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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交结日本朝野

更新时间:2021-11-01 10:18:32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一)再到扶桑

   当时欧洲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华侨也少,孙中山虽想鼓吹革命,但没有对象。1897年7月1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孙中山离开英国,经加拿大,于8月16日(七月十九日)抵达日本横滨。横滨华侨多。当时,旅日华侨约5200多人,横滨有3252人,占总数的60%以上。横滨离中国近,交通方便。到了横滨,孙中山就有可为之地了。

  

   孙中山回到日本时,陈少白正准备赴台北建立兴中会分会,他对孙中山说,“满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之后,近年来不知搅到一个什么地步”,“我能够在那里活动活动,或者也可以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孙中山支持陈的计划,陈少白于是离日赴台。

  

   (二)交结日本朝野

   日本自1868年(清同治七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了一股提倡天皇主义、国粹主义和大亚洲主义的热潮。1881年(清光绪七年),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创立玄洋社,以平冈任社长。该社标榜忠于天皇,热爱日本,保护人民权利,表面上是民间团体,实际上和日本政府及军方有密切的联系。其活动特点为:托言援助亚洲革命党人,目的则在于培植亲日势力,实行扩张主义。1884年(清光绪十年),该社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以内田良平为中心,头山满为顾问,成立黑龙会,谋划在中国东北、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以及朝鲜等地开展扩张活动。1908年,头山满进一步搜罗没落士族,即所谓“浪人”,组织浪人会。其成员或直接由外务省、军部派遣,或接受财阀、政客的资助,到中国进行侦察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被称为“大陆浪人”或“支那浪人”,这批人遂成为玄洋社的别动队。

  

   明治维新之后兴起的另一股热潮是研究亚洲,研究中国。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日本成立东亚会与同文会。东亚会由陆实、三宅雄二郎、犬养毅、池边吉太郎、平冈浩太郎等二十九人组成,以研究时局为目的,主张邀请正在中国鼓吹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入会。同文会则以启发中国人、匡救东亚时局为宗旨,由井手三郎、岸田吟草、宗方小太郎等人所倡导。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底,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成为东亚同文会。该会的不少成员后来都到中国活动,联系维新、革命两派人士。

  

   孙中山到横滨后数日,日人平山周与宫崎寅藏迅速来访。平山周(1870—1940),号南万里,日本福冈县人。早年与宫崎寅藏同学于东洋英和学校。1897年,经日本众议院议员、进步党常务委员犬养毅斡旋,接受日本外务省秘密资助,赴华南调查秘密结社情况,同时寻访孙中山行踪。他从英文报纸获悉孙已从欧洲东返,立刻回国。宫崎寅藏(1871—1922),本名宫崎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出身日本熊本县的下级武士家庭。与兄长宫崎八郎、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四人,合称为宫崎兄弟。年轻时,向父亲学习过剑道刀法。后入东京专门学校,接触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关注亚洲革命运动,立意帮助中国革命,并皈依基督教。1892年来华了解民情,熟悉语言。1897年与平山周同时受外务省资助,接受到中国调查的任务,因病未能与平山同行。不过,他后来还是赶到香港,参加调查。

  

   宫崎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后,向孙询问革命的宗旨和方法、手段。孙中山答称:

  

   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

  

   孙中山强烈批评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观点,赞美共和是中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古已有之。为避免地方豪杰割据和外国列强入侵,只有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建立共和政治。他说:为了“拯救中国的四亿苍生,驱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人道,关键只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他表示: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但中国人却沦为“三等奴隶”,自己为此焦灼万分,“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但倘若另“有豪杰之士慨来相援”,就甘心退让,“自服犬马之劳”。 [1] 听了孙中山的一席话,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魅力征服了,决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他写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宫崎和平山离开孙中山寓所后,又回来继续谈话。孙中山本来急于赴越南,联络同志,到云南发动起义。平山以日本比较安全,劝孙留在日本,孙中山遂改变计划,写信给陈少白,劝他自台湾返回日本。

  

   平山、宫崎见到孙中山后,迅速到东京向犬养毅报告。犬养希望将孙中山控制住,以为他日之用,便表示:“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平山、宫崎遂陪同孙中山拜会犬养毅。辞出之后,住宿对鹤馆,登记时,孙中山希望用假名,平山代填中山二字,孙中山夺过笔来,继续写了一个“樵”字,并说:“是中国山樵之意。” [2] 自此,孙中山即以“中山樵”的假名来往于东京、横滨之间,陆续结识外相大隈重信、内务相副岛种臣以及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秋山定辅、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菊池良一、萱野长知、宗方小太郎、久原房之助、犬冢信太郎等人。这些人,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曾经在不同时期,以各种方式,支援过孙中山和中国革命。

  

   (三)讨论武装起义计划

   在日本时间多,孙中山与宫崎、平山,特别是宫崎有过多次笔谈,讨论在中国举事、联络日本朝野人士等多方面的问题。宫崎建议,中日合作,共成亚洲盟主,阻遏西方势力向东发展。孙中山同意宫崎的意见,但认为,先合者胜,必须抢在欧人结盟的前面。他说:“瓜分之机已兆,则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 [3] 孙中山相信,中国已如“枯木之山”,只要“一星之火”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焰。关于首义之地,孙中山提出“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三原则。十多年前,孙中山就曾考察过江苏海州,但他还是钟情于广东沿海的惠州、潮州、嘉应三地;认为当地民风强悍,居民十之八九是三合会会员,久有反清复明之志,又邻近台湾,便于接济军火。 [4]

  

   (四)和改良派的最初合作

   孙中山早有和康有为、梁启超联络的准备。他提出,邀康有为来,惊动太大,拟邀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东来,共商大事。横滨华侨早有开办中文学校的打算。孙中山也曾与犬养毅计议,在东京开设中国语学堂,招揽同志,担任教习,暗中商量举事。至此,适逢中华会馆校董与孙中山商量,拟向国内聘请新学之士来日担任教员,孙中山遂建议定名为中西学校,推荐梁启超为校长。学校总理持函到上海会见康有为,当时,梁启超正在主编《时务报》,康有为遂推荐学生徐勤代替,并改名为大同学校,亲书四字为门额。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先后流亡日本,两派合作问题提上日程。

  

   注释:

  

   [1] 平山周签注,见《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油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2页。

  

   [3]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2—184页。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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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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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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