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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敏:论自然权利的不完备性

更新时间:2021-11-02 09:05:07
作者: 程志敏  
也会让“自然权利”突破自身的限度而归于虚无。

  

   自然法降格为万民法,而万民法的本质则是人法,于是人法成为了新时代的自然法F. Suarez. 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arez,p. 185.,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人”的胜利。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自然权利”限定在“人”身上,无疑太过狭窄。“自然权利”的内涵已经变成“人的自然权利”,其实质则是“人的权利”。在这个隐秘的转换过程中,“自然”消失了,因而“自然权利”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哪怕它还保留了看似神圣的“自然”字样。更何况“自然”已从“母亲”的地位下降成了“仆人”,成了无生命的“资源”,甚至是暴烈而不可控力量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自然权利”,显然是一种自我否定。

  

   其次,“权利”仅仅关乎“生存”,也就是“自保”,而不再关涉“存在”,即全面而丰富的天性或自然的自我实现,更与共同体的利益无关。

  

   潘恩所谓“自然权利就是人的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是把自然权利缩减为人的“生存”(existence),而不是古代更为普遍的“存在”(being)。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人的个体性自我保存就成为了自然权利的第一甚至唯一的内容,其余如财产和自由等等,不过是“自保”的附属品而已。“自我保存”乃是自然教导万物的一般原则,或曰“第一自然法”,它甚至是上帝赋予造物的根本愿望。[荷兰]斯宾诺莎:《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9、76页;[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页。自然权利的这条根本原则实际上不仅是自我意志的实现,更是欲望的合法放纵,因为“自然权利是做无论何种能够保卫自己或取悦自己的事情的完全而普遍的自由。因为欲望是基本的、原初的和自然的,欲望指派我们去满足它们。”参见[美]塔克:《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65页;[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213、259页。其核心便是占有:如果能够欲求,就可以占有和享用,这就是自然权利!

  

   “自保”当然是“存在”的第一要义,古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保存”本身就是善,而毁灭则是恶。[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5页。但古人对“自保”的认可,并不表明他们把这一点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自保”是最初级的权利(甚至更是为了更高目标而必需尽的义务),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保护他人”的基础。公共利益或“利他”才(应该)是我们争取权利所应该追求的高尚目标[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9、31、153、191页。[古罗马]塞涅卡:《道德和政治论文集》,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否则,人与禽兽就没有区别了。从这一点来看,现代自然权利理论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存在论的低级阶段,仅仅是初生的第一冲动,离“至善”(summum bonum)尚有万里之遥,归根结底在于现代人忘记了人的社会本能(appetitus societatis)。[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这里译作“社会生活的迫切愿望”的原文就是appetitus societatis(社会欲望,社会本能)。由此可见格老秀斯还在传统思想世界中,参见[德]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5页;Benjamin Straumann. Roman law in the State of Nature: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Hugo Grotius Natural Law. Trans. B. Coop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 90.

  

   最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不再是“正确”(right)的产物,而仅仅是“能力”(facultas)的结果,但人的能力并不能确保其言行之内容的可靠性。

  

   “自然权利”来自于“自然法”,而“自然法”在遥远的古代就是“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理论上的这种诡异变化完全是由ius一词含混的意思所造成的,ius除了指(广义的)“法律”以外,还指“权利”。而在古希腊,真正表达“权利”的词是dike,本身已自带明确的内容,即“正确的行为”,因此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正义”。更不用说,在最原初的语境即神话中,“权利”或“正义”(Dike)乃是天地大法(Themis)的女儿,其内涵远远超出“正确”的范围。

  

   在中世纪以及近代的法学理论中,权利(ius)是一种处分性的权力或能力。苏亚雷斯说,“权利”就是“道德能力”(facultas moralis),针对的是自己的财产,拥有者对属于自己东西的行为能力既是“美德”,也是“正义”。F. Suarez. 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arez,p. 30。苏亚雷斯以为自己在谈“法律”,实际上已经是在谈“权利”了。参见[美]塔克:《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80-81页;[英]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7页。而在古代,比如在西塞罗那里,“能力”不是为了确保“利己”,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更紧密地联系,也就是“为公”和“利他”。[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43、265、269页。但现在,攫取、占有以及保护自己占有物的“能力”成了“美德”和权利。不过,“能力”或“资格”丝毫不能保证“正确”,因为我们即便对子女、奴隶、金钱拥有绝对的“权利”,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所有物”(更何况子女不能视为自己的财产),更不知道如何“利用”所有物来做什么事情。总之,自然权利的“正确性”丝毫得不到保障,也没有值得我们拼死捍卫的积极内容。

  

   三、形式上的片面

  

   “自然权利”在形式上的片面性也能从外在的方面佐证其内容上的贫乏,还能帮助我们清楚认识其本质。“自然权利”形式上的片面性包括内外两个方面,既指其外在的自我絕对化,也包括其内在的形式单一性,而正是这种绝对化和单一性造成了“自然权利”本身的消亡——这种干掉其对立面而一家独大的做法终归会危及自身。权利和义务在现代社会的颠倒,也让自然权利走向了异化。

  

   “权利”的不断扩张逐渐导致“义务”的消失,最终形成“唯权利论”的单向度思维方式。一般说来,现代社会以“权利”为基础或导向,相反,古代社会的着重点是“义务”。R. Lamb. Thomas Paine and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 29-30.这种笼统的说法必然招致反对,因为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政法要素。张永和以“赠与”为例认为权利与义务有时可以分离,但这种行为是否牵涉到权利与义务,还可讨论。参见张永和:《权利的由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但现代人过分强调“权利”的自然性(即现代语境中的神圣性),的确让“义务”不断萎缩,日渐远离我们的关注,竟而有“灭绝”之虞。

  

   诚然,现代人,比如苏亚雷斯,并没有完全丢弃“义务”,但这时的“义务”已不再是古代有着高尚内涵的officium,而是仅仅表示消极的被迫要求。古代的“义务”本身蕴含着“正确”“合宜”和“应当”,但苏亚雷斯和普芬道夫等人所谓的强制性“义务”或“本能性的自然责任”(intrinsic natural obligation)最多只是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F. Suarez. 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arez,p. 225。 “ 自然责任” 还不是“ 自然义务”。而不再是每个人都必须并且乐于从事的愉快目标。义务之所以谈得上“愉快”,就在于它是人类自我成就和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而不是不得已才为之的难堪事。

  

   现代人多多少少还在谈义务,但与权利相比,义务只是权利的点缀。比如说,在潘恩看来,义务不是无数的收税关卡,而是简单明了的两点:尊敬上帝,礼待邻居。相反,自然权利却是绝对的,而且人完全充分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143页。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则几乎看不到“义务”,也见不到“正义”之类的更高诉求,而正义在古代却是至高的要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9页;[意]阿奎那:《论法律》,杨天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6页。“由自然义务为取向转到以自然权利为取向的根本性变化”的结果在于“使一项无条件的自然权利成为一切自然义务的基础,因而义务就不过是有条件的。”[德]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6页。有绝对的权利,却没有绝对的义务。

  

   更有甚者,极为有限的义务讨论也只是为权利背书而已。现代义务论的根本内容在于遵守法律,而法律又只是统治者的意志,那么,“义务”只能是被统治者对“权力”的顺从[荷兰]斯宾诺莎:《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4-57页。,由权利而来的权力或权威代替了自然法,成了至高无上的正确标准。而现代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磨掉公民的棱角,使之成为合群的顺民。[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在霍布斯手里,十分悖谬的是,自然法成为一种无用之法,被压缩为关于顺服的社会与治理契约的法律形态”,[德]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8页。这恰恰是权利的反动。本来,只有正确的东西才具有权利,而不是相反。但现代人则认为,只要有权利,或者只要在权利范围内做的事情,就一定正确。这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事实上也非常有害,它只会鼓励自私自利的道德观,也会造就原子式的个人主义。

  

义务是对自己的要求,权利是对别人的主张。古代以义务为核心,因而也就是以德性为指向(virtue-oriented)。现代人以权利为圭臬,实际上是以个人的自由为最高目标,但自由并不是主要德性(cardinal virtues)之一。“权利”这种“运用天赋之能的无瑕自由”不过是为了“竭尽所能以保命安身”参见[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似乎可以不顾一切,因而与道德无关——现代人的道德困境即由此而来,无论有多少再精致不过的“德性伦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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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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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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