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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田田: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1-11-01 10:48:54
作者: 何田田  

   摘  要:话语是反映价值观和思想的可察之途。大国外交离不开国际法,国际法的首要价值是秩序。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考察与研究中国外交话语表达所蕴含的国际法秩序价值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基本话语,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所秉持的立场和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在不同时代背景中开创性地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过程。

  

   关键词:话语  国际法  秩序价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需要相互尊重,发展需要合作共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法律外交中的理念,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外交话语是一种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表达,来源于一国的对外实践,是在实践中构建一种国际法理论或解决一个国际法问题真实需求的反映。1949年以来,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提出过一些表达自身政策与外交立场的话语,如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两个推动构建等,这些话语都是以法律为重要支撑点的。近30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因素明显增强,外交中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外交话语与法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国外交必重国际法,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稳定器”的作用更趋重要。在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工作中,越来越离不开国际法的研究和运用。在中国提出的诸多外交话语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能反映出中国外交与法律关系的演变,最能说明中国国际法价值观的发展、演变与坚守。

  

   一、话语:国际法秩序价值的反映

  

   如何从话语来考察与理解国际法价值,揭示话语与国际法价值之间的关系,厘清“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明确其内涵和外延,是支撑本文讨论的起点与基础。

  

   (一)“话语”的内涵解读

  

   “话语”一词在中外语境中含义不同。在中文里,“话语”一词含有以善良语言沟通交流之意,旨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语境里,“话语”是 “一种调控权力统治的规则系统”,是隐藏于人们意识中的深层逻辑,是某种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达,是受某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支撑的语言交际活动与语境的结合。综合中外观点来看,“话语”是在沟通交流语境中的语言表达,这种表达反映了表达者的价值取向与语境理性。“话语”,一般也称之为“话语权”;“话语权”涉及“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两方面。在国际社会这一语境中,意味着每一个主体都有权利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这是话语权利;每一主体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表达时,“怎样说”以及话语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这是话语权力。仅仅“有权利说”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在国际场合中被“听到”和“听进”,这就意味着话语表达者有能力在国际场景中影响到其他群体、其他国际关系参与者(国际法主体)。因此,“话语权利”是获得“话语权力”的前提,而“话语权力”是增强“话语权利”的结果。在“平权”的国际社会中,只要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者,都有表达的权利;但并非每一表达的国际关系参与者,都能获得话语影响力。

  

   (二)国际法的首要价值是秩序

  

   国际法价值与普通法理学所论述的法律价值有相同之处。一方面,普通法理学中的法律价值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价值的一般含义。价值是一个表征关系的范畴,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揭示的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动机与目的;价值同时也是一个表征意义的范畴,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国际法价值也属于“表征关系”和“表征意义”的范畴,是在关系与意义范畴内对国际法律制度的评价。另一方面,普通法理学中的法律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各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一般认为,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益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其中正义被认为是法律的终极秩序,秩序被认为是法律的形式价值。这些价值也是国际法所追求的。

  

   国际法价值与普通法理学所论述的法律价值又有所不同。如周鲠生先生指出,普通法理学书上关于“法律”之定义,常不能适用于国际法。国内法离不开政治的主权组织,而在国际法背后,则未有此种权力组织。因此,国际法的很多问题,如国际法的效力、国际法的执行力、国际法的价值,就不能用根基于国内法的普通法理学来解释与简单类比。如有此简单类比,就会陷入对“国际法是否法”“国际法是否真正的法律”的争论。正是由于国际法的这一特点,在价值论视域里,必然会影响国际法的价值定位,使“正义”难以成为国际法的首要价值。国际社会中,各国在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的较大差异对法律价值中何为“正义”的认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国际法与大国政治、大国利益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使得“正义”无法成为国际法的价值重心。有学者由此提出“国际法二元结构说”,认为国际法的价值在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阶段看来,最终追求的目标可能是不统一的。国际法的规则和运行在很多时候体现出“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冲突、“国际体制”与“国家任意”之间的冲突等。这些冲突深刻地影响到国际法的价值定位,也使得一些具有正义性的观念和主张无法在不同主体和不同阶段中取得共识。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正义将难以成为国际法的首要价值。

  

   从法律价值的关系与意义范畴来看,国际关系是国际法的基础,国际法价值主要取决于国际法的客观基础。国际法的出现一般可以追溯到1648年,那是近代欧洲摆脱中世纪宗教权威进入世俗社会、确立民族主权国家的开始。从那时起,国际法就已经把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作为自已存在的前提;但同时也对这样的实体提出要在彼此关系中遵循法律规则的要求。如果这个体系的成员对规则漠视,混乱和破坏是必然的结果,且其范围很可能及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国际法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来往与交际要持续和发展,就需要国际法。这谓之“有社会,就有法”“有外交,就有国际法”。在这个客观环境里,国际法最开始是通过模仿国内法的运行并借用罗马法基本法律概念和理念的方式初步实现国家在“平权”国际社会中对秩序的需求的。因此,以规则来维持与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无政府社会中来往与交际的需要,决定了秩序是国际法的首要和最主要价值之所在。正如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所言:“国际体系所要求的,国际法试图促进的,是在和平框架下的更广泛、更深刻的秩序。这一秩序试图向国家间关系提供信心,建立可信赖的预期,从而使国家不必再经反复磋商就能了解什么是可期待的并能够进行相应的筹划。”

  

   (三)话语与国际法秩序价值的关系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不同时代、不同实体,对秩序的理解和追求是不一样的,但秩序总是意味着在一个社会系统内的某种“确定性”,这也是中外法学家的共识。例如,张文显认为,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性是秩序,核心是安全。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表达了同样的秩序观: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国际法的秩序价值也体现为一种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可预测性往往由某些规则和反映行动者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些规则的行为方式(话语、行动、互动、结果)所定义。因此,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是反映秩序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的最佳观察窗口。由话语及相应的实践所体现的行为方式反映了国际关系参与者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与追求,这些行为方式将决定未来的国际秩序。话语与国际法价值的关系也可以利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阐释。福柯认为,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表达方式及其影响,隐蔽地反映了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这就意味着一种国际秩序。因此,考察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话语表达和影响,就是理解与洞见一种国际秩序。话语的影响力在“平权”的国际社会中虽然没有可量化衡量的标准,但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可作为参考:一是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语的提及和使用的频率与场合。二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话语是自愿接受的,而不是被强加接受的。这种自愿接受体现为某些提法、概念等由于能实际地解决问题而为众多群体自发使用。后者是衡量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国际法院前院长希金斯在总结英国国际法话语影响力时所指出的,话语未完全覆盖某些领域并不代表这种影响力不存在。

  

   由此,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法学和国际法基本理论的共识来看,话语是在沟通交流语境中的语言表达,这种表达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反映了表达者在表达语境(时间、空间)中对维持或构建秩序的观点与态度。因此,通过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话语及相应的行为方式演变,可以观察到国际秩序的变迁;以话语表达为核心的行为方式变化的背后是思想和价值观的反映。话语是反映价值观和思想的可察之途。从国际关系参与者和话语表达者这一角度,考察中国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项话语过程中的国际法实践,可分析中国对“秩序”这一国际法首要价值的理解与倡导。

  

   二、秩序价值的演进: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和国际环境烙印。每一话语的提出和发展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国内国际形势总体发展变化的一部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认识时代和国际环境因素,对完整或有效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意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语境来看,在此前100多年里,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剥削和干涉;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刚结束,亚洲和非洲地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国际社会出现了一批和中国一样的新兴独立国家;这些新生国家的环境不太平,面临着侵略和战争的威胁。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初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意识形态问题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推动构建”之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细致观察和总揽世界大局后的创新提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网络攻击、人口爆炸、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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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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