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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文学史家的境界高格

更新时间:2021-11-01 16:38:34
作者: 温儒敏 (进入专栏)  

  

   近日《严家炎全集》出版,引起学界特别是现代文学界普遍关注。翻阅全集,大部分文章以前都读过,有些不止读一遍,如今再展读这沉甸甸的十卷本全集,回顾严老师六十多年治学的经历与成就,一种亲切而崇仰之情油然而生。

   1961年我在广东紫金中学上高中,就知道严老师的大名,当时严老师发表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评论,影响挺大的,连我这个普通的中学生也隐约感觉到严老师说得有道理,梁三老汉写得比主人公梁生宝还要真实。上大学后(1964年),就有意识找些严老师的文章来读。不过那时不敢去拜访严老师。到1978年春天,报考北大研究生,是奔着王瑶先生来的,写了一封信给王先生,寄了两篇论文习作,算是投石问路。很快收到回信,是严家炎老师代表王先生写的,是一些鼓励的话,欢迎报考。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志愿,王先生和严老师最后录取了我。读研究生几年,虽然没有完整上过严老师的课(那时他正紧张地编写文学史),但从严老师这里受教很多。我那时研究鲁迅,也研究郁达夫,编过郁达夫年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伊始,严老师和樊骏老师主持,我的一篇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论文就发表在《丛刊》第二辑,严老师还替我仔细修改过有些不当的词句。那时师生关系很密切。记得严老师上文学史课,我们几个研究生实习,我准备的讲稿很长(讲曹禺,两节课,二三万字),严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突出主要内容。后来我留校任教,严老师当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都给与我很多具体切要的帮助。我算是严老师的及门弟子,对老师始终是非常景仰和感谢的。

   学问做得好的人不少,现当代文学界有眼界、有观点、有项目、有威望的学者不少,但称得上“有境界”的比较罕见。所谓境界,很微妙,难于度量明说,但可以意会,从修为、格局与气度等方面去理解。在现当代文学界,严老师是处在很高的难于模仿取代的水平与位置。我愿意用四个字来理解严老师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学问境界——“清正宏放”。

   严老师做学问是公认的严谨扎实。他碰到可疑的问题,就从原始材料或者作品的分析入手去研究。比如关于《创业史》梁三老汉的分析,对《李自成》的肯定,对“萧军思想批判”以及丁玲《在医院中》的翻案式研究,以及对五四是否有“打倒孔家店”的质疑,等等,全都靠扎实的史料支撑,或者有细致的作品分析。严老师很多观点的提出,都是突破性、反潮流的。这需要勇气,需要史识,并非为标新立异而游谈无根。严老师总是能提出让人佩服的学术新论。即使你不赞同他的某些具体观点,也不能不赞叹他扎实的治学功底。比如,我不太赞成严老师把晚清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衫客传奇》当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但读了严老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相关论述,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是下了材料功夫的。

   严老师的扎实严谨,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参加现代文学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周扬主持,唐弢主编)有关。他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部文学史现在看来有些观点比较老旧,但毫无疑问,那种对于史料的极端重视,那种基于史事阐述的厚重感,可以说是所有现代文学史(包括我们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未曾达到的。

   学风的严谨扎实,也跟严老师的个性脾气有关,他本来就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是“严加严”。严老师为人做事很认真,他真正信服并实践“实事求是”的原则,平时生活中也是随时都有独立判断,很少随波逐流。他身上有鲁迅的遗风。严老师的为人直接影响到他的为文,他的品格与脾气融汇到学问之中,成就了“清正”的格调与境界。所谓“清源正本”,严老师的文章总是与浮躁的学风拉开距离。

   严老师的学问又是“宏放”的。他的选题几乎都是“大题目”,或以小见大,牵动学界的思考,引发学术生长点。他往往对某些惰性、八股、人云亦云提出质疑与反叛,打破成说,有真正的独立思考与卓识。从最初讨论《创业史》开始,这种敢于质疑和打破成说的习惯,就贯彻到他的学问选题和论证方法之中,推动学术的进展。尤其是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4万字,写了8年,论述了8个流派,他是通过史料发掘、文学分析去确定文学流派,给予恰当的命名。如“社会剖析派”“新感觉派”等,后来都得到普遍的认可,成为一种知识。

   严老师的“宏放”还表现在他的跨界研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成为两个学科分支,北大是始作俑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未把现代与当代分为两个教研室。其实两者很难分开,本来就是一个学科。如今全国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分工也很细,做现代或当代彼此不越界。学界早就呼唤现当代打通,而严家炎先生早就打通了。他晚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通”了。他甚至尝试把所谓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也打通,他研究并推崇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有这种打通的意图。严老师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宏阔,并不受学科壁垒的限制。这与严老师的理论学养可能有关。严老师最初进入北大中文系,跟随杨晦先生读副博士,主要学文艺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来他主要做文学史。理论和史在严老师那里得到完善的统一。严老师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具有标志性。我曾在《第二代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严老师他们那一代学者:“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这个评价,对于严老师也是合适的。

   严老师做文学史研究,那种大气,善于从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中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主要还是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许还有别、车、杜的影响。当然,这种“宏放”的文品也出自于严老师的人品。严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很精审、严肃,甚至有些拘谨,其实严老师又有跳脱、放达甚至浪漫的一面。所谓“清正宏放”,是严老师的人品,也是他的文品,是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境界之高格。

   王国维讲“大事业”“大学问”必经三种境界,严老师是经过并达到了。严老师六十多年的学术之路,经过许多风雨坎坷,他能做到知人论世,独立思考,称得上“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而他对学术的使命感与执着的追求,有说不尽的辛劳,却无怨无悔,学术已经化为他的人生方式,而不是“两张皮”。这也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王国维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最高境界,不只是有所发现,填补空白,而是豁然贯通,进入了比较通达自由的天地。《严家炎全集》的出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若严老师回顾自己一生学术,一定会有这种“蓦然回首”的成就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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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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