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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敏:论自然权利的不完备性

更新时间:2021-11-02 09:05:07
作者: 程志敏  

   摘 要:自然权利来自于自然法,同时也是对后者的悖离,这注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不完备和实践上的无能为力。自然权利的不完备性首先体现在来源上的含混甚至脆弱,它不再诉诸超验的存在,而人的理性又终归靠不住,最终只能诉诸普遍同意或契约。此外,自然权利不再与“存在”和“自然”相关,而仅仅是人这种特殊存在者的特权,其内容也萎缩成“自我保存”,丧失了更高的标准。自然权利不再是“正确”或“正义”的产物,而仅仅是“能力”的结果。这种能力的实质是控制和占有,它以“自由”为前提,实际上是在为近代市民国家的建立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扩张奠定理论基础。单纯谈自然权利,只能导致它的自我毁灭,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地要求它与“自然义务”相结合。

  

   关键词:自然权利;自然法;理性;存在;义务

  

  

   作为近世西方现代法律基础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在汉语中往往译为“天赋权利”。但这显然是不恰当的翻译,因为它基于错误的理解,或者说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不懂得这个曾经神圣而辉煌概念的有效成分在今天其实已所剩无几。相反,这个拥有虚假光环的字眼已经变成了暴力的帮凶,推动着世界性虚无主义不断前行,凭借科技、工业和资本的强大力量裹挟着人类逐渐走向深渊。我们并不否认自然权利对现代社会的奠基性意义,但我们目前可能更需要看到它的不完备性。

  

   一、来源上的阙如

  

   中文所谓“天赋权利”,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权利的来源,即“天”。不过,近代西方人所高扬的natural rights并没有这样的内涵,恰恰相反,它正是对“天赋”或“神授”的反抗。尽管中文的“天赋”与“天生”或“天然”义近,但那与西方的natural right(请注意,这里是单数)一样,无疑是一种古典的思路——古代只有“自然正确”或“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dike physeos)的说法,他们相信世界上有某种凭其自身就天然(by nature)值得追求的美好品质;而“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乃是現代人的发明。

  

   [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所以,把natural rights译作“天赋权利”,看似只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过分“归化”,实则南辕北辙的误会。参见张永和:《权利的由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页。换言之,古代只有“自然法”理论,没有“自然权利”之说,因为古人知道,人乃是有限的存在(limited being),必须法天而行,以超验的存在为人世言行的归依。

  

   但无论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还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都没有“上帝”“神”或“天”的字样,而是直接提出了“权利”之说,未经阐释,也未加以说明,仿佛它对每一个人都是自明的。而且颇为奇妙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些文件都是大量使用“被动态”来撰写的,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中的“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中译文改成了主动语态:“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但endowed本意是“被赋予”,我们会问:被谁赋予?而文件中多次出现的entitled(有权,有资格)也同样是含混的,这种被动态或分词看似巧妙绕开了主语或主体为“谁”的问题,却悬置了权利的授予者,从而让“自然权利”成为无源之水。

  

   在《独立宣言》中,美国国父们明确地把民族之间的关系或状况归为“自然法和自然之神”所赋予(entitle),而且人们又被“造物主”赋予了(endowed)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力。且不说“自然法”排在最前面,至少“自然之神”(Natures God)这个说法已经大大降低了神的地位,也大幅度剥夺了神明的管辖范围。《人权宣言》中虽然也提到了“最高的存在者”(lEtre suprême),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与权利的产生及其性质没有丝毫的关系,不过是《宣言》的序言末尾才出现的见证者。

  

   法律学者们,比如格老秀斯、塞尔登、霍布斯、潘恩等人,没有明目张胆否认权利有一个超越性的来源,甚至还明确地把这个源泉归于“上帝”。但这个“上帝”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精巧的摆设,充其量是“理论假设”而已[德]莱布尼茨:《神义论》,朱雁冰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1、133、178页。另参见[英]凯恩斯:《莱布尼茨的法学理论》,尹亚军译,见吴彦、杨天江编:《自然法:古今之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页。另参见[英]登特列夫:《自然法》,李日章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0页。,一旦由此演绎出完整的权利体系,这个“假设”也就可有可无了。实际上,现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的基石不再是上帝,而是理性,人们追求的是在理性的绝对自主性中建立起世俗生活的一切方面。思辨理性从其自身之中“推导出表现为公理形态的一切法律,一切道德,一切正当。事实上,即便没有上帝,这也成立。”[德]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0页。这时,“上帝”即便不是理论家的自欺欺人,也显得多余。F. Suarez. A 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God the Lawgiver. In 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arez. Trans. by G. L. Williams etal,Clarendon Press,1944,p.190。[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马呈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那么,自然权利的新基础是否靠得住呢?《独立宣言》谈到有关权利真理的所谓“自明”(self-evident),本身就是“理性”的特质,但这个“自明”又何以得到保证呢?《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说“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仿佛“权利”就是来自“理性”,殊不知在被动语态中的“理性”本身还是被赋予的。无论我们如何理解“理性”,比如把它普遍化为所有人的存在特性,甚至进一步把它神圣化为上帝的赐予,但它归根结底是“属人的”(humanae),本身并不能自我担保其合法性。相反,“在康德的法庭上,理性担当的角色不少于五种。它既是被告,也是起诉人和辩护人,而且首先是法官,此外它还是颁布法官据以判案的法律本身。”[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看来,理性完全无法胜任自然权利新基石的工作,自身还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困难。

  

   既然上帝已死,理性又靠不住,还有什么办法论证自然权利的合法性呢?《独立宣言》诉诸对“人类意见”(the opinions of mankind)的尊重以及“被统治者的同意”(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而《世界人权宣言》则寄希望于“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universal and effective recognition and observance),实际上就让自然权利的标准进一步降低,走向了现代“意志论”的“普遍同意”或“共通的同意”。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9页,另参见第62、135、212、235、270、377页;[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9-64页。这也是现代“契约论”兴起的隐秘原因:契约(agreement)就是同意(agree)的结果。而看起来古雅的contract,来自拉丁语contractus,其意不过是“共同订立”而已。这也是现代“民主”思想成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民主无非就是讨价还价后的妥协和同意。至于其美丑善恶,似乎已不再考虑之列,人类命运完全交给不大靠得住的人性了。M. C. Murphy. Natural Law i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 91ff.

  

   神、天、自然等超验的存在已不再是自然权利的来源,而理性本身无法承担起为自然权利奠基的工作。至于“普遍同意”,与其说赋予自然权利以“公意”或“共同意志”,不如说是让自然权利变得模糊、混乱甚至矛盾起来,毕竟人类民主史上多次发生人们普遍同意政府剥夺自己自然权利的悲剧。人们普遍同意的,往往是让渡自己的权利,而据说这种顺服才是自己真正的权利。正是这种普遍同意催生了现代的“主权”(sovereignty)概念,从而不仅没有给自然权利带来福音,反而造成了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二、内容上的空无

  

   近代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冲突以前者的胜利告终,其结果就是“上帝的意志”取代了外在的客觀法则。又随着信仰的奔溃,“意志”的主体从“上帝”变成了“人”,主体性(实则为主观性)原则就是自然权利唯一可以依靠的理论基础。结果,人的存在本身成了权利的本体论依据,正如潘恩所说,“天赋权利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其中包括所有智能上的权利,或是思想上的权利,还包括所有那些不妨碍别人的天赋权利而为个人自己谋求安乐的权利。”[美]潘恩:《人权论》,见《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页。

  

   把权利的基础建立在“存在”(being)之上,这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古代也能找到更为深刻的佐证。古希腊人用exousia表示“特权”或“权利”,该词的前缀ex-表示“从…而来”,词干ousia即“存在”或“本质”。其字面意思即是说,“权利”乃是“从存在本身而来”,凡存在者都有绝对的存在权利——这大概也是现代“生存权”的思想来源。但像潘恩一样,把自然权利限定在“人的存在”(existence)上,就严重走样了。

  

首先,“权利”不再是所有“存在者”的存在论依据,而仅仅是“人”这种特殊存在者一家独享的“特权”。正如格老秀斯所说,人有理性和社会性,高于其他所有存在物,因而无论是“法律”还是“权利”(ius),都与人(persona)相关,并且附属于人,权利(ius)无非为了人能够正当地(iuste)拥有某物或实施某事而保驾护航。[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这时,自然法与人法的关系就完全颠倒过来,现在的理论认为“人性本身就是自然法之母”,一切都完全依赖于人类的意志。参见[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页;霍布斯:《法律要义》,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9页。这种看法似乎在古罗马就开始了,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论法律》,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这看起来极力高扬了人的地位,甚至在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中把人的主体性塑造成了神性。但这种过分的拔高反而会损害人的主体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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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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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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