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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华: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世界

更新时间:2021-11-03 22:34:16
作者: 陆建华  

  

   摘要: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从总体上讲都把人性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因而都集中讨论人性的价值指向问题,给人性作善与不善或者说善与恶的价值判断;都认为人性在本质层面是人的先天的本性,而在人性的内容的层面,有的则认为人性是同一的,有的则认为人性是不同的;都从“性”字的结构的维度讨论人性的内容,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是“情”“欲”,论及“性”中的“生”,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是“仁”、是“德”,论及“性”中的“心”,有的认为人性的内容由“情”“欲”与“仁”“德”所构成,包括“性”中的“心”“生”两个方面;在人性的形上根据方面,有的认为人性根源于人自身的阴阳,有的认为人性根源于“气”“天”。此外,有的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将“心”作为与“性”并列的概念引入其人性学说中,这对儒家心性论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关键词:孔子;孟子;儒家;性;善;不善

  

   相比于对孔孟人性学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学说的研究远远不够,究其因在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学说的史料较少也较为零散。从目前来看,相关史料存于《论衡》《孟子》、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其中,《论衡》《孟子》中所存的史料属间接史料,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存的史料乃直接史料。不过,前者虽属间接史料,但是,时间上是相对明确的,后者虽属直接史料,但是,时间上是不太明确的。所以,二者各有其优劣之处。

   就以上史料来看,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学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三个阶段来研究,并且彼此之间有重合:《论衡》所记载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主要是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记载的孔孟之间的人性学说,具体时间不能确定,大体可以判定是孔子二传、三传弟子的人性学说,不太可能是孔子弟子的人性学说;《孟子》所记载的孔孟之间的人性学说,具体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可以判断是孔子三传、四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流行于孟子之时,并对孟子人性学说的建构构成“威胁”。而孟子就学于子思之门人,乃孔子四传弟子。

   一

   关于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史料,十分匮乏,就目前已知的史料而言,只有孔子弟子虙子贱、漆雕开以及二传弟子世硕、公孙尼子等有明确的人性学说的史料,还属于间接性的史料,存于《论衡·本性》。这样,我们一方面无法确知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的全貌,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论衡·本性》所记载的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的史料研究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

   我们知道,《论衡·本性》虽是王充探讨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人性学说的论文,但是,基于其“人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而立论,所关注的主要是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代表人物的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也即人性的价值指向问题,而对这些人物人性学说中的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据等问题并未做正面的概括与论述。这意味,王充对这些人物的人性学说的概括与论述是不够全面的。

   就王充探讨先秦以及汉代儒家人性学说的方法而言,一般是先对其人性学说主要是其中的人性善恶问题加以概述,然后予以评论,分析其得失。这意味,王充对其人性学说主要是其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属于研究其人性学说的间接性史料,为我们研究以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提供了直接依据;王充对其人性学说主要是其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评论、分析,属于王充本人对其人性学说的研究,不属于研究其人性学说的间接性史料,当然也就不是我们研究以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为代表的孔子弟子及二传弟子的人性学说所需要的史料。问题是,王充对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概述,也即王充所提供的这些间接性史料是否准确、可靠呢?我们要先作论证。

   由于孟子、荀子等有著作流传后世,这些著作记载了其人性学说,使得其人性学说能够为后世所知。我们将孟子、荀子等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思想与王充对于孟子、荀子等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相比照,可以发现,王充对于孟子、荀子等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是较为准确的。比如,其概述孟子的人性之“善”曰:“孟子作《性善》①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论衡·本性》),其概述荀子的人性之“恶”曰:“孙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以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者,以为人生皆得恶性也;伪者,长大之后,勉使为善也”(《论衡·本性》),就是较为准确。此外,告子的人性学说保存于《孟子》之中,将保存于《孟子》之中的告子的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思想与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相比照,也可以发现,王充对告子人性学说的概述也是较为准确的。王充概述告子人性学说曰:“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与《孟子》所载告子之语:“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在文意与文字层面都十分相像。以此类推,王充对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也应该是较为准确的,虽然这些人的著作、这些人的人性学说的直接史料今已不存,我们无法进行比照。这就为我们利用王充关于这些人的人性学说中的人性善恶问题的概述,研究这些人的人性善恶学说、人性学说提供了较为信实的史料。这么说,《论衡·本性》中所存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的史料虽为间接史料,并且还主要是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史料,毕竟是可信的。

   我们来看王充对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的人性学说的概述:“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

   此处,王充对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囿于其人性善恶的视角,虽然并不全面、具体,但是,至少是客观的、较为准确的。稍显遗憾的是,王充对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是围绕其对世硕人性学说的概述而展开的,这就使得其关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并非均衡用力,而是有所侧重;使得其关于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性学说的概述成为其关于世硕人性学说的概述的“陪衬”,并且语焉不详。

   按照王充的描述,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性”时皆“论情性”,似乎认为“性”就是“情性”,有以情为性、将性解读为情之意味。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虽不能断定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认为人性的内容一定是人之“情”,至少可以断定其所谓性包括情,情乃性的组成部分。可是,联系世硕所认为的“情性各有阴阳”,可知,至少在世硕看来,“情”是情,“性”是性,情与性并非二而一的存在,这样,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性”时皆“论情性”,很可能只是表明二者关系密切,乃至密不可分,以至于“性”中含“情”。这里,涉及儒家对于情、性关系的理解,表明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情”的问题是人性论中的重要问题,纳情于性是其一致的思路。

   还有,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这是说,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从道德的维度审视人性,或者说都将人性问题理解为道德问题,因而都对人性的价值指向做了道德判断,都认为人性的实践对他者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或者说有些情形下、有的时候对他者有利,有些情形下、有的时候对他者有害,所以,人性的价值既指向善又指向恶。联系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论性而言及情,似可推断,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认为人性的实践含有人之“情”的发显,情的发显对他者也具有利与害两面,因而人之情也有善与恶两面。

   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来看,所有人的人性的价值指向都是一样的。由于人性的价值指向在现实层面奠基于人性的内容,或者说决定于人性的内容,可知,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人性在内容层面是相同的。由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反对世硕人性之“善恶在所养”的观点来看,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认为人性的价值指向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由此可以推论,其所谓人性在本质上就是人的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东西。由世硕所谓人性之“善恶在所养”而不在于“损”的观点来看,人性之善恶在本质上、性质上不可变,可变的仅仅是善恶在“数量”和“程度”上的“大小”,由此也可以推论,世硕所谓人性在本质上也是人的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样,虽然在人性之善恶是否可以“养”的方面,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与世硕存在不同,可是,在人性的本质上,他们的理解却是相同的,都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先天的、内在的本性,人性在本质层面是相同的。另外,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没有言及人性的内容,但是,他们都认为所有人的人性的内容是相同的。

   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来看,人性的价值指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且,这双向的价值指向是彼此对立的。基于人性的价值指向决定于人性的内容,可知,虽然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未言人性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知其人性的内容是包括善的成分与恶的成分、对他者有利的东西与对他者不利的东西,其中的善的成分、对他者有利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道德,其核心部分应该就是孔子所言的“仁”“德”,其中的恶的成分、对他者不利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感官欲求、生理欲望,其核心部分应该就是孔子所谓的食色、情欲。这是对孔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的感叹的折中解决。如此,在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看来,不仅“仁”“德”是人性的内容,食色、情欲也是人性的内容,由人性中的“仁”“德”而有人性之“善”,由人性中的食色、情欲而有人性之“恶”。这样的话,从“性”字的结构来看,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中的善的成分、对他者有利的东西论及“性”中的“心”,这“性”中的“心”很可能即是“仁”“德”之类;其人性中的恶的成分、对他者不利的东西论及“性”中的“生”,这“性”中的“生”很可能即是食色、情欲之类。这样,其人性内容在人性构成的层面就是完备的,涉及人性的“心”“生”两面。

   由于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皆言性有善有恶”,意味奠基于人性内容的人性的价值指向有彼此对立、对等的两面,意味人性内容不仅可以分出善的东西与恶的东西、对他者有利的东西与对他者不利的东西这两种成分,也即分出“仁”“德”与食色、情欲,而且此两种成分是彼此对等、对立的。这样的话,虙子贱、漆雕开、世硕、公孙尼子等所言人性虽然涉及人性中的“心”“生”两面,但是,这“心”“生”两面却是彼此对等、对立的。

世硕与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性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硕认为“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而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则认为人虽有“善性”与“恶性”,但是,人性之善恶不在于“所养”。这么说,虙子贱、漆雕开认为人性在价值维度、道德层面有其善恶两面,人性之善恶两面是先天的且不可改变的,这不可改变包括人性之善恶两面在“质”与“量”两个层面的不可改变,与后天之“养”无关,公孙尼子的人性论是对虙子贱、漆雕开的人性论的继承而没有任何发展、改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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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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