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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贪腐是一种官场的“刚需”?

更新时间:2021-11-01 10:37:09
作者: 许子东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死于光绪三十二年,年仅40岁。他为20世纪初期的小说界留下重要遗产,当时毁誉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发现以前对他重视不够。

   李伯元的祖父、伯父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家里有点官场的背景。他虽然少年有才,但只考上秀才没有中举。仕途失意进不了官场,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1896年,而立之前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办报,一说创办《指南报》 [1],后来再办的叫《游戏报》 [2]。这是中国最早的小报,其实比较像杂志的形式,又改为《繁华报》 [3],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杂志《绣像小说》 [4]。1903—1905年,《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开始连载发表于《世界繁华报》。20世纪中国小说的早期阵地,主要依靠租界环境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李伯元小说对“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嘲讽批判,在文学史上,既少有前人,亦罕见来者。《游戏报》上的嬉笑怒骂文章虽然都是让租界市民出出气,但鲁迅说:“命意在于匡世” [5],动机还是疗救社会。写《官场现形记》时,李伯元住上海六合路,当时叫劳合路。附近不少妓院,作家就在门口挂一个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形象概括了一个都会职业文人的笔耕生态,产量很多,劳累过度,40岁就去世了。

   “官场”这个名词从何而来?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就有所谓“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的说法 [6],这里的“官职场”有点像今天讲的职场。《宋史·食货志》对“官场”的定义是:“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 [7]意思是政府或国企的仓库。到《辞海》查“官场”,会直接引用《官场现形记》:“京城上中下三等人都认识,外省官场也很同他拉拢。” [8]百度解释说,“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这是否意味,“官场”作为带有贬义的现代社会学和文学概念,一定程度上和李伯元的小说有关?本来官职场、官府仓库,或者考场、职场都不带褒贬。本书中讨论官员、官场、干部等,除特别说明,也都是中性概念。

  

   一 两个艺术特点

  

   《官场现形记》有两个艺术特点,一是无中心人物,全书六十回,几十万字,由几十个独立故事构成。有的故事可能是登报征集而来,并非纯虚构。在一回或数回中有一二主要人物,比方说A是主角,A的故事中有B、C、D等人物;然后D去了某处吃饭见到了E,E的儿子转去某省做官,于是故事就转到某省,E或F成了主角……又过了几回,F的一个亲戚到了京城,故事又以H、I为主角展开了。读者如果忘了之前的人物也没关系,因为几十回中,之前出现过的A也好,F也好,完全可能不会再出现。

   《水浒传》《金瓶梅》都有情节主线,主要人物迟早有呼应。《官场现形记》却是故事不离题,“跑人跑不停”。这个写法也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官场现形记》可以说是一系列中短篇,读者追看的不是某一两个中心人物,而是追看的就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官场。

   第二个艺术特点,作家对故事里的种种人物,持一种无差别的描写态度。嘲讽也好,理解也好,批判也好,总之一视同仁。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没完全的好人,也没绝对的坏人。小说里有各种不同官员,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的中堂,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县级、地委、省部级,甚至到中央。各种不一样的计谋、策略、胸怀、韬略,无数不同的风度、举止、对话、神态,但就是没有明显的“好人”“坏人”之分,没有明确的道德批判或同情。好像人人都在做坏事,但人人又都有做坏事的理由。既有做坏事的合理性,是否就不算是绝对邪恶?明明描写很荒谬的事情,潜台词是,否则怎么办呢?(“假如是你,你又能怎么样呢?”)作家无差别地对待他笔下所有人物,大官或小官、官员或仆人,跟班或百姓、男人或女人。后来百年中国小说很少出现这种“无差别批判”。

  

   二 官场的“一国两制”:科举和捐官

  

   小说第一回,讲赵家与方家都是小镇上有地位有财产的士绅,一直较劲。突然赵家儿子赵温中举,方家觉得受了重大打击——这个故事只是引子,后来也没下文,却很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参加科举并做官。刚刚中举的赵温少爷进京会考,考前拜见老师吴赞善,不想老师不见,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 [9]。吴老师知道赵温家里是朝邑县的土财主、暴发户,所以他想学生礼物至少两三百两。不料赵温少爷不懂事,“贽见”只拿了二两(见老师送重礼,等于侮辱了师生关系)。于是吴老师不再帮忙,赵温的进士便考得不好。此时,他父亲和爷爷来信,汇上二千两银子:“倘若联捷,固为可喜,如其报罢,即赶紧捐一中书,在京供职……所以东拼西凑,好容易弄成这个数目。望你好好在京做官,你在外面做官,家里便免得人来欺负。千万不可荒唐,把银子白白用掉……”

   这封家信,第一说明家中有人在京做官,地方士绅在乡镇就比较安稳。这是官场为什么热闹的经济基础原因。第二说明官场“一国两制”,或科举或捐官。中国从秦代商鞅开始就有捐官现象,但都是特殊情况。朝廷有严重经济困难,蝗灾瘟疫或者和异族打仗,这时卖官筹款,唐宪宗也曾经说“入粟助边,古今通制”。 [10]南宋是“岁收谷五百石免本户差役一次,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 [11]明代“贱商”,不准商人科举,但通过纳捐可以成为监生、贡生,也是一种弥补。中国历史悠久的捐官文化,只有到了清代,才变成了跟科举一样重要,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常规的官员升迁制度。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一度要停捐,可是到了1774年,为了打仗,为了开运河,又开放捐官,且明码标价,一个郎中是9600两银子,那是五品。知府13300两,四品。知县七品,官低一点,4620两。所以也很公平,多大的官卖多大的钱。有统计说地方官员用钱捐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占22.4%,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达到50%左右。 [12]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曾经借一个官员之口总结捐官有三类:

   头一等是大员子弟。世受国恩,自己又有才干,不肯暴弃,总想着出来报效国家,而又屡试不售,不得正途。于是才走了这捐班一路。这是头一等。

   第二等是生意卖买人,或是当商,或是盐商,平时报效国家已经不少;奖叙得个把功名,出来阅历阅历,一来显亲扬名,二来也免受人家欺负,这种人也还可恕。

   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无本事,仗着老人家手里有几个臭钱,书既不读,文章亦不会做;写起字来,白字连篇。在老子任上当少爷的时候,一派的纨绔习气;老子死了,渐渐的把家业败完,没有事干了,然后出来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们列位想想看,这种人出来做了官,这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 [13]

   严重的制度问题还不仅在捐官。捐官得到的只是一个名义,府、道、台等。等于一个级别,处级、局级、副部级等,但是名义上的官很多,实际上的职位少。很多人捐官以后,还要去争取实际的官位——叫“实缺”。“有油水”的实缺就是“肥缺”。这个“缺”怎么来的呢——这才是官场,或者说《官场现形记》里最关键的地方。

   小说里有不少世家,为十几岁的儿子捐官。有位老爷,为大太太的成年儿子、大姨太太的七岁儿子捐了官以后,怀孕的二姨太太跟另一个还未怀孕的新姨太太,也吵着要让自己儿子捐官(不能输在起跑线)。最关键是正式捐官钱归朝廷,谋求实缺的钱可入了官员私人口袋。所以捐官或对国家有益,谋缺却对社会有弊。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这是“贪腐”的现代定义。小说里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整部长篇都是这个定义的注释与例证。

  

   三 贪腐是一种“刚需”?

  

   小说第三回,赵温少爷为了买官转托徐都老爷写推荐信,徐本不愿意,但“家里正愁没钱买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钱,太太还闹着赎当头,正在那里发急,没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来应应急”。第二天,答应的钱迟迟没送来,徐都老爷心下发急:“不要不成功!为什么这时候还不来呢?……原来昨日晚上,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太太也不闹着赎当,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真正把他急的要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受贿已经成为官员的一种“刚需”。当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不能应付他的日常支出时,贪腐就成为“刚需”了。因为不论哪个时代,官员都需要收支平衡。晚清官员的“支出”至少有三项。第一是生活开销,做了官,应酬多,还可能纳妾,花销会增加。第二是捐官成本,官如是买来,买来多少钱,之后必须赚回来。第三,还有日后的保险。赵温少爷身边的钱典史调任江西,故事转到江西黄知府。初见黄知府趾高气扬,钱在椅子上只敢坐半个屁股。但不久黄知府受“军装案”调查,惊恐万状。此时谁也不理他,最后必须靠输送银子,才得以解脱。说明为官的有事没事,总得保持一些向上送钱的管道。不怕要送钱,就怕没处送钱。按现在经济学的概念,叫政治生命的保险金。平常好像没用,紧要关头必需。

   所以官员的支出有三项,是铁项。A. 生活开销;B. 捐官本钱;C. 政治保险。应付这样三项支出,官俸常常不够,这时就要靠或明或暗的受贿(所以要公开官员财务状况一向有困难)。面包总要贵过面粉,楼价总要高于地价。既然捐官投资这么多(金钱投资外,还有才能、人格、情感方面的投资),为官任期怎能虚度年华?小说第一至第七回,把“贪腐成为刚需”的经济学理由讲得十分清楚。第四回有两位卖官的官员,不仅算收入和官位的关系,而且考虑时间因素。同一官位如果做一年可以卖多少钱?做两年又值多少钱?不一定简单两倍。有效期、年龄在官场游戏规则中极其重要。

   小说虽由一连串不大相关的故事勉强串接,却从官场角度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对外经贸,有军事行动,有官府整顿,有救灾抢险,还有慈善事业、文化建设、外交问题等等,可以读成晚清政治的清明上河图。

   第七到第十一回,主角是山东陶子尧,因为得到山东抚院赏识,拿了两万银子到上海买外国机器。这是美差。陶子尧一到了花花世界上海,地方官员人傻钱多,马上就被姓魏姓仇两个中介,带到四马路花天酒地。叫局来了个女人叫新嫂嫂,外带一个十几岁女生陆兰芬,搞不清楚怎么玩法。很快陶先生陷入情网,要娶新嫂嫂(晚清小说里青楼与家庭的界限常常不太严密),买机器的钱就在四马路用掉很多。只好通过经纪跟外国人签了一份带水分的合约,“两万银子”买便宜次货。不料此时山东方面改了指令,说不要买机器,此款转给另一官员出洋考察。该官员马上就到上海。可想而知陶子尧慌了手脚。这时他浙江老家的原配夫人又打闹到上海。折腾了好几回,最后经纪给他建议伪造合同,让洋人请山东洋总督出面。果然洋人一出面,山东官府就认账,还追加钱款。这么一个花心糊涂的贪官陶子尧从事外贸经济,安全解脱有惊无险。陶之后就消失了。作家解释:“做书的人到了此时,不能不将他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免得阅者生厌。”原来“跑人跑不停”还是为了照顾读者趣味(租界期刊连载文化制约)。接着陶的助手周果甫转到杭州做官。周果甫和浙江刘中丞,还有胡统领,便成为后面一系列“军事行动”故事的主角。

小说写官场人事斗争十分微妙。周果甫与刘中丞的助手戴大理面和心不和。中丞本来想给戴一个肥缺,“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给他一个缺,等他出去捞两个。”(“下去地方锻炼锻炼”?)一旁周果甫不悦,便猛夸戴大理非常能干,省里少他不得。表面是抬,实际坏人一肥缺。戴也知道被姓周的坑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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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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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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