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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

更新时间:2021-11-04 13:19:33
作者: 杨利华  

   摘 要: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以人类为主导的传统作品创作方式,引发了诸多著作权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著作权归属问题上,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成为权利主体,符合作品特征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原则上应当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但同时也要兼顾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为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还应当对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一定限制。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可著作权性;权利归属;权利限制

  

  

   近年来,伴随着深度学习、互联网、数据挖掘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业也蓬勃发展。在文学、艺术等传统著作权领域,人工智能也逐渐摆脱了辅助工具的地位,获得独立生成相关内容的能力。可以说,人工智能正在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作诗、绘画、作曲、摄影等文学艺术领域的内容,无一不在其生成范围之内。①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具有极大的效率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批量生成大量成果。

  

   人工智能被应用于生成文学艺术内容,不仅对著作权法理论构成巨大挑战,而且还给著作权司法实践带来了新问题。从实然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胜于对现有知识、信息的简单复制、拼接,其创新能力前所未有。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在形式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然而,著作权制度是以人类为中心构建的,在人工智能“创作”背景下,人类越来越少实际参与到人工智能生成相关内容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生成物中与人类有关的因素正在被逐渐淡化和抽离,这对以人类为中心的著作权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法律挑战与价值冲突。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所引发的一系列著作权问题亟待著作权法作出回应。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现状,以著作权法原理为指导,兼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实践,拟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涉及的重要著作权问题进行研究。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研究,不仅是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作品属性问题的及时回应,更是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研究展开的前提与基础。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争议

  

   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满足最低程度创造性要求,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廖斯:《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构成与权利归属》,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0-81页。否定说则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非作品属性:一是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主张自然人创作是作品成立的前提与基础,人工智能并非自然人,故人工智能生成物不能被认定为作品;邱润根、曹宇卿:《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保护》,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40页。二是以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过程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算法算法是运用计算机输入数据解决特定问题的程序和过程,是人工智能必不可少的要素。由于输出结果与输入数据之间存在未知区域,且人工智能算法结构内部深度学习技术具有复杂性,人们对于算法实现的目的和意图以及输出结果的确定性往往难以掌握,从而产生算法黑箱问题。参见百度百科“算法黑箱”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97%E6%B3%95%E9%BB%91%E7%AE%B1,2021年6月15日访问。

  

   、规则和模板的应用结果,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没有留下任何创作空间,体现不出创作者的个性化特征,因而不可能满足作品的独创性要求;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50-151页。三是质疑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作品所带来的思想价值与情感意义,认为其无助于实现著作权制度的基本目标,不存在以赋权方式予以鼓励的理由。刘银良:《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法地位》,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3期,第11-12页。

  

   对比上述两种相反的观点,可以看出最大分歧在于对“作品”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不同:否定说强调作品概念下的人类参与因素,要求作品必须由自然人创作,具有相应的人类思想价值与情感意义;肯定说则对作品的人格因素予以一定程度的淡化,偏向于判断作品的客观形式。因此,要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在作品属性方面存在已久的争议,明晰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内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首先便需要对“作品”这一概念展开讨论。

  

   我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3条新增了关于作品的定义,将作品构成要件限于如下四个方面: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能以一定形式表现;属于智力成果。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而言,其在客观上表现为诗歌、画作、音乐等形式,自然满足“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与“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构成要件。至于独创性和智力成果要件,则尚需进一步讨论。因此,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应当主要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成果属性认定及其独创性判断这两个部分入手。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之智力成果属性认定

  

   人工智能的搭建目标是对人脑某些智力活动的模仿与执行。在英文术语上,“智能”与“智力”皆可被表述为“intellectual”一词,即表明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力活动之间具有共通含义。孙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1期,第62页。在实践中,人工智能被应用于模仿人类智力活动,故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模仿人类智力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产品,应当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智力成果。孙正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析》,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197页。具体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成果属性可以从外在表现形式与内部运行原理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人类创作的智力成果无实质性差异,是一类可被人类理解的思想、情感和认知的表达。人工智能生成物并非不可被人类理解的无序文字或符号组合,而是在语言风格、叙事结构、词组构造、语法构建、行文方式等表现形式上高度符合人类创作的文字作品特征的表达,能够清晰地向受众传递文字、符号背后所包含的信息与思想。

  

   其次,从内部运行原理出发,人工智能生成物并非执行既定算法及程序产生的固定结果,而是蕴含着一定意义的智力“创作”性。一方面,人工智能是一种模仿人类智力活动的智能信息处理系统,其所具备的不同结构与人类智力活动层级依次对应:作为人工智能运行基础的计算机硬件,对应着人类智力活动最低层次的生理过程;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语言对应着人类智力活动中的初级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程序本身更是对应着人类智力活动的最高层级——思维策略。蔡自兴等编著:《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6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因此,人工智能还原了整个人类思维系统,能够实现对人类智力活动的模仿与替代。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识产品,也就具有与人类智力成果相一致的“智力”成分。另一方面,当前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人工智能仅作为执行既定算法的工具地位,实现了人工智能的自主创作,且这种创作方式实际上与人类学习、构思与表达的过程并无差异,廖斯:《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构成与权利归属》,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0页。即通过独立地识别大数据的相似性与独特性,自主完成对其特征函数模型的构建,随后根据人类提供的创作素材,生成相对应的产物。马忠法、肖宇露:《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保护》,载《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第6期,第29-30页。由此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与人类智力活动本质相同,二者均体现了认知事物、运用经验、解决问题等的综合能力,人工智能当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创作“智力”。

  

   基于此,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一类可被人类理解的思想、情感或认识的表达,而且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创作“智力”性。这种智力性本身就被打上了人类干预和控制的烙印,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态度等个性化因素。故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智力成果。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判断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就人工智能生成物而言,要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自然也需要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虽然“独创性”是作品的基本要件之一,但其概念内涵并不清晰。深受“浪漫主义作品观”“人格主义理论”等哲学思想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作者中心主义”的理论观,并随之受到著作权法实践界的推崇。黄汇、黄杰:《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视为作品保护的合理性》,载《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36页。例如,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案Burrow-Giles.Lithographic Co.v.Sarony,111 U.S. 53(1884).確立了以作者为中心的独创性主观判断标准。再如,现行《德国著作权与邻接权法》第2条第2款就直接规定了作品必须是“个人的智力创作”。

  

   然而,在随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作品“浪漫主义”受到“结构主义”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计算机软件等并不体现作者思想情感的作品也开始被纳入著作权的客体范围,导致著作权制度开始呈现“去人格化”趋势,独创性判断标准出现了文本主义倾向,逐渐演变出以作品为中心的客观判断标准。黄汇、黄杰:《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视为作品保护的合理性》,载《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36页。即使是一贯强调作者个性要素的德国,也选择采纳“小铜币理论”,放弃考察作品“主观方面的独特性”,而是寻求“客观方面(从外部看起来)的独特性”。[德]M·雷炳德著:《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在独创性客观判断标准之下,作品的独创性判断焦点从作者层面转移到作品之上。只要作品在客观上符合“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即与现有其他作品相比存在可被区分的变化,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具备独创性。卢海君:《版权客体论》(第二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157页。“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这一客观判断标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法院适用。Schrock v. Learning Curve Intl, Inc., 586 F.3d 513, 521 (7th Cir. 2009).

  

对于传统智力成果而言,独创性的主观判断标准与客观判断标准均体现出较强的合理性,二者在论证独创性方面相互补充,因为此时并不存在非人类作者的问题。然而,在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判断时,选择不同的判断标准将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卢炳宏:《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独创性判断标准之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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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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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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