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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宴林:人权的天赋与反天赋论面孔

更新时间:2021-11-02 09:07:10
作者: 杜宴林  

   摘 要:从思想史来看,人权先后呈现出天赋以及反天赋论两重面孔,人权概念也呈现出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大体区别。但历史上的两种主张都是建立在虚假的二元对立之上且很难有充足说服力的。只有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权概念才是其该当的正解。新的时代,人权的理解和践行也该当进行相应的实践转向。

  

   关键词:人权;天赋论;反天赋论;实践唯物主义

  

  

   人权从其产生伊始,始终绕不过一个本质主义或根基性问题的诘问,我们的人权从何而来?无数思想家均对此进行了回答,且大体呈现出两副面孔:天赋与反天赋论面孔,人权概念也呈现出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大体区别,然而各有局限。要真正推进人权概念的认识,显然离不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指导,本文试图通过这一分析视角,展示现代人权理论与马哲理论汇通的内在逻辑,推进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事实上,这种突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以政治或经济问题为导向的认识论,也恰恰是批判现代性和纠偏西方中心主义对人权的偏见的关键所在之一。①

  

   一、迷失的权利话语:天赋人权及其局限

  

   有关人的权利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天赋人权”无疑是当下最为主流的观点,其基本含义是人生来就应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先驱,他提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的枷锁之中”“人不是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等系列观点,其核心要旨就是确认:人之所以被推定享有人权绝不是因为偶然性事实,而是因为自然法和人性本质,以及他属于人类的事实[美]约瑟夫·拉兹:《人权无需根基》,岳林、章永乐译,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67-379页。;也就是确认人权的价值性、与生俱来性、平等性和普遍性。所謂价值性,就是指人权是从人类的基本特征通常是人性特征中“抽取”出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有价值的,是所有对人的生活有价值的事物中的那些至关重要的价值部分[美]约瑟夫·拉兹:《人权无需根基》,岳林、章永乐译,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67-379页。。换句话说,人的价值不能等同于人的利益,符合人的利益绝非就是人权,人权的本质是对某些太重要而不能没有保障的权利加以保护David Chandler,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luto Press, 2006, p.97.,由此可以想见,很难因为一个人的人权而保护他的其它一切利益[美] 朱尔斯·科尔曼、斯科特·夏皮罗主编:《牛津法理学与法哲学手册》(上册),杜宴林、朱振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558-559页。;与生俱来性,即人权是人生来固有的;平等性,即人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相同; 普遍性,即人权作为权利,是不分地域、到处都适用的。[美]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

  

   从历史上看,“天赋人权”思想显然适合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也起到过一定的革命作用,它是对“君权神授”的公开否定,并逐渐演化成了近代资产阶级反抗暴力强权、维护每一个个体生命及其尊严的理论武器,推进了现代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思想和话语的传播,奠定了近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石。自此以后,只要是人,哪怕是作为生物学人种意义上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被作为人对待并享有基本权利,这种人权思想逐渐成为了现代文明国家的主导性道德话语和现代法律中的根基性概念。“成为一个人, 并尊敬他人为人”[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6页。,黑格尔这样断言到。随之而来的是,人权自然是不可剥夺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停止成为人,也不能将其剥夺或抛弃。David Chandler, 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luto Press, 2006, p.99.

  

   尽管如此,这种形而上的天赋人权观自始就受到质疑。首先,正如18世纪末的柏克以及随后的历史学派所认识到的那样,天赋人权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柏克看来,一切权利都是人类历代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我们的权利并非生来就是现成的,而是由传统所塑造、所形成的,是人赋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国学者何兆武谓之为“人赋人权论”。参见何兆武:《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载《读书》1994年第8期,第82页。或者是由经济决定的或“商赋”的。因为人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故曰经济决定人权或者叫“商赋人权”。参见邱本:《无偿人权和凡人主义》,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39-47页。同时,天赋人权也不合常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是天赋人权,那就应该是从来就有的,没有时空之别,为什么直到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才有这种“天赋人权”?

  

   其次,这种人权乞灵于自然,很容易将人权做极简主义处理,也即将人权的基础定位为“原初的人”“未加道德判断的人”“任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尤其是道德观念日渐多元化的今天,以满足于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欲望,所谓基本人权之谓也。因为如果不是“原初的人”,而是附加着复杂社会性差别的人,那么人权的享有就没有了统一性和平等性,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权。汪习根:《论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第50-59页。这之中,耳熟能详的范例无疑是英国学者米尔恩,他通过康德的绝对命令来论证人权得以成立的普遍的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的基础。在他看来,康德的绝对命令有两种表述:一是永远依照可以同时被接受为普遍法则的行为准则行事[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一是永远把人类无论是你自身还是他人当作一种目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来对待[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并认定第二种表述最适合作为人权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基础,他谓之为人道原则。[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但麦金泰尔和德沃金先后指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权。详细分析请参见张恒山:《论人权的道德基础》,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第32-47页。不仅如此,依照康德绝对命令的逻辑,顺利成章的结论只能是义务性结论,即义务先于人权,它可以从道义上证明对共同利益的普遍义务是正当的,但它既不能证明普遍人权,也不能证明取决于自决能力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是正当的David Chandler,From Kosovo to Kabu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Pluto Press, 2006, p.103.,也就是说,绝对命令只能推出有保护人权的义务,但人权是什么以及人权存在的理据是什么,显然是无涉的。如果有,只能解释为一种想当然的或者说所谓不证自明的结论,并极大可能是荒谬的其中的简明道理就在于,一个犯故意伤害罪的罪犯,显然他违反了保护他人人权的基本义务,但也不妨碍他应当享有基本人权,尽管他的人权因破坏他人的人权而必然会受到相应的“破坏”。详细论述参见邱本:《无偿人权与凡人主义》,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39-47页。,其前景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景象:良心名义下的任意,普遍性之下的杀戮。高兆明:《人权与道德基础——现代社会的道德奠基问题》,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11期,第75页。总之,现代社会,在人权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明的真理。参见[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再次,即使诉诸人性证成天赋人权是合适的,但人性存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而仅仅诉诸自然人性来证成人权至少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人权的真谛既在人的自然属性,也在其社会属性。对此,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任何试图通过纯粹的自然状态来探求本真的人性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因为,假如认为本真的人性必须到自然状态中寻求,那这本真的人性就是兽性,以此“人性”为人类立法,所能确立的就是动物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1-104頁。人类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历史”就没有什么实质差别。“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无非是“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页。。不仅如此,由于脱离了人的社会属性,所谓的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权确切地说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9页。,或者说“富人的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6页。。

  

   再其次,这种天赋人权观,作为一种道德应当,本质上提供了一种基于“理性人”“抽象人”的脆弱性假设,以及理解什么是苦难及其应有的人权回应的思维方式。这又包含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人权是否有能力洞察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或其他不公正所带来的人类痛苦。换言之,人权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概念资源来帮助人们恰当地描述痛苦和脆弱性?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学者的研究表明,人权并不能提供这样的概念资源;与此同时,由于人权概念立足于个体人基础之上,忽略甚或阻止了人与人之间的移情或其他更深情的互动,也就阻碍了人权对人类苦难和脆弱性的正确认识以及相应的苦难反应能力,人权概念的局促也就不言而喻了。Oche Onazi.Human Rights from Commun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0-68.事实上,无数的历史实例表明,人们普遍承认,无论种族、肤色、阶层、 族裔等差异有多大,在内心的痛苦感受力层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由此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移情”而非抽象的理性人建立起普遍人权的观念的。刘晗:《平等、移情与想象他者:普遍人权的道德情感基础》,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53-64页。也就是说,出于对他人的关爱和关怀来应对人类的苦难,这确实是构建更合乎道德的人权和相应义务的一种方式。

  

最后,作为权利,其核心是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等于无权利。人权概不例外,这也即是说,作为道义性概念的人权,显然必须落实为各国法定权利,方能为人类所占有、消费并得以救济汪习根:《论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第50页。张永和:《全面正确理解人权概念、人权话语以及话语体系》,载《红旗文稿》2017年第14期,第7-9页。,应当通过法律“使人权有效”Rabinder Singh,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ssays on Law and Practice, Hart publishing, 1997, p.38.。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弗里德曼认为所谓消极人权和积极人权的划分并不成功,因为各类人权都需要政府积极有力的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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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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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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