会转型的解读就是为了弥补学术认知的空缺。当然,国家也对当前进行了新的历史方位解读,即新时代新阶段新发展格局,但是,这个“新发展”与社会转型是什么关系?“新社会转型”似乎更容易与先前的理论认识相衔接,也更容易契合国家的自我认知和判断。

   当然,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对新时代新阶段进行社会学解读的概念工具,而且可以作为认识未来的知识视角。借助于这个概念工具和视角,我们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乡村现状和未来(即乡村振兴)。通常对中国乡村的理解是以中国的城市或城镇为参照对象,当然也会拿国外的乡村或城乡为参照对象,不管怎样,这都离不开城乡维度,其背后蕴含着现代与传统、过去与现在、空间等内涵。在新社会转型视角看来,首先,城与乡不再是以前那样绝对二元分立的关系,彼此的边界出现模糊化和相互渗透的趋势。笔者前几年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或转型,所以提出需要用超越城乡关系来看待乡村的观点(王春光,2016)。这样的新社会转型在经济业态、人口流动、文化呈现、生态样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表现。在城乡二元分立的时代,人口是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而现在不仅出现一些农村流出去的人向村庄回流,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包括去乡村游玩、养老以及创业,等等,人口呈现出双向流动的态势。同样,在经济业态上,农村早已经不只是从事农业,而农业也不再限于种养殖业,还出现各种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似的形态。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打造“花园城市”或“田园城市”,城市开始引进乡土元素,而不少村庄也在打造公园等城市形态,城乡生态出现相互渗透格局。

   与此相应,新社会转型还表现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界模糊和互相渗透上。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性与现代性是互斥的,各自反映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现代化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或者说传统性不断消失、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这是线性的演进过程,意味着现代替代传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事实上,现代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传统性的消退,现代性往往是从传统性中成长起来的,彼此虽然有一些相斥的内容,但是又有一些相互需要和融合的关系,传统性借助现代性而变得更加有生命力,而现代性借助传统性可以化解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内在张力等。在城乡二元分立的社会转型视野中,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就是一个抛弃前者的过程。这种抛弃前者的现代性转型不仅扩大了城乡不平衡,而且也给城市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城市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把发展新农村乃至推进乡村振兴纳入发展战略之中。这样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回归所谓纯粹的传统乡村,而是建设融合了现代与传统的乡村。或者说,只有传统与现代互相渗透的乡村才有生命力,才可以获得可持续性发展。

   在社会转型视野中,农业向工业转化,工业向第三产业(有的研究者称之为信息业)转变,即二分范式或三分范式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态势(王雅林,2000)。换一种表达,那就是农业要让位于工业,工业要让位于信息业。在这样的转型逻辑中,农业必定会衰落。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之基础,于是,农业要生存和发展,似乎只能走现代化道路,由此又生发出各种形态,其中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及由此衍生的新业态被视为农业发展的出路。这种多种产业融合业态也是新社会转型的表现。

   新社会转型视角对乡村发展和振兴的新解读

   在新社会转型视角下,我们对城乡关系、一二三产业、乡村社会现象以及乡村发展和振兴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会做出新的解读,而这些新解读可以影响政策改革和创新、行动选择以及效果评估。我们将乡村发展和振兴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乡村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乡村振兴则是偏向目标的行动。也就是说,乡村需要经过发展这个过程,才能得以振兴,新社会转型更多地体现在乡村发展过程中。

   首先,在新社会转型视角看来,乡村与城市不是对立的,乡城或者城乡社会正在形成之中。

   国家之所以提出乡村振兴,而不是农村振兴,是因为城乡关系不再是过去理解的那样是分离、分立的。从字面上理解,“农村”更偏向于村庄和农业,而“乡村”则将乡镇与村庄并列在一起。也就是说,乡村振兴不仅仅是指村庄的振兴,还包括乡镇的发展和振兴。费孝通先生在讨论乡村与城镇、城市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小城镇是“城”与“乡”的联系纽带或者桥梁,认为小城镇是“城”之尾巴,又是“村”之头(费孝通,1983)。在十九大报告关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具体阐述中提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新型城乡工农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即只有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乡村发展和振兴。十九届五中全会专门提到乡村振兴与县域和乡镇的关系。乡村不是纯粹的乡村,而是与城镇、城市密切联系乃至融合的乡村,至少是在县域范围内的乡村,乡村发展和振兴应该纳入县域范围内来规划和实施(王春光,2020)。在市场经济时代,乡村发展和振兴不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离不开城镇的需求和参与,城镇的需求给了乡村发展和振兴的机会,城镇是乡村发展和振兴的强大外部动力源。因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关注点投向城乡关系。有的学者直接将自己研究内容命名为城乡社会学(何雪松、熊万胜,2020),有的学者则将现在的社会称之为“城乡中国”(赵旭东,2018)。

   其次,新社会转型视角为乡村“空壳化”和“老龄化”提供新解读。

   城乡边界的模糊化,使乡不再是纯粹的乡,城也非纯粹的城;使农村非传统农民意义上的农村,城市也非传统市民意义上的城市。由此,跨乡城的生活将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我们会发现,尽管平时乡村似乎没有青壮年,农村呈现出乡村衰败表征的“空壳化”、“空心化”和“老龄化”景象,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外出人口过着城乡生活。所谓城乡生活,就是人们在城乡两头居住和生活。与过去因城乡二元分割带来城乡分离不同,城乡生活是这些农村外出人口自主选择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尽管间接迫使他们过城乡生活的因素(如子女上学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居住问题等)还存在。不少农村流动人口看到,在城市居住生活不能获得更好的福利,因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权益,对流入地城市的“市民化”并不积极,成为市民的动力不足。他们一般会在家乡的城镇特别是县城购买房子,为自己回归家乡做准备。随着交通、网络越来越发达,家乡与流入地的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障碍重重。每到村里和家里有重要事情和活动,不少人就会及时赶回村庄,即使身体不在场也不意味着重大事件的不在场。互联网带来的交往突破了空间障碍,使得在外的村民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在线村民”(或者说“在线公民”)。所以,村庄“空壳化”和“老龄化”只是表征,事实上村民在更大范围内依然维持着村庄共同体纽带。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试图缩小城乡差距,先是将工业向乡村转移,建立地方产业基地。这种外来式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取得成功,于是日本转向基础设施建设,以强化城乡沟通,但是这种做法反而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转向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构筑城乡一体的“居住圈”,旨在解决农村人口过疏和城市人口过密问题。这一措施确实遏制住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进入21世纪,日本出台的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将农村地区定位为新时代的生活空间,即“自然丰富的居住区域”,提出了“建设美丽的适宜居住的农村的同时,提倡(城市和农村的)两地居住,充分发挥外部人才的目标”。(友田滋夫,2019:261—262)笔者曾就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特征提出“城乡两栖”的观点(王春光,2019),这与日本提出的城乡两地居住的含义是一样的。目前中国已经存在着这样的两栖者。最近去苏南某地某村调查,据村干部反映,当地市政府投入大量财力实施“千村美居”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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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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