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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红:觉醒年代一书生——为周炳琳先生立传

更新时间:2021-11-01 10:47:03
作者: 孙家红  

   一、初出茅庐的少年

  

   1892年周炳琳(字枚荪)出生于浙江黄岩一个普通家庭。幼读私塾,后入新式学堂璇珠小学,随又转入椒江前所镇教会主办的天主堂小学修习法文。1907年考入黄岩中学,1912年毕业。次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毕业后升入法科经济门。

  

   周炳琳在北大读书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在他考入法科经济门第二年,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办《新青年》而声名大噪的陈独秀从上海被聘为文科学长,留美的胡适带着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来到北大。除此以外,还有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著名学者,各路新文化运动领袖汇聚北大,极一时之盛。年轻的周炳琳深切感受到社会变革的时代潮流,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成为“觉醒年代”的重要一份子。

  

   据许徳珩回忆,1919年5月1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从汪大燮(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处获得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将之告诉文科学生许徳珩,随后很快在学生中间传播开来。5月2日,北大一部分爱国学生在校内公开集会,提议北京各校集体示威游行,“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回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派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并由《国民》杂志社作为发起组织,联络各校同志。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决定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定于次日(即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同时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大游行,进而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1]。次日即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火烧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当日火起之后,警察开始抓人,冲入曹宅的学生们纷纷越墙跑走。周炳琳身穿灰色长袍,“越墙所沾灰土未被发现,加以态度沉着,得以安全返校”[2]。

  

   1919年11月28日,周炳琳在《少年世界》上发表《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文,成为“五四运动”最早历史文献之一。他在文章中首先指出:“北京学生对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的怀疑不自五四起,但是五四是北京学生思想变迁的大关键。五四以前,不要说那般读死书、不思索的学生绝不想到已成的势力要学生去推翻,就是号称自觉的学生也只晓得‘厌故喜新’,至于‘除旧布新’,他们绝不想是当学生的时候能够做的。”进而,5月4日学生游行的主要目的仅仅在于“(1)唤醒平民;(2)使外交团注意中国民气,各电本国政府主持公道;(3)行经曹汝霖住宅时骂詈”,与许德珩的说法不尽相同。周炳琳以亲历者的口吻说道:“直到了骂得怒气勃发的时候,才破门入宅,拖打章宗祥。”“五月四日那种热烈的举动、完全感情的冲动,说不上真有‘除旧布新’的觉悟。”“‘除旧布新’的觉悟紧接着‘五四运动’而发生……五四运动虽是感情的冲动,然而事后觅根据,觉得这种举动很合于理性。理性的根据一到手,勇气陡然增涨,不但消极方面任你政府用怎样的高压手段屈服我不了,而且积极方面谋蓄的改造与新的创造。”因此,他认为“五四是北京学生思想变迁的大关键”[3]。

  

   新文化及五四运动时期,社团组织层出不穷,青年领袖们往往在多个社团中进行活动。周炳琳便同时参与了著名《国民》杂志社和少年中国学会,成为里面的积极分子。

  

   《国民》杂志社是五四前后十分重要的北大学生社团,发起者是“学生救国会”领袖许德珩、易克嶷等人。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正式成立,蔡元培等人到会致辞,寄以厚望。该社同时邀请李大钊作为指导教授,以邵飘萍、徐悲鸿为顾问。《国民》杂志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其宗旨有四:一是增进国民人格;二是灌输国民常识;三是研究学术;四是提倡国货[4]。用蔡元培的话讲,即以实业和学术为基本点,努力实现“实业发达,学术修明”的社会改良目标。许德珩、周炳琳、邓中夏、陈宝锷、黄日葵等人共同担任该杂志编委。

  

   据许徳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国故》月刊社在当时北大校园内鼎足而立,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新潮》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但决口不谈政治;与之相对立的是《国故》,则专门反对白话文,鼓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而《国民》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5]起初,《国民》与《新潮》对立性很强,但在李大钊努力协调下,双方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基本立场上达成一致,重新团结在一起[6]。

  

   与《国民》杂志社相比,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该会由李大钊、曾琦、王光祈等7人于1918年6月30日发起,次年7月1日宣告成立,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的中国”。其会员当中,如今仍可称为“著名历史人物”的主要有:李劼人、许德珩、王光祈、宗白华、田汉、张闻天、沈泽民、周佛海、周炳琳、康白情、袁同礼、李大钊、张申府、刘仁静、左舜生、恽代英等。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后来的新中国主席毛泽东,但从当时会员名单排序来看,似乎毛在学会中的作用并不突出[7]。

  

   整体而言,少年中国学会英才辈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在民国政坛上大放异彩。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发生分流,大部分会员成为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的骨干力量。据左舜生回忆:“民国十二三年之交……‘少中’里面这一部分比较有政治兴趣的分子便一跃成为两个新兴党派的主要干部: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邓中夏、刘仁静、张闻天、沈泽民、黄日葵、杨贤江、侯绍裘等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曾琦、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等代表了中国青年党,其余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如陈宝锷、吴保丰、周佛海等,虽然也有好几位,可是并不是很多。”[8]

  

   周炳琳在少年中国学会里面表现活跃,不仅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杂志,兼为该刊撰文,更参与创办《少年世界》月刊[9]。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参加了由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被推选为文牍组和编辑组干事。5月4日以后,他们又将演讲范围扩大到北京郊区的工厂农村,“经常走上街头,深入到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宣讲革命道理”[10]。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永安公司大东旅馆召开成立大会,随即选举各项职员。“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当选为正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许德珩当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编,黄日葵、瞿世英以及周炳琳等都是编委”[11]。

  

   然在五四运动之后,北洋政府措置乖张,并未停止摧残教育。周炳琳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大声疾呼:“吾们要恢复教育的根基,稳固教育根基,并从此发扬光大,须得继续奋斗,不怕牺牲。他们所挟的是弹和刃,吾们有饮弹冒刃的决心……请愿青年呀,叩阍青年啊,请一回愿,呕一回气,伤一回心。既肯如此不惮烦,何不同那些恶魔拼个死活?况且这昏天黑地里面,没有霹雳一声,谁管吾们叫苦?少年世界的青年呀!奋斗!牺牲!实地做去!别当作口头禅!”[12]言语充满张力,气势喷薄,不啻一篇战斗檄文。

  

   周炳琳当时比较关心各种社会问题,目前见诸记载者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其一,探讨妇女解放和大学开放女禁。他曾在《少年中国》杂志第四期上发表《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开宗明义:“主张妇女自己解放自己。”“不容男子替他们做。”“而且相信现在妇女中间有一班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至于大学开放,则“要求诸妇女的自动。妇女自动的要开放,是开放大学,不是大学开放。换一句话说,妇女处自动的地位,大学处被动的地位”[13]。

  

   这一期《少年中国》作为“妇女问题”专号,同时载有胡适、李大钊、田汉、康白情等人的讨论文章。其中,胡适主张从实用主义出发,逐步解决“大学开放女禁”问题,言道:“我虽是主张大学开女禁的,但我现在不能热心提倡这事。我的希望是,要先有许多能直接入大学的女子。现在空谈大学开放女禁是没有用的。”[14]与之相比,似乎周炳琳更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即妇女的解放必须由她们“自动”完成,“并不需要男子们插嘴”。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但在当时社会思想条件下,胡适的主张显然更具操作性。国立北京大学于1920年率先招收三名女学生入学,实际上就是采用胡的建议。自此以后,不仅男女同校的问题得以化解,妇女解放更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其二,研究介绍社会主义运动。对于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一些守旧人士往往视作“过激党”,北洋政府更是天天宣传“防过激党”。但是,一般平民百姓却不大了解什么是“过激党”,因此难免心存“惊疑”。周炳琳认为,“莫说‘惊疑’不要紧,‘惊疑’真会酿出‘过激’,教政府防不了呢!”因此,他“久想作一篇‘过激党是怎样的’底文章,可是向来没有研究,不好下手。于是查阅新从欧美来的杂志……教大家看看,或可以于‘解除惊疑’收一点功”[15]。

  

   1920年1月,《国民》杂志上刊登了周炳琳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文章——《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将一些英美学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研究介绍给国人,并指出“要十分明了鲍尔锡维克主义的人,还得要看提倡这主义的人做的书”,主张必须掌握一手资料,作深入研究,而不能偏听偏信。进而,他又继续探讨“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样运动”,因为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明认或默认”了社会主义,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改造非人的生活,确立人的生活”“本着‘知则行’底精神,想实行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样运动”的问题却不清楚。周炳琳在考察“近来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之后,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挟着经济改造底热忱,加入城市底人中、乡村农民中共同生活,默运潜移,使工农都觉悟,大家起来推翻游闲阶级(Leisure Class)、坐食劳动阶级、劳而不得食的旧社会,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社会”[16]。换言之,就是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社会”。

  

五四运动后,周炳琳、段锡朋等青年学生领袖在著名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的资助下赴美留学。此事缘起于1920年元旦穆与黄炎培、蔡元培、蒋梦麟、沈恩孚等人的一次聚会。在该聚会上,穆藕初问:钱财应当如何使用,而于国家社会得最大之利益?大家都说应该用之于教育,穆藕初极表认同,随即决定捐资五万,派遣学生赴欧美求学。“不限省分,不限科目,以男生而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并请北大蔡元培校长主持此事,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等人辅助。经过蔡元培等人精心遴选,最终选定五名优秀北大毕业生派赴国外留学:段锡朋(商学士,赴美研究经济政治学)、周炳琳(法学士,赴美研究社会经济)、罗家伦(文学士,赴美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汪敬熙(法学士,赴美研究心理学)、康白情(文学士,赴美研究文学社会学)。“所派学生备极一时之选,其德性之坚定,教育巨子以曾经百炼之真金目之”[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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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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