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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炜:从“少年中国”到“老少年”——清末文学中的“青春”想象及其问题性

更新时间:2007-01-22 02:21:33
作者: 宋明炜  

  一、引言

  

  一九〇五年,吴趼人撰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八月揭载于《南方报》,署名“老少年”。 “老少年”既是作者化名,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即贾宝玉漫游“文明境界”的向导,其功能类似但丁《神曲》中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文明境界”的种种好处,贾宝玉都在老少年的指引下一一见识,老少年传授给贾宝玉的不仅有各种先进神奇的科学知识,且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文化方略。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或谓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但这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吴趼人以“老少年”自署,可说是赶了一回时髦。

  “少年”这个词语突现于清末文学之中,自梁启超那篇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至吴趼人写《新石头记》时,它已经成为时尚的革命名词,其时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莫不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 “少年中国”象征着民族复兴的历史憧憬,一时之间,它成为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最为激进的表达。而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学生组织“少年中国之革命军”,首倡现代中国之“学运”, 及至邹容以二十岁年轻生命献身革命,汪精卫后来密谋行刺醇亲王载沣被捕,吟出“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少年也已经从概念、理想化身为血肉之躯、革命的先锋、未来历史的塑造者。可以说清末之“少年”,便是五四之“新青年”的前身。 正如“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核心符号,“少年”亦居于晚清革命进步话语的中心,两者都是“青春”的人格化表达,喻载着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经历巨大转型时候的政治、文化能量,亦是以未来时书写的现代化方案的核心象喻。

  意大利理论家莫瑞蒂(Franco Moretti)在探讨欧洲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时,将“青春”(youth)看作现代性的“本质”(modernity’s “essence”),其理由是“青春”具有永恒的内在的不满足(inner dissatisfaction)与变动性(mobility) ,青春的反抗与革命可以毁灭任何既定体制(如家庭、社会规范、传统文化),乃至于将自身的形式也破坏掉(革命遂变成不断持续的再革命),同时青春朝向未来,意味着无限的发展 ——浮士德在与魔鬼订约之后首先便需要重获“青春”,且是永恒的青春,他从而才能成为现代文学中最有雄心也最有成就的“发展者”(developer)。

  在莫瑞蒂的论述中,“青春”是一种近代的发明,它成为有意义的文学形象,是在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而在比欧洲革命晚一个多世纪发生的中国革命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现或发明了“青春”这一形象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清末适值王纲解纽、传统社会濒于崩溃之际,所谓旧时代的人生轨道已逐渐模糊, 新一代的青年个体从传统的有机农业社会中被剥离出来,成为社会中最多姿多彩的变动因素。在象征的意义上,“青春”召唤着崭新的社会、文化、政治想象范式,而此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青春”(以及“少年”“青年”)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启蒙、文化变革、政治革命、民族复兴的渴望。与欧洲现代化中的情形相类似(“少年中国”即显然模仿“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 等欧洲观念),“青春”在现代中国也可说是现代性的核心象喻,它且化身为永无止境的历史动力,将现代中国民族自新的族群欲望不断延续乃至不断更新,而终至成为一个“民族神话”。

  然而,此“青春”非彼“青春”也。莫瑞蒂充分论述了欧洲现代化过程中“青春”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但“青春”在现代中国表现出的时间与历史维度上的多重复杂、暧昧意义,却并非莫瑞蒂的欧洲青春话语所能尽述。本文拟从历史经验、文化符号、叙事模式等多个层面探讨现代中国青春想象的发生机制与文化内涵,所要处理的正是此一想象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主体性”及其独特的问题性。青春从一种生命体验,到一种文化现象,而至于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政治与历史憧憬的核心动力,在清末一个短短的历史时间之内具有了形式化和体制化的特征,但同时这个“构形”(formation)的过程也促发了青春想象内在的种种复杂与矛盾。本文认为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成为中国现代青春想象的主导模式之后,其问题性即已鲜明地呈现于吴趼人笔下的“老少年”这个文学形象之中。前面已经说到,吴趼人自署“老少年”,是赶了一回时髦,老少年现身说法,大讲特讲未来中国的科技发明、政治文明,在晚清语境中,这一“少年”形象即代表了前卫的时代精神。然而,吴趼人又加上一个“老”字,以及由此展开的贾宝玉在历史时间中的“老少年”式的体验,却都为清末政治与文学中的“少年气象”增添了一层反讽(irony)的意味,使“老少年”成为清末青春想象中的一个异数。由此出发,我们或可得以一窥现代中国青春文化中的某些根本矛盾及其在召唤中国现代化时所引发的问题。

  

  二、发现“青春”之旅

  

  在论述“老少年”的文化内涵之前,我们仍需先考察晚清青春话语发生的历史语境与历史经验。清末最为经典的“青春”或“少年”论述当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梁氏上引岳飞《满江红》中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近征龚自珍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以及旁引意大利民族主义政治家马志尼“少年意大利”的革命主张,在中西古今融会贯通的文化想象之下,为“少年中国”谱写了一曲颂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从日本经夏威夷前往美国的旅途中写作的,而与马志尼、志贺重昂等域外学说的接触对他的立论有根本意义上的影响,也就是说,梁启超发现“少年”的巨大魅力和政治能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流亡海外之旅的结果。而这种域外经验在清末青春想象的发生过程中十分重要:在天朝崩溃之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正是首先在域外旅行中参照西方经验发现或发明了“青春”这一崭新的文化体验的现代性。

  旅行——当现代欧洲的青春形象焕发光彩之时,它往往就是在旅途中显现出来的,其经典例证莫过于歌德笔下威廉?麦斯特的学习与漫游时代;而当中国步入现代之际,在域外之旅中发现“青春”也构成思想史上的一个惯例。旅行使青年脱离了固有的家庭、社会环境及文化政治体制,而这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更使青年面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强烈刺激,饱受文化、知识、道德与情感上的多重冲击。青年的个体“青春”经验因而变得不可预测,得以凸现成为一种既危险又孕育着无限可能性的崭新体验。这种旅行与古代中国的青年漫游有根本不同,如唐传奇中所描写的书生从家乡前往京都赶考,途中滞留某地因而发生种种传奇经历或爱情故事,这或可说是古代青春经验的一个常见范式,然而正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这一切都不过是“歧途”而已,最终他们还是会改邪归正,回归稳定的社会结构,“歧途”不具有反叛的意义,青年终将从旅途中浪子回头,修成正果,最终实现体制的期许。但是晚清留学生或青年流亡政治家的域外之旅,却往往是一条“不归路”。无论是在知识范式、情感形式、道德规范乃至政治理想等诸多方面,域外之旅使清末游子得以挣脱了本土社会文化的束缚,航向一个未知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以切身经验参与到中国社会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比梁启超的流亡旅行早三十年发生的幼童留美计划(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或许是晚清发现“青春”之旅的起点。七十年代初期,时值洋务运动全胜时代,曾国藩、李鸿章说服清廷选派学生送往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项计划获得恭亲王奕訢的支持,奕訢并且力主选派年轻学生——“以十二岁至十六岁为率”。 这些学生因而得名“幼童”(boy),并且以此自称直到迟暮之年。清廷先后选派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送往美国,自中学开始一直修读至大学阶段。他们遂在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历经域外之旅,发现了“青春”的崭新意义。

  幼童留美计划的总设计师是近代中国头一个在美国大学获得学位的容闳(1828-1912)。容闳有着不平凡的成长经历,他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于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设的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并在十九岁时被一位传教士带往美国,多年苦读,终于在二十六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可以说容闳是在与中国文化几乎完全绝缘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他于大学毕业之际,已完全变成为一个西方绅士。但当时容闳却坚拒美国教友的归化,打定主意立即返回中国,因为他自信找到了一个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现代化方案:

  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容闳上述决心,记于他用英文写作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此书在民国初年经恽铁樵、徐凤石以文言译成中文,更名为《西学东渐记》,倒很贴切地表达出了容闳的毕生抱负。容闳于此节中强调西式教育的救国意义,他的主张因此与同光之间执掌朝政的洋务派大臣一拍即合。但容闳之所以成为逾越了传统范式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在于他看中的不仅仅是“夷之技长”,而是依据自身成长经验所体认到的西方教育的转化力量——现代化文明的慰籍(the comfort of modern civilization)。奕訢反对李鸿章派遣二十岁青年的主张,而力主选送十六岁以下之幼童之时,容闳或会极力赞成,这不仅是因为他像奕訢那样希冀幼童学成归国之际时当壮年正好可以服务于朝廷,奕訢的方案更得容闳之心处,还在于这样一来,这些幼童将有机会如容闳本人一样,在西式教育之下历经长大成人的整个过程,从而真正成为文明开化的西式青年。

  一八七二年夏天,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行至日本横滨,他们换乘一艘明轮船(paddle-wheel),此船恰巧名为“中国”(China)。 于是开始了一次历经月余的漫长旅途——航向太平洋,这条名叫“中国”的洋轮上的中国小乘客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未知,亦由此首创了此后历经百年仍不止息的现代中国的“青春”之旅:从古老帝国航向现代世界,他们与他们的国家一起进入了一条神秘、曲折、充满冒险与奇遇、而最终期以光明终点的航道。在精神与时空两方面,这一旅行都是前所未有之创举,它打破了古代青年所走过的封闭、循环的人生轨迹,而获得了一种无限发展的开放视野。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次旅行在设计上其实又是有“始”有“终”的,它所期许的是从中国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单向旅行,于是它显然呼应了当时乃至后世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主张,以一种不容分说的方式,把中国和她的青年们带入了一条具有鲜明目的性的、线性的历史长河。

  这些来自中国的幼童在抵达美国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美国化”了。容闳依照自己的成长经验,让幼童们寄居在美国人家庭之中,他成功地看到他们很快就接受了“American Idea & Ideals”(美国观念及理想),“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Americanized)了” ,他们学会了美国青年的生活与游戏方式,打棒球,溜冰,跳舞,尝试所有新奇的体育运动,获得美国女孩子的青睐,甚至其冒险精神迅速超越了同龄的当地人,例如,在哈特福德的中学生中第一个骑脚踏车的就是一个姓张的中国幼童,而幼童组织的东方人棒球队战绩卓著,击败过美国当地学生的球队。在康涅狄格州的生活使这些中国幼童的“青春”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新定义:活泼、进取、勇于冒险、不畏新知。有两张照片可以从直观上表明这些幼童经历的变化:在离开上海之前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幼童们身着长袍,个个愁眉苦脸,一幅“老气横秋”的“小老头”模样;七年之后在哈特福德拍的另一张照片中,他们已经长大成为“洋基青年”,身着美式运动服,手持棒球棍,身材魁伟,朝气蓬勃,且个个面露自信的神情。 这一转变生动地表现出了发现“青春”之美,而这一青春经验使在新英格兰的生活成为令许多幼童终生留恋的时光——他们在成长中发现了青春的瑰丽与无穷动力。

  但是,幼童留美计划终于失败:随着洋务运动由盛转衰,清廷在一八八一年撤回了所有留美幼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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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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