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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侵权责任:徘徊在债与责任之间的立法价值

更新时间:2021-11-02 08:58:26
作者: 杨立新 (进入专栏)  

   摘 要:侵权责任在债与责任之间徘徊,是对《民法典》规定侵权责任法律属性的概括,即确认侵权责任既是侵权之债,又是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属性,因而在立法上,并未将侵权之债规定在合同编或者之后,而是作为第七编规定在《民法典》最后一编,作为民事权利保护法。立法者将侵权责任徘徊在债与责任之间体现了重要的立法价值,一是实现侵权损害赔偿回归债法传统的目的,二是科学建构民事权利保护方法的请求权体系,三是保持债法规则的整体性和通用性,四是确认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是民事权利保护法。其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实现《民法典》的“总-分-总”结构,充分发挥侵权责任保护民事权利的职能作用,更好地保护好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

  

   关键词:民法典;侵权责任;侵权之债;民事责任;立法价值

  

  

   《民法典》规定侵权法律关系存在一个特别的现象,即一方面确认其为侵权之债,另一方面却不把侵权责任规定在合同编之中或者之后,而是规定在第七编即最后一编,使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之债相分离,没有构成形式完整的债的类型体系,突出强调其民事责任的属性,使侵权责任在债与责任之间徘徊。这种立法现象体现的立法思想和立法价值,特别值得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立法实践说明笔者的见解。

  

   一、我国民事立法关于侵权责任属性的立法演变

  

   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有关侵权责任属性的认识,前后发生过不同变化。在《民法通则》立法之前,一般都认为侵权的后果是侵权之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页。。《民法通则》将侵权后果确认为民事责任,使其告别了债的体系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1页。。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又把侵权后果的法律属性界定为侵权之债杨立新:《侵权责任回归债法的可能及路径——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修改要点的理论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期,第13-26页。。这种立法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民法通则》:规定侵权法律关系是民事责任

  

   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突出了一个重要特点,与其他国家民法典都不相同,就是规定了统一的民事责任制度,即《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分为“一般规定”“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和“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四节。而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二节“债权”没有规定侵权之债,使侵权责任与债分离,成为民事责任的组成部分,确认侵权后果的民事责任性质。

  

   《民法通则》对侵权责任性质采取这样一种立法方法,主要原因有三点。

  

   1.满足现实司法实践对侵权责任规范的急需

  

   1949年以来,我国在较长时间里,除了有一部《婚姻法》是国家民事立法之外,对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都在出具的判决书说明“依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判决如下”,其实除了离婚等亲属纠纷案件外,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处理侵权责任纠纷当然也是如此。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没有特别明确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只有一部综合性的司法解释,即1963年《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其中没有规定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内容,对侵权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只能依据习惯判决,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依据。依据笔者的亲身经验,当时法院审理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主要是因打架斗殴造成伤害的损害赔偿,其他侵权纠纷较少,都只能依据审判经验判决,急需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

  

   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规定了“赔偿问题”,但是只规定了一般性原则,强调未成年子女因损害造成他人经济上的损失,其父母应负责赔偿。

  

   立法机关开始系统制定各项法律,重新颁布了《婚姻法》之后,抓紧起草《继承法》《民法通则》等。在没有制定出新的民事法律规范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8月30日颁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九部分规定的是“损害赔偿问题”,依据侵权法理论和实践经验,规定了审理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一般规则和具体规范共10条,虽然使审理侵权纠纷案件有了一定依循,却仍然缺少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笔者当时作为民事法官,对此感触颇深,也为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意见,有些被采纳到司法解释中杨立新、韩海东、王士琦:《关于处理民事损害赔偿案件的几个问题》,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6期,第18-23页。。

  

   司法实践对审理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律依据的急需,立法者显然十分清楚。在尚未确定将来民事立法具体内容时制定《民法通则》,为适应司法实践的急需,规定比较全面的侵权责任案件的法律规范,将给这种在司法实践中多发的民事纠纷提供法律依据,改变无法可依的状况。因此,《民法通则》不仅规定了大一统的民事责任制度,而且专门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节,设置17个专门的条文,再加上这一章其他可以适用于侵权责任纠纷的条文,将近有30个条文,其数量和内容与欧洲各民法典规定侵权责任的规范数量大体相当,甚至还多一些。《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责任规范比较丰满,正是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2.侵权之债确实具有民事责任属性

  

   把侵权后果称为侵权之债是传统民法的做法,在我国则源于西法东渐、变律为法的《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1930年的《民国民法》的债法,规定债的发生原因为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杨立新主编:《中国百年民法典匯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154、243-250、404-410页。。1949年以来,虽然没有法律对侵权后果进行规范,但是,在习惯上也将其称为侵权之债。不过,在确认侵权之债的基础上,也确认侵权后果是民事责任之一种,为侵权民事责任或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所以,侵权行为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实具有两种不同的属性,一是侵权之债,二是民事责任,不过,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更多看到的是它的民事责任属性。

  

   在现实的司法实践基础上,《民法通则》把侵权法律关系直接规定为民事责任,故意模糊其债的性质,不把它规定在债权中,而是规定在“民事责任”一章,并非没有道理。

  

   3.实现《民法通则》建立大一统民事责任体系的立法思想

  

   《民法通则》将侵权后果规定为侵权责任的更重要原因,是立法者建立大一统民事责任体系的立法思想。这就是,立法者想要仿造《刑法》的规范方法,寻找建立统一的民事责任立法的基础,在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中,将民事责任的规范抽象出来,规定到统一的民事责任体系中,确定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民事责任构成、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以及民事责任类型等,创立不同于各国民事立法的新体系,形成我国民法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法的独特风格魏振瀛:《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学理分析——侵权行为之债立法模式的借鉴与变革》,载《法学家》2009年第1期,第1-47页。。

  

   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参与《民法通则》的立法专家、学者和官员,实现了在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抽象出统一的民事责任规则,建立起统一的民事责任体系的理想,形成了《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一章,完成了大一统民事责任体系的构建。侵权责任作为其中一种,成为我国民事责任的主要类型之一,使侵权之债告别了债法体系,走进民事责任的怀抱,导致中国民法长期将侵权法律关系称为“侵权责任”,而不称为侵权之债。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民法通则》把侵权责任规定在“民事责任”一章,成为统一民事责任体系的一环,确立了独特的立法体例。

  

   (二)《民法总则》:将侵权法律关系的属性定位为侵权之债

  

   在《民法通则》把侵权后果的性质界定为侵权民事责任后,三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发现,无论怎样确认侵权法律关系的民事责任属性,都不能否认其侵权之债的属性,因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页。,侵权法律关系就是债的一种类型,与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以及单方允诺之债等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债的类型体系。

  

   2015年开始编纂《民法典》,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在其“两步走”立法的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时,确认侵权法律关系的属性是侵权之债。这表现在两点:第一,《民法总则》第118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这一规定构建了完整的债权体系,特别是规定了债的类型体系,侵权责任是其中之一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页。。第二,第120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文规定了侵权请求权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13页。,将其理解为“是关于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理解与适用·总则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607页。,显然是不正确的。2017年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通过这两个条文,就把侵权责任之债的属性做了根本改变,使《民法通则》认定侵权后果为民事责任的做法被推翻,确认了侵权责任的债的性质。

  

   《民法总则》对侵权后果的法律性质作出这种根本性改变,原因也有三个。

  

   1.《民法通则》的后续立法已经掏空了民事责任体系

  

   自1980年起,我国民事立法进入类法典化时期,陆续制定民法单行法。在《民法通则》之后制定的新的民法单行法,由于都需要制定权利保护制度,因而逐渐掏空了《民法通则》的统一民事责任体系。

  

首先,在1999年前制定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科技合同法》,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合同责任制度,1999年《合同法》才制定了完整的合同责任体系,概括了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责任、预期违约责任、加害给付责任、实际违约责任和后契约责任杨立新:《中国合同责任研究(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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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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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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