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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安:中西宗教改革之比较——从路德到加尔文与从太虚大师到星云大师

更新时间:2021-10-28 15:18:50
作者: 吴小安 (进入专栏)  

   中文摘要:发生在欧洲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精神革命和社会革命,西方现代性的自由思想、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经济伦理、科学理性精神和理性主义哲学等等方面皆有赖于其孕育和培植。而中国的佛教改革,肇始于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运动在台湾亦方兴未艾,成果卓著,重建佛教之信仰,扭转了明清以来佛教边缘化之颓势。而路德与太虚大师皆以理论见长,加尔文与星云大师则都以非凡的实干家闻名,且如果把这两场宗教改革放在一个现代化的视域中,相较于各自的传统宗教,考察它们如何做出创造性的阐发;教义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在哪里;有哪些形式上的不同,发现它们想通之处颇多,足可玩味。

   关键词:宗教改革 因信称义 天职 上帝预选说 人间佛教 菩萨道

  

  

   英文摘要

   The Reformation in Europe is a massively spiritual and social revolution, protestant culture gives birth to the conception of freedom, nation states, democratic politics, economic ethics, scientific spirit and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in western modernity. And Chinese Buddhist reform, began in Master TaiXu, Humanistic Buddhist movement in Taiwan has also achieved great success,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faith, reversing the decline of Buddhism marginalizatio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And Luther and Master Tai Xu known around the world as theorists , so are Calvin and Master Xing Yun both as extraordinary doers, and if putting these two religious reform in a modern Perspectiv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religion, studying how they made creative exposition; where are the different focuses they emphasized; What are the different forms between them, we found so many similarities which are enough to ponder.

  

   KEY WORD:

   religious reform, justification by faith, divine duty,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Humanistic Buddhism, Bodhisattva Path

  

  

  

   前言

  

   欧洲的宗教改革始于马丁′路德,其改革的核心就是提出了因信称义说和更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天职”观,前者强调诚心皈依上帝即可得救,但随着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来的是,人要靠自己的行为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后者认为某人从事的世俗的工作是上帝的召唤,获取这个职业,并坚守岗位,才会为上帝所喜,路德把神圣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的职业结合在了一起,稀释了传统主义的“反商情节”,但是路德从未正面肯定过资本主义式的经营方式,到了晚年更是走向神秘论,强调神意的作用,于是与“天意”思想相称的传统主义气息愈加浓烈。而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使原先支持路德的人民和诸侯倒戈,且罗马天主教调动一切力量,包括世俗政权、人文主义学者联合围攻路德宗。路德宗内部又分歧严重,内忧外患,一度濒临崩溃。随后欧洲宗教改革的旗帜就由德国转向瑞士、荷兰,这些宗教改革的后继者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加尔文了,尽管他并不是路德的嫡系子弟,但却继承和发展了路德的思想,以更不妥协的态度与传统主义决裂,他的“上帝预选说”认为,谁是上帝的“选民”虽是个奥秘,但人可以凭借自己对基督的信心和按《圣经》的准则行事来获得救恩的确证。“选民”在现世的使命是尽力遵守上帝的诫命,在社会上有所成就,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他认为做官执政、经商赢利、放债取息、发财致富和担任神职一样,都是受命于上帝,财富不是罪恶,而是蒙恩的标志,只要在道德质量上不违背《圣经》,在财富使用上不挥霍浪费,就应该鼓励人积累财富。所以路德的“天职”宗教观念及其新教工作伦理,在加尔文主义的发展中成为了入世禁欲的新教伦理观,在韦伯看来他的“上帝预选说”在信徒中施加了更强烈的心理压力,终于逼出了独特的社会组织型式,以及“入世禁欲主义”的生活形态,孕育了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样式和经济风格,最终造成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中国近代的佛教改革运动始于太虚大师,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阶级、社会矛盾都十分尖锐,表现在社会意识领域内则是新旧思想的剧烈冲突,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挑战,而佛教还面临着基督教传布的压力,太虚的改革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佛教内部的救亡图存的反应。太虚首先提出了以大乘菩萨道来代替中国传统佛教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 的解脱道,即以大乘的佛教伦理观指导佛教徒的信仰和实践 :

  

   “旨在以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学修菩萨胜行,而隐摄天乘二乘在菩萨中,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即人即菩萨而进至于成佛,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1]

  

   其次在大乘佛教理论的指导下,太虚提出了学佛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尽到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 :

  

   “我们毕竟是人世间的人,我们不是披毛戴角的动物……我们从生身起以至老死,每天所需的衣食住行之具,从何而来? ……这些资生的赠与,都是仗人类互助的能力— — 大众的力量而得到的。……换句话说, 你的生命完全依靠社会大众的能力来维持滋养。所以,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凡是社会各种辛苦事业,你要耐劳的去做。”[2]

  

   太虚试图扭转佛教主流“重死轻生”的传统,使佛教真正扎根在社会实践的土壤上,实现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结合。但因为时代所限,太虚的改革原则并不那么明确,很多方案只是设计在先,脱离实际,甚至前后抵牾,1947年太虚大师圆寂后,“教内呈现的一片荒凉景象”,随后太虚大师的弟子还有星云大师陆续来台,开创新局面。星云大师尽管不是太虚大师的亲传弟子,“然而他们弘扬佛教、救度众生的悲心大愿一致,他们革新中国佛教的精神一脉,他们推进人间佛教的心意相通”[3],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迄于今,星云大师带领着佛光山僧团扬帆向前,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三百多所寺院道场,创设教育机构、佛教传媒、老人之家、孤儿院、编纂大辞典,捐建图书馆,“云水书车”活动,“开今世佛教五百年新运” 。

  

   相较而言,中国大陆的佛教现代化的进程还显滞后,尽管大陆佛教的社会地位虽然自文革之后有所改观,但是社会服务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故大体上社会对佛教的理解仍然流于“看破红尘”的出世宗教。但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急剧变革,民众对佛教有着爆发性的需求,如何改进思路,“从目前‘鬼打墙’的吊诡现状改进为‘佛跳墙’而海阔天空的格局”[4]是整个中国大陆佛教界所思考的问题。今天大陆的佛教改革也需要借鉴和模仿东西方宗教改革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台湾佛教发展的成功经验,因为他跟我们同根同祖、同文同宗,汲取他们的改革“理念”,以期迎头赶上,不负如来。正如韦伯所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个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进着行为”。

  

  

  

   一、       马丁′路德与太虚大师

  

   (一)    路德与太虚大师宗教改革的背景:

  

   新教改革的背景不外有二,首先、罗马教廷对德国的搜刮,德国被戏称为“教皇的奶牛”导致了德国民众,包括诸侯和贵族的不满,其次、宗教的专制导致教廷自身的腐败,教廷的圣位可以花钱来买,神职人员道德沦丧,出售赎罪券敛财,信仰本身被亵渎。总之,教会的虚伪和堕落是马丁·路德奋起革新的根本原因。

  

   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则是内外交迫之结果。对外,列强环饲,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危亡立显,现代化的转型势在必行,唇亡齿寒,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佛教也必须要相时而动,谋生谋存。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基督教也不断褫夺着佛教的信仰阵地;且由民族危机而加诸佛教的“庙产兴学”风潮甚嚣尘上,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明确提出以佛道寺观,改充学堂。“科学主义”更是不可一世,成为评判一切价值之圭臬,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也大行其道,佛教自身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内,僧众自身素质低劣,信仰丧失,“数十年戒坛不开,丛林之规扫地以尽”,佛教末流不依经典,“绝迹空行,纵横排荡,莫可捉摸”,佛教的凝聚力不存。太虚大师本人则在青年时期接触到新思潮、新思想,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的书和严复的译着,“陡然激发以佛学入门救人救世的弘愿热心”,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邹容的《革命军》思想,让他认为“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需经过革命”。所以佛教的革命“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历史与社会的剧变中寻求转变自身、应对环境挑战、并试图创建新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及心灵秩序的宏大实践的一部分”[5]。

  

   出于各自时代的改革要求,太虚大师和马丁路德分别愤然而起,提出各自主张,对治时代之痛。

  

  

  

   (二)    马丁·路德的天职观和因信称义说

  

  

  

   (1)路德的“因信称义”说:

  

基督教自罗马时代由中东传到欧洲,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成为欧洲中古时期“神权政治”的基础,当时的教皇拥有绝对的权威,教堂通常矗立在城镇或村落的中心,教会的神职人员掌管着所有居民有关出生、受洗、结婚、死亡和灵魂得救的大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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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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