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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20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

更新时间:2021-11-01 10:35:22
作者: 许子东  
便引出第二个分歧:民主大众政治,还是顶层精英治国。李去病倾向前者,认为政权总归是要归多数人的手,国家才比较安宁。而黄克强认为,卢梭他们那些理论在欧洲都已经过时了,议会里面说到底也是少数人决定(今日国内一些新派学者亦如是说)。李去病说,卢梭理论在现在欧洲自然变成摆设,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最合用。黄克强不同意,他说“必须依靠干涉政策”。什么叫干涉政策?“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有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倍功半吗?”“兄弟,你看现在英国的民权和法国的民权,那一个强的啊!”看来黄克强的意思就是说,法国虽然革命,英国更有民权。

   英法模式选择,革命或者改良,当然是两个人争论的核心,也是当时(何止当时)中国思想界、政治界讨论的关键问题。有趣的是,梁启超自己在理论上其实更倾向于黄克强(君主立宪),但是在辩论当中,更占上风的却好像是李去病。

   李去病痛责晚清的官员,有些事情“虽然利在国民,怎奈要害到他这个乌纱帽,你叫我怎么能舍去呢”。“我已经在上海租界买了几座大洋房,在汇丰银行存有几十万银子,还怕累得到我不成?(官场诸公,试自己扪心想一想,李去病君到底是骂着我不成……)”所以他认为需要激烈的革命。而黄君担心若革起命来,一定玉石俱焚。李去病坚信不自由毋宁死,我们争取文明政府。黄克强怀疑:“今日世界上那里有甚么文明野蛮,不过是有强权的便算文明罢了。(万方同概)”

   到这时,讨论进入第三个层次,这是更深的分歧,涉及政治背后的道德层面。李去病说的是浪漫激情,黄克强看的是残酷事实。最后,李去病勃然大怒,读了一首叫《奴才好》的古乐府:“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整个小说第三回,数万言、四十多个回合,全部是两个人的对话论争。从小说体例上来看,极为罕见。不用理论家批评,梁启超早有自知之明,“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

   辩论中李去病言辞更激烈、更有气势,但小说情节大纲里,最后成功者是黄克强,就是那个党。而在真实中国百年历史中,情况又有些相反:成功的是李去病的大众革命理论,晚近才有黄克强的“精英顶层治国”论。所以,梁启超预言的未来和我们经历的过去,中间有些吊诡的对比。

   终于两个人争完了,没有结论。小说第四回渐渐有点像新派的章回小说。黄李回国,经过东三省,路上听人讲述俄国在东北的殖民行径,对华人酷苛,俄国官员贪腐得更厉害。小说议论,说比起英、法、美、日等,俄国是最容易抵抗的——因为俄国人自己是专制政体,由于国内内乱才出外侵略,专制政体民力断不能发达——又是神预言,十五年后俄国果然爆发革命。

   两个读书人气愤民众如何被官府(包括洋人)欺负,这一种“士见官欺民”的三角关系,后来经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详细演绎,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三种主要人物形象的基本关系模式。而努力“觉世”之“士”可以成为救民新官,这是50年代革命文学的模型,居然也是在梁启超笔下率先出现雏形。

   小说第五回,黄李来到了北京、上海,见到了当地革命党人,参加一些政治集会。黄李两人用嘲讽的眼光看待晚清上海各色人等,轮番出场的有买办、洋奴、交际花、洋场少年、革命党人等等,就像一场大戏刚刚要开场。但这已经是梁启超小说的最后一回了。现实当中他要去美国考察。夏志清说,小说的基调找不到了 [5]。大概梁启超想,我与其写小说,不如自己来做。

   小说发表前三个月,梁启超已经发表过一个情节大纲(全书结构):南方一省独立,后来成立共和政府,和全球平等。之后就有了联邦大共和国,东北也改成君主立宪,加入了联邦,所以举国国民都齐心,文学、国力富强,冠绝全球。后来,因为西藏、蒙古跟俄罗斯打仗,外交上联合了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然后又煽动了俄国革命。美英诸国又虐待黄种人,因此中国作为盟主,联合日本、菲律宾等与欧洲开战。最后是匈牙利人出面调停,所以就有了中国京师开了万国平和大会,中国宰相是这个世界大会的议长,从此黄白两类人权利平等,全书结束。

   从大纲看,五回《新中国未来记》只是刚刚开头。

  

   四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梁启超后来很忙,办《清议报》《时务报》《新民丛报》,又和孙中山同盟会论战,又被光绪派到海外考察。辛亥革命时,他一会儿和袁世凯合作,一会儿又在段祺瑞下面做官。梁启超自己的政治活动,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极为反讽的注解。比起他不太成功的政治生涯来说,梁启超作为学者,其实有更大的贡献。他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在目录学方面也有贡献,对图书馆学亦有独特见解。作为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的缺点和价值都很独特。缺点是议论多、概念化,谈不上性格刻画,而且没写完。价值方面,一是很多神预言。二是中国罕见的乌托邦幻想小说,基本上前无古人,似乎也无来者。三是主人公身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官员)双重身份,想象政事,设计国体——“士”和“官”后来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有时身份重叠,有时互相改造,但是再也没有像在梁启超身上这般高度统一。后来的文学史对这部未完成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认为小说“采取的是将演说词、新闻报道、章程、论文与幻想虚构混杂记叙的方式”,“不按照文学的规律来搞文学”。 [6]其实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是神预测清朝灭亡、定都南京、上海世博等,更在于超前提出了一些甚至是21世纪的政治问题:精英治国还是大众民主?如何以党治国,又以国法治党?专制为什么会限制国力(以俄罗斯为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清代小说细分成七类,包括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与公案小说,以及第七种谴责小说 [7]。王德威则把晚清小说归纳成四类:狭邪小说、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谭 [8]。范伯群、陈伯海、夏晓虹、袁进等学者,对晚清文学也有类似的分类。虽然“五四”以后谴责小说批判写实成为主流,但并不代表其他文类就必然被压抑。

   第一类青楼小说传统,往上可追溯到《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九尾龟》等等,往后则演变成“鸳鸯蝴蝶派”,如《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但是这种才子与风尘女子的文学传统,也对20世纪的主流文学,比方说郁达夫、张爱玲、张贤亮、贾平凹等人的作品,隐隐产生影响。晚清的“青楼家庭化”(“长三堂子”)如何悄悄转化成革命时代的“家庭青楼化”(“美国饭店”),再如何渗透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演变史中,都是很值得探究的文学史现象。

   第二类侠义公案小说,本来两个文体互相矛盾:“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总是用武艺做好事的捣乱分子;清官断案或者现代侦探,都要维护法律秩序,李逵怎么跟包公合作?可是晚清小说,侠义与公案居然并存,强盗和法官有共谋关系。比如《施公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彭公案》,以及改写自《水浒传》的《荡寇志》等等。“五四”以后中国的侦探公案小说虽不发达,但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现代武侠小说,因为契合中华民族心理(包括集体无意识),一度拥有最多的读者人口。即使革命文学中也有侠义精神传承,从《林海雪原》模拟土匪的英雄到《红高粱》土匪真的成为英雄。

   第三类所谓政治幻想小说,除了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以外,还有吴趼人《新石头记》、老舍《猫城记》等,文本不是很多,神魔奇幻大规模复兴要到20世纪晚期。但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比他的小说更加著名。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全部入选。在某种意义上,晚清四大名著都受到梁启超小说革命论的直接间接影响。晚清小说革命的动因,一是时局刺激,二是印刷工业,三是租界环境。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只有5种期刊,全部在上海。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的1902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1902到1911年这十年当中,中国有了170家出版社。[9]仅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以后,就出现了至少30家小说出版社,有21家以“小说”作为名字的期刊。 [10]晚清时代一共有90种期刊,上海有75种,占83%。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梁启超无疑是中心人物之一。

   在《新中国未来记》之前十年,韩邦庆在18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业小说杂志叫《海上奇书》 [11]。《海上花列传》 [12]虽然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中文小说(后来也只有《老残游记》可以比较),但以吴语写成,读者范围有限。张爱玲晚年,曾将小说从吴语译成国语。 [13]另一个与中国新小说起源有关的事件是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刊登征文启事:“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原来梁启超提倡的小说革命论,这位传教士说得更早。“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征文启事登在1895年6月的《万国公报》上。傅兰雅一生翻译过数百种著作,号称是“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征文小说后来收到162卷,但是没有一卷完全符合传教士的理想,所以勉强发了奖,小说没有印出来。1896年,傅兰雅去了美国,担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文学语言教授。王德威主编的英文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韩南教授的文章,说这些征文稿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的图书馆。 [14]这是一批“‘新小说’兴起之前的‘新小说’”,很有意思。

   简而言之,晚清四类小说,青楼狭邪、侠义公案、社会谴责、政治幻想,“五四”以后貌似第三类批判写实成为主流,其实不同文类传统各自发展,且互相渗透,但直接间接都受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影响: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15]

   这段名言,脍炙人口。不管赞同与否,文章气势、排比格局铿锵有力、震撼人性。主张“我手写我口”的同时代人黄遵宪赞叹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16]毛泽东后来形容梁启超的文风是,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 [17]仅就文字、文风、文章气势,已经先声夺人。

   梁任公把小说抬到那么高的位置——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都要新小说——一方面,显然对后来鲁迅等人用小说启蒙救亡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表面激烈反传统,其实内心还是延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梁启超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构成了百年中国小说的内在精神矛盾。就像黄克强李去病的思想矛盾,贯穿了百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在大力宣传新小说的同时,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采取了激烈否定态度。他认为旧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 [1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批评中国国民有几个要不得的思想——状元宰相思想、佳人才子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皆来自旧小说。所以,“旧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虽然梁启超在理论上把小说抬得这么高,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却更看重诗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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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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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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