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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略论《论语》的传承与训解

更新时间:2021-10-28 10:31:30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虽然《论语》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相当一部分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学者,对《论语》的传承、地位和影响,并没有系统了解和深入认知。本文从总体上就《论语》传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基本地位,作具体阐述。

   一、论语的书名

   《汉书·艺文志》里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这是说明《论语》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书籍。“之语”包含两部分,一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孔子回答弟子及当时一些人的问题;一是“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弟子之间相互讨论以前听到的夫子说过的话。《艺文志》还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孔子应答弟子、时人讲的话,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夫子去世以后,门人把这些“之语”加以编辑整理,所以叫做《论语》。在这个讲法中,《论语》之“论”被解释为“辑而论纂”,“语”是孔子和他弟子讲的那些话。[1]

   东汉末《释名》认为《论语》是“纪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释典艺》),这句话比较简明,是说《论语》就是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之间的谈话。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篇》里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这个讲法更完整一些,表明《论语》里面不仅记载了孔子之言,还记载了孔子之行。同时,在赵岐的《<孟子>题辞》里面也讲到“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 《论语》”,并说“《论语》者,五经之馆鎋,六艺之喉衿也”。[2]其实在孔子跟他弟子对话之外,《论语》还有一小部分记载了他的弟子的一些言论或者言行,这在整个《论语》里面占的分量比较小,可以说是附属于“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关于《论语》书的内容,应该说上面都讲清楚了:主要是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当然还有一小部分记载了孔子弟子,比如曾子、子贡、有子等弟子的言行。

   《论语》中的“论”字,照《汉书·艺文志》来讲是“辑而论纂”,即编辑整理的意思。《释名》认为“论,伦也,有伦理也 ”(《释典艺》),论就是伦理,伦理也就是次序的意思;它把“语”解释为“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释言语》),语是自己讲的话,论是把它整理得有次序。有关“论”“语”这些字在汉代还有一些其他的表述,比如汉初《毛诗传》里面讲到“直言曰言”,我直接说自己的话;“论难曰语 ”,跟别人辩论问题,这叫语。郑玄《周礼注》中说“发端曰言,答述曰语”[3],“语”主要是讲对别人的一种回答,这也是汉人的一种区分。

   《论语》在古书里面有记载和引用。如在《礼记·坊记》说:“《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里完整出现了《论语》书名。《史记·李将军列传》引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汉书·宣帝纪》里也说“《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史记》《汉书》里面引用了《论语》中的话,但是成为了“《传》曰”。据汉人和后来有些学者的区分,如张华在《博物志》卷六里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史记》《汉书》引孔子的话,把它称为“《传》曰”,是因为它在当时还不属于“经”,所以把它称为“传”。此外,还有一些书里面称其为《语》,或者称为《记》。《孟子》书中有二十九章引用了孔子的话,这些话见于今本《论语》的有八段。可见,在孟子和《礼记》的时代,《论语》这本书应该已经辑定了。

   这里简单地提一下近代以来对《论语》的辨伪研究。清朝乾嘉时代的崔述最早致力于古史的辨伪。五四以后,顾颉刚先生继承了这个传统,编了《古史辨》。在崔述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若干这样的工作,他的《洙泗考信录》应该说是对《论语》的辨伪研究,主要就是对《论语》里面的篇章提出了一些质疑。

   比如他认为,我们今天看到《论语》并不是孔门传下的《论语》的原本,也不是汉代鲁国传下的《鲁论语》的旧本,他认为这里面已经出现了篡乱和续补,就是说篇章可能乱了,次序颠倒了;续补是说孔门《论语》编好了以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本子又续增了一些内容。其基本的结论是:今本的《论语》二十篇中的前十篇是最纯粹的,没有什么篡乱、续补的地方,而《论语》后十篇与前十篇大不相同。首先就是文体不同,尤其是最后五篇更可疑,他的理由是,《论语》前十篇通例称呼孔子为子,但是后五篇不称子,而称孔子或夫子,于是他就认为这五篇应该是后人续入的,不是孔门的原本。

   如果我们从材料的真伪的角度来看,后来续入的材料也可以是真材料。比如,前十篇可以是七十子辑订的《论语》,后十篇是七十子的后学把他们所收集的资料继续加入到了《论语》之中,这些材料虽然是属于续补,但是内容还可以是真实的,所以就不能用辨伪这个概念模糊了内容的真实性。崔述的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论语》研究者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国外特别是对美国学者有一定的影响,个别的美国学者不仅把它看成定论,甚至把它推向极端,这是非常不恰当的。[4]

   二、《论语》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汉代刚开始时候,因为遭到秦朝焚书坑儒以后,很多经籍的传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相当一大部分经典是凭经师的口耳记诵才传承下来。《论语》也是一样,因为是凭经师的口耳记诵,所以不同的经师传下来的本子就有所不同。“汉兴,有齐、鲁之说”,是说主要有两个传本,一个是《齐论语》,一个是《鲁论语》。

   第一个是《鲁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论语》二十篇。据北宋邢昺《论语注疏》记载,他认为《鲁论》的篇次跟今传《论语》相同,就是说《鲁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的篇名、篇次是相同的。因为它是鲁国人所传所学,所以汉代就称为《鲁论》。在西汉的时候,有不少传《鲁论》的学者,据《汉书·艺文志》里讲“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 ,皆名家”。汉代《熹平石经》所刻的是《鲁论》,但是刊本我们今天看不到了。1973年在河北定州的西汉墓里面出土了竹简《论语》,这个竹简《论语》也可以说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但保存下来的内容不到今本的二分之一。据说里面有“鲁论”的文字,一般认为,定州的《论语》与许慎所见到的古文《论语》(鲁壁里面发现的古文的《论语》)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是古文的《论语》,它与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差异,应当属于今文《鲁论》的系统。可惜因为受到当时地震的影响,有很多简都遭到了损坏。

   第二个是《齐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它有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了《问王》和《知道》两篇。何晏《论语集解》序文里说“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5],就是说不仅它多了两篇,而且前二十篇里面的字句往往比《鲁论语》要多,即它前二十篇的题名和《鲁论语》是一样的,但是文句、字数多少还是有所不同的。传《齐论语》者,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汉书·艺文志》)。2015年在南昌西汉的海昏侯墓里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据目前披露的消息说,出土的《论语》是《齐论语》,是因为它里面有《知道》篇,这样我们在今天的出土文献里面也可以看到齐论的一些真面目了。目前,海昏侯竹简还没有公布,保存的完整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还不了解,但的确也是研究《论语》的一个好消息。可以说,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定州论语以来,海昏侯出土的竹简为我们研究《论语》提供了新的文本资料。

   第三个是《古论语》,《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鲁共王觉得自己的宫苑小,就把孔子的故宅拆毁,然而从中“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论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尧曰》分成上下两章,下章叫做《子张问》。不仅它在分章上多了一篇,而且在《古论语》每篇的次序与《鲁论语》《齐论语》也有所不同,后来南北朝的皇侃说《古论语》“以《乡党》为第二,以《雍也》为第三”[6],而我们现在的传本是《为政》第二,《八佾》第三,故可以说《古论语》的篇次与《鲁论语》《齐论语》也有所不同。除了篇次不一样,异文也是存在的。东汉桓谭在其《新论·正经篇》里指出,《古论语》与《鲁论语》《齐论语》相比“文异者四百余字”。孔安国曾对《古论语》做过注解,其注解被何晏的《论语集解》采纳了。

   第四个是《张侯论》,何晏《论语集解》里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他觉得《鲁论语》《齐论语》哪一个版本比较好,就采纳哪一种说法;“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7],他的《张侯论》在当时很受重视。《隋书·经籍志》中说“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是说《张侯论》把《齐论语》中《问王》《知道》两篇去掉,把《鲁论语》二十篇作为定本,这是强调《张侯论》主要是依从了《鲁论语》的文本体系。所以如果我们从西汉下来看,《鲁论》《齐论》以后,《张侯论》成为最为流行而且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论语》文本。郑玄也是依据这个本子来作注,一直流传到今天。

   三、《论语》的单注本

   西汉孔安国对《古论语》已经做了训解,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论语》注解本。除了《古论语》注本以外,《鲁论》《齐论》也都有注本出现,特别是《鲁论》郑玄的注本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何晏《论语集解》序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8]。后来《隋书·经籍志》著录了郑注《论语》十卷,又说“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张侯论》也是以《鲁论》为本,郑注本以《鲁论》为本,据后人研究,它的读音参考了《齐论》《古论》,也有学者认为它的读音主要是以《齐论》《古论》为依据,但也保留了《鲁》读数十条。我们今天现行的《论语》的来源,主要就是这个郑本。

   在隋唐间,当时的《论语》最流行的就是两个本子,一个是何晏的《论语集解》本,一个是《论语郑注》本,是一直到隋唐都最流行的本子。

   由于《论语郑注》在当时非常流行,所以我们晚近的一些出土文书、文献里,也发现了郑注本的残卷,主要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都发现了《论语》郑注本的残卷,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有半部《论语》之多,其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异文。郑注本在宋代以后已经亡佚了,所以敦煌和吐鲁番里面出土的这些残卷,能够帮助我们看到隋唐以前郑注本的原貌。因为吐鲁番出土的这些残卷时代比较早,是属于十六国时期(约公元309年到439年),所以这些残本的发现也是珍贵的。

在敦煌的文书里面发现的唐写本的郑氏注有篇题,篇题下面注有“孔氏本、郑氏注”,就是说这个本子它本来是孔安国所传的本,即《古论语》本,然后由郑玄作注,但是这个说法与《汉书·艺文志》的讲法是不同的。因此唐写本的研究者就认为这个“孔氏本郑氏注”这个讲法可能是书商所为,书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增加了“孔氏本郑氏注”。其实关于郑氏注的底本,我们应该还是从何晏之说。出土的郑氏注的写本,在近代以来也还是受到学者的注意,比如罗振玉、王国维,都专门对《论语》的郑注残卷做过研究。罗振玉就认为,唐写本的篇次同于《鲁论》,“此卷乃题孔本,初不可晓”[9],篇次明明是《鲁伦》的篇次,为什么写成孔氏本?罗振玉认为应该是据《古》正《鲁》,它还是以《鲁论》为本,但是参考《古论》做了一些校定。王国维也认为,“郑氏所据本,固为自《鲁论》出之《张侯论》,及以《古论》校之”。[10]可见,近代的一些学问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出土文献里面的一些《论语》文本。如果讲郑注的特点,那就是重训诂、音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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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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