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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肯定性理性与自然秩序的诠释权之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批判

更新时间:2021-11-01 23:15:47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④]譬如,在物理学中,人们往往将均衡状态视为“自然的”;相应地,主流经济学也将均衡视为一个目的,进而将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视为“好的”。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人通常都偏好寻求确定解(甚至是唯一解),进而致力于构建均衡模型,这可以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博弈精炼均衡理论中略见一斑。为此,克莱因说:“市场价格就确实以经济学家唯一需要的那种方式表达了社会价值。”[⑤]问题是,市场出清的价格就一定合理吗?自由市场竞争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吗?

  

   其实,奥地利学派先驱维塞尔很早就指出,现实世界中的市场价格通常都由效用和购买力这两大因素共同决定的;相应地,奢侈品通常就根据富有阶级的购买力来估价和支付,低劣品价格低则主要根据穷人的购买力和估价。由此所衍生出的市场现象就是:(1)在消费需求上,穷人无法对交换价值远大于自然价值的奢侈品产生需求,富人在消费由穷人购买力定价的必需品时则因交换价值远低于自然价值而享有巨大的消费剩余;(2)在生产供给上,厂商会致力于生产那些能够获得较高交换价值的奢侈品,而对穷人所需要的必需品则充耳不闻。由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反思:既然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存在如此的偏离,这样的市场能够被视为出清吗?即使因没有产品的剩余而被市场出清,这种状态真正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了吗?显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揭开这一迷雾,因为它先验地肯定了竞争的结果。克莱因就指出,“价格理论把经济学家的太多资源用到了竞争理论上去,用到更加普遍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理论上的资源太少。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价格理论无疑具有吸引力,(重要的是)它使得价格体系的机制得以细化。但即便是市场价格仍然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中,价格理论也留下了很多没有涉及的问题”;[⑥]事实上,“仅仅关注配置的学科永远不可能让我们‘充分认识’所作的选择。”[⑦]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事物存在与其合理价值的关系,尤其需要引入否定性理性来反思现实存在的市场机制,由此就可以对流行的市场理念展开批判性审视。事实上,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一再指出,每一个现实存在都必然有其存在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存在就是必然的,现实存在就体现出其合理本质。相应地,在自生自发的“自由”市场竞争中,优胜者并不就是优秀者,优胜者的选择关键在于竞争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⑧]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正如金岳霖在《论道》中强调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汪丁丁则说:理论智慧要求思考的是“理”,实践智慧要求感悟的是“势”。[⑨]这至少说明,我们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时,必须充分认识现实世界的各种具体条件;相应地,我们就不能以基于唯理主义建构的逻辑化市场理论来为现实市场辩护,或者索性将之归咎为神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以逻辑化市场来为现实市场经济辩护就如同以理想化的共产主义为现实计划经济辩护一样,它们都无法发现现实世界中的真正问题。当然,现代经济学人也会刻意地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生物学以及众多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由此还出现了所谓的交叉学科。问题是,这些经济学人通常又明显地忽视这些基础知识的来源及其所依赖的哲学基础,从而也就难以恰当而自如地运用这些知识,进而就会削弱他们认识和分析具体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肯定性理性对西方整体学术的塑造

  

   肯定性理性思维不仅显著地渗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而且同样地渗透在其他相对立的经济学派之中,进而还渗透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说之中;由此,亚里士多德就将存在看作实现,康德将存在看作设定,黑格尔将存在看作绝对观念,尼采将存在看作强力意志。正因如此,西方社会在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经济学科的不同流派之间乃至同一学说内部都存在显著的思维紧张和逻辑冲突。事实上,基于不同的社会哲学观,西方学术界孕育出了不同的理论思潮;同时,基于不同的假设前提,西方经济学界又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经济学流派。这些理论思潮和经济学流派都根基于肯定性理性,并在各自的逻辑框架下形成了“我向思考”的理论框架和学说体系。譬如,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意”命题、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以及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等都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等价交换”商品规律也是肯定性理性的重要体现。根本上说,正是承袭了斯密的完全竞争假说而将市场交换视为等价的,马克思才不得不寻求对剥削现象进行解释的其他思路,由此才引入劳动力商品以及劳动力价值等概念。再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自然规律,具体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阶段;同时,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类理性能够认识这个自然发展规律并可以采取某种措施而使得人类现实社会符合这个自然规律的发展要求,由此避免无意识导致的曲折道路而迈入健康而持续的社会秩序扩展之路。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认识也根植于肯定性理性之中并且含括了两大基本内容。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学说中的肯定性理性因子,这里对其社会发展观做一剖析。一方面,马克思基于辩证法而提出了社会动态发展思想,在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引入了矛盾冲突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维。从本体论上说,辩证法本质上具有否定性;但是,一旦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之中时,它也就嵌入了肯定性理性因子。[⑩]相应地,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将会按照不断优化的方向向前运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就会进入全面自由状态,此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身的自然本性生活,甚至不再需要人类制定的法律和国家组织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强化了社会决定论,在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引入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论思维。从终极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但是,一旦将社会变迁归结为某个唯一因素时,它就嵌入了显著的还原论倾向,进而就会滑入庸俗的历史主义决定论。[11]相应地,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沿着正-反-合的螺旋顺序而不断展开、不断进步和不断成熟而走向共产主义,这显然带有某种预先决定论色彩;由此,马克思学说不仅预告未来社会的来临,而且还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等手段加速理想社会的到来,进而为之设计了最优路径。显然,通过对马克思学说中的辩证法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深层次地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其中所嵌入的肯定性理性因子。[12]

  

   希和卡佩里耶写道:“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解释模型从头到尾都是黑格尔式的:在《资本论》的前言里,马克思不断强调生产方式的更迭具有历史必然性,他还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掌管着自然界万物变化的必然性’。由此共产主义将是历史上最成熟的果实。个体在生产方式的更迭过程中是无知的,他们难以避免地被裹挟着参与其中,虽然他们的参与会打着各种虚幻的价值旗号,然而他们对生产关系的变化终归是‘偶像崇拜式’的无意识;可以说,对于生产关系的变化,个体是‘精神缺席’的。这里,马克思基本上是在重复黑格尔关于‘理性的诡计’这个主题。在‘理性的诡计’面前,朴素的人类意识微不足道,因为这种人类意识既不会告诉我们人类从合出来,也不知道人类向何处去,它永远只能让人们感受到,自己完全依附的当下世界在坍塌,而对于已经到来的新世界,人类意识则感受不到它们的意义;人类意识不会想到,辩证法内在与人类占据的地位、内在与人类本身存在的矛盾中;辩证法必然导致新的世界形象,其中,人类只看到了对抗人类自身的那些不幸”;[13]当然,“马克思在著作里有一个很奇特的创发,就是他让历史的科学理论与历史的革命理论融合在一起:人们对于前者是无意识的,而对于后者显然预设了参与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能够知道之所以选择革命行动的理由。将这两种历史观在一种哲学中组合起来是有‘冲突’的。”[14]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冲突根源于肯定性理性的内在紧张之中:一方面,自然秩序有其发展规模并处于不断优化之中直至最优境界;另一方面,人类能够认识这种自然秩序并能够推动最优境界的加速实现。正是“肯定人类意识参与的历史观和历史科学(‘历史的科学’告诉我们历史必须朝哪个方向前进)同时存在”,相应地,“预设有意识的、有效的革命行动是可能的”,而且“还必须要拥有东这门科学的住家带领社会完成历史的宿命,这些专家就是那些‘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等)”。[15]

  

   更进一步地,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还渗透在整个西方文化之中,由此不仅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主要思维,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学说的基本特质。事实上,正是根植于肯定性理性,马丁•路德认为,上帝使每个人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就直接地表达了上帝的意志,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也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为此,每个人都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由此就塑造出人们对自己日常活动的肯定性评价。同样,西方社会所形成的两大思潮也根植于肯定性理性之中:(1)激进自由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它们或者抽象出个人主义的自然权利而追求人人平等,或者倡导基于边沁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而追求社会幸福,两者都倾向于社会变革;(2)温和自由主义以及与其相亲和的保守主义则体现了肯定性理性的另一方面,它们反对抽象而先验的个人权利,反对将权利与历史传统和社会实践相脱离,也反对将社会幸福作为检验和评估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最高标准。在保守主义的观念里,社会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但这种真理无法转化为基于人脑的抽象演绎而获得一组命题的形式,因为人们并不拥有这个世界变化的整体性知识;相反,人类世界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根基于人类时代相传的经验与实践智慧的积累,因而唯理主义者的盲目自信只会破坏这种自发秩序。为此,保守主义尊崇自然,相信经验,注重社群和传统,从而反对理性主义的社会改造。

  

   最后,根基于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西方学者还热衷于用数学语言和逻辑来思考和表达现实世界(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由此形塑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事实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就相信,世界上各种事理都可以从数演绎出来;伽利略则进一步强调,所有问题都必须用数学来回答,因为自然之书是用数学写成的。[16]正是由于数学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现代科学主义就主张,为了使研究客观和可靠,研究过程和推理也必须用数学来表达。对此,劳森写道:“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如果一个研究领域要想是科学的或具有产生知识活动的相应身份,抑或被视为严肃的,它就必须采取一种数学形式,这种纯粹是一个无须争议、无须质疑的信仰问题。”[17]受此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偏重于数理建模和演绎分析,乃至将数理模型当做“理论”本身,由此形塑出了一股强烈的数理拜物教。[18]这种取向不仅体现在集中于工程学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而且也诱导了众多的非主流经济学人。例如,一些马克思经济学人就致力于打造数理马克思经济学,尽管马克思经济学集中关注的对象远远超越了工程学内容。[19]所以,劳森说:“经济学中数学化理论的持久力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我们广阔的文化中对数学的感知方式”,[20]“当前的经济学数学化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化的现象”。[21]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形式化和数理化取向,就需要揭示嵌入在整个西方文化和认知之中的肯定性理性以及更为基础的自然主义思维。

  

   四、各学派对自然秩序之诠释权的争夺

  

西方学术大体上都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之中,甚至都嵌入在肯定性理性之中,进而都致力于对自然秩序和社会规律的阐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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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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