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何田田: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1-11-01 10:48:54
作者: 何田田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一共识的重要性凸显。随着2018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载入我国宪法,这一理念成为中国国际法治观的最高宣示,是中国新时代世界观、秩序观和法治观的体现。

  

   (一)“互”之秩序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之际,维护国家生存是头等大事。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恶劣的,对外交往是有限的。当时中国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态度是强调首先保持自身独立,再慢慢融入国际社会,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国际法秩序价值的理解更注重“互”的一面。

  

   “互”之秩序观的前提是强调自身独立。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前提都是中国保持自身的独立。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直到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完整地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条约继承的中国实践上,中国主张“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崭新的基础上开始条约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30年中,我国缔约的数量不多,主要是缔结一些以巩固新生政权并满足国家发展基本需要为主要内容的条约。“互”之秩序观在国际关系中反映为双边之“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一道提出的,在话语结构中包括4个“互”字。“互”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突出相对性,反映了国际关系运行的内在逻辑和要求。双边之“互”有两个经典的国际法实践。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逆条件”承认。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一般是承认者向被承认者提出条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拒绝按照其他国家作为承认代价而提出的条件行事,而且提出了自已的承认与建交条件,也就是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条件,谓之“逆条件”的承认。二是中国与邻国的边界谈判实践。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基础是拥有一个稳定的边界;实现边界的稳定性和终局性是国际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和重要价值。在当时,中国几乎与所有周边陆地邻国都有边界争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原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分别与缅甸、朝鲜、俄罗斯(包括苏联)、蒙古、哈萨克斯坦等12个陆上邻国开展友好谈判,通过签订双边边界条约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就是第一例具有良好导向和示范作用的双边“互”之条约。

  

   (二)“共”之秩序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同170多个国家建交,全面加入了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109对伙伴关系。随着中国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互”之秩序观逐渐向联合中小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之秩序观演变。

  

   “共”之秩序观本来就内含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提出国家之间的五项相处之道,并倡导这些相处之道不仅适用于亚洲国家,还适用于所有国家,无论其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步意义强烈。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年底至1964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14个国家,提出了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这是中国创新地将经济上的平等和互利包含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之内,超越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从政治或主权的角度定义平等的国际法。正如周鲠生先生所言,中国倡导的平等互利原则,“可说是标志着国际法上平等原则的发展。国家间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也只有实行互利才是真正的平等”。

  

   “共”之秩序观在国际关系中突出反映为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是“共”之秩序观的体现,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扩展。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仍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加之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恶化,在国际关系中陷入被包围的困境。不过,第三世界国家在当时开始大规模独立,仅在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独立。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独立,与中国当时的反帝反殖反霸在理念上是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是富有想象力的,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与充实。由于理念的一致,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迅速处于同一条战线,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不断增强。在1978年前,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国际条约的主要缔结对象。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缔结了大量涉及国家关系的政治性条约。这些条约连同相应的外交实践不仅贯彻了亚非会议所坚持的落后国家民族团结、民族自立和民族自决原则,更是扩大了反帝反殖反霸的思想内涵和政治基础。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坚定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联合国会员国中的大多数,中国团结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坚定地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一有凝聚力和有认同感的“第三世界”外交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外交基本盘,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力量。“三个世界”理论反映了当时中国理解世界秩序的新思维,是当时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价值观寻找“共同”的表达,充分反映了中国对国际法秩序的想象、努力与期待。这种“共”之秩序观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秩序的演化。

  

   (三)“共同”之秩序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与世界的互动,联合中小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之秩序观向全球扩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特点。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大部分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各国经济联系紧密且相互依赖,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有必要开展更有效的国际合作。此时的国际法学者已经敏锐观察到这一趋势,如美国学者弗雷德曼就在其名著《变动的国际法结构》中提出,国际法的范式开始从“共存法”转变为“合作法”。

  

   合作就是寻找“共同”。由于多边条约比双边条约更能体现平等的精神,共同体的建立最初就是始于多边条约的缔结,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及其规则的发展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世贸组织本身就包含着突出的平等精神。作为拥有164个成员方的大型多边条约,不管成员大小,一成员一票。而且,世贸组织规则体系很独特,体现了经典的“共同”特征。“一揽子承诺”原则使世贸组织各协定相互关联,统一适用;每个案件都是对规则的具体解释和适用,这些相关联的规则在相互解释中又进一步逻辑自洽地向更广阔的议题扩展。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寻找“共同”特征的秩序,带来的是对国家主权的约束。例如,《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要求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再如,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上诉机构拥有专属管辖权,管辖范围几乎已经潜在地触及经济管制和经济政策的每个方面。可见,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实践在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中是独一无二的。国际法规则成为相关成员方相关域内法的高阶参照系,这一寻找“共同”特征的秩序,导致出现了一些被学者称之为国家“离开”的现象。由于国家的“离开”,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法——尤其是普遍国际法——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维护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增进了国际繁荣与发展。在这一时代潮流中,中国开始与全球高度交互,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股全球化浪潮之中,推动着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

  

   中国“政治入世”“经济入世”和“法律入世”的全过程,是“共同”秩序观的最好体现。一是 “政治入世”,即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回到了联合国体系之中,开启了中国与联合国成员国全面交往和合作的新时代。自此,中国在推动联合国各项工作及促进国际社会进步方面挥发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经济入世”,即改革开放和提出“复关”申请。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跨入对外全面合作的新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随后,中国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三是“法律入世”,即为“入世”谈判做持久且全面的努力。“入世”谈判对中国提出了广泛、复杂、影响深远的要求,涉及关税减让、投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农产品等广阔领域。按照这些要求,中国全方位地“破旧立新”。20世纪90年代,中国清理法规多达2 000 多件,废除了500多件不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法规,加上地方政府清理的文件,共清理了90 000多件;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多部法律,将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都载入其中,建立起全新的法律制度。

  

   在中国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平等”既是政治平等,也是经济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进一步“互利”;只有“和平”才能充分“发展”。中国“入世”行动背后是改革开放国内政策的推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动选择,借由全球化机会实现“走出去”,主动适用、熟悉国际法规则。中国由此实质性地参与到国际组织活动和多边立法进程中,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先后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组织,参加了110余项多边国际公约,内容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涉及经济、劳工、海事、民航、外空、核能、金融、人权等多方面,逐步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中国在“政治入世”“经济入世”“法律入世”这一持续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潮流的把握、对国际组织的认识与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共同”国际法价值秩序的理解与倡导。更应肯定的是,像中国这样曾经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能主动、实质地参与到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是巨大的进步,也得益于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守和与时俱进的理解。

  

   (四)“同舟共济”之秩序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动力,是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的同时,也凸显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使传统国际法的观念和理念面临巨大挑战。大变局的基础,是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北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但随着英国脱欧以及西方国家族群国家主义的兴起,世界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每个国家都在认识和紧跟这一“大变局”,都在通过话语和相应的实践来表现各自的理解,来参与国际秩序的新一轮调整。世界各国由此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任凭风吹雨打,不思改进,抱残守缺,甚至倒退;另一种是正视缺陷,迎接挑战,砥砺前行,锐意改革。美国就是前一种的典型代表。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在特朗普任期内,在“美国优先”口号下,美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下简称《巴黎协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36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